原載於《理財一週報》，2008年12月27日
股市永遠出人意料，誰能預見2008奧運年的A股竟然會下跌60%多！
究竟是什麼摧毀了牛市？中國經濟將走向何方？下一輪的牛市邏輯在哪里？
理財一週報：今年A股大跌了近六成多，對此您是怎麼看的？是什麼摧毀了大牛市？
袁幼鳴：討論今年股市為什麼巨幅下跌的角度很多，我以為把股市視為中國經濟系統中的一個子系統，更易於獲得比較準確的答案。今年5月份我寫了兩篇文章——《管制之禍》與《解套方案》，之後就不再談股市了。在《解套方案》裏我明確提出，之後股市怎麼走全看政府經濟政策了，此話說完我也就無話可說了。
在此，我無意將所有責任都推給政府。事實上，自2004年以後，行政力量在中國經濟系統中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到去年底今年初，為了控制通脹，又是搞價格管制又是猛收流動性，“宏觀調控”已經全面制約微觀經濟活動，既如此，自然得為所產生的後果負責。
在此視角下不難發現，今年股市大跌固然是各種因素綜合作用、集體爆發的結果，其中一個難辭其咎的主要原因是政策失誤。上半年我們可以看到很多打壓股市的政策，手段非常嚴厲。即使在美國次貸危機顯性化、熱錢撤離的時候，管理層還允許平安出臺天量融資方案。貨幣政策也一路緊縮，汶川大地震後不到一個月，一舉將存款準備金率上調1%，現在回頭看，這些舉動均屬於誤判。
我寫《解套方案》時，整個經濟形勢已經很嚴峻，金融系統對實體經濟不支援進一步惡化著形勢，然而，直到7月份，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的成員仍然高喊繼續緊縮，三季度政策幾乎沒有作為，直到進入四季度，經濟政策才有180度的大調整。不得不說，那些充當經濟政策制定諮詢物件的所謂專家、智囊是低品質的，要為包括股市大跌在內的經濟惡化負責。
理財一週報：今年股市的跌幅是A股18年之最，那麼除了政策上的誤判外，還有哪些因素也導致了現在這樣的局面？
袁幼鳴：貨幣政策之外，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和對發達國家實體經濟的衝擊凸現中國經濟的結構性問題，無疑也是股市大跌的深層原因。股票定價是一個心理博弈過程，如信心喪失，市盈率、市淨率等指標將變得沒有意義。實體經濟中的消費也是這樣的，一旦人們發現要過冬了，要失業了或者收入要減少了，心理上馬上會逆轉。
其實，中國經濟存在嚴重的結構性問題大家是知道的，但一旦全球經濟出現問題，就會讓中國經濟深層次的問題裸露出來，這種情況下，股市會做出反映，甚至某種程度的誇大反映。而儘管一些歧視中國股市的人拒不承認，事實卻是，中國股市發展到今天，已經在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之間建立依存關係，城市中產階層的個人財富、財產性收入、個人消費與個人金融資產關聯性很大，當中產階層的金融資產出現大面積縮水的時候，當然會影響消費行為，影響實體經濟。
理財一週報：既然中國經濟嚴重依賴外需，但為何管理層對美國金融與經濟危機缺乏預警呢？問題的根源在哪里？
袁幼鳴：現在一些平時話很多、“十處打鑼九處在”的人聲稱誰也沒有本領預測世界經濟趨勢，這是不負責任的。一些專家對美國的金融與經濟危機到底嚴重到什麼程度缺乏研究、認識和預警，說到底是態度和能力都有問題。一些人在一些不是很大的事情上顯得特別較真，義正詞嚴，頗為捍衛我們這個經濟體的利益，骨子裏卻很迷信美國。
美國的許多制度安排是利益集團博弈的結果。美國缺乏貸款償還能力的階層其實是沒有資格通過金融服務獲得住房的，但美國政府通過房利美和房地美兩家公司貸款，讓沒有償還能力的人也獲得了房產。沒有償還能力怎麼辦？只能靠依賴房價上漲的金融遊戲支撐。這樣的行為已經不是自由經濟行為，而是一種政府行為、政治行為。
這些貸款被製作成金融衍生產品，拿到華爾街去賣時，雷曼兄弟等老牌投行的人不是不知道有風險，但既然交易起來了，不參與也不行。華爾街的人相信對沖，但對沖是有條件的，如果五個杯只有三個杯蓋，最後歸宿就會穿幫。
對此，我們缺乏研究且迷信美國人的能力，我們的很多投資都是在沒有搞清楚的情況下進行的，比如說對黑石的投資。如果我們對他們有個基本的判斷的話，我們會這麼投資嗎？
我們的專家、智囊甚至把預警聲音當作耳邊風。在世界經濟論壇上，很多人包括美國人都認為有50%以上的可能性爆發金融危機。但是，我們的學者型金融官員沒有把這些話當回事情。中國無法撤回對美國的投資或許有經濟之外的原因，但做好對來自美國的衝擊的準備是有緩衝期的。遺憾的是我們並沒有做到，甚至毫無準備。
源于美國的全球金融與經濟危機對中國經濟衝擊很大，奇怪的是，國內還有些人“打腫臉充胖子”，覺得輪到我們救世界經濟了。事實上，由於中國經濟本身存在的結構性缺陷，要付出的代價是很大的。如果不需要付出代價，如果全球金融與經濟危機沒有對中國經濟全局產生影響，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怎麼會定下“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的基調呢？
理財一週報：從近兩個月的各項宏觀統計資料來看，中國由於結構性缺陷所付出的經濟代價已經非常明顯地顯現出來，那您能具體解讀一下中國經濟存在的結構性問題嗎？
袁幼鳴：所謂經濟結構是一個層次性很強的概念。經濟結構可以從多個角度剖析。中國經濟長期保持高增長，一部分中國人非常自戀或者人云亦云，硬說中國奇跡無法解釋。其實，中國經濟高增長的核心原因就是擔當了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工廠角色，跨國公司主導的產業價值鏈全球化分佈的原則是誰有比較優勢就把活給誰幹，中國勞動力廉價、資源廉價和願意承受環境污染，製造業自然向中國集聚。
有資料顯示，在產業價值鏈上，前端的研發環節增加值達到60%以上，後端的管道環節增加值達到20%以上，中間的製造環節增加值則不到10%。中國的比較優勢正是中國經濟的結構性問題所在，靠資源倒貼發達國家、長期壓低勞動力成本和不顧代價倫理污染環境的增長已經無法持續下去。
你成了世界的工廠，你的經濟自然對外依存度大，所以當美國和其他國家出現金融危機的時候，就會給你一個直接影響。有些學者認為，計算外貿減少的數字，好像影響也不算大。這是沒有看到中國經濟另有結構性問題，就是這一部分的減少是沒法彌補的，同時會引起多米諾骨牌的效應。
因為勞動力廉價，假使算總賬，全體國民的勞動收入增加也長期遠低於GDP增長，製造業的農民工更是10多年不漲工資。他們本身就沒有積累，一旦受到衝擊而失業，將陷入生存困難。我們貧富懸殊，農民工沒有集體談判能力，按照馬克思的觀點，勞動的價值由勞動者養活自己的成本、學習技能的成本以及勞動力再生產（養育後代）成本等部分構成。然而，我們的農民工勞動力成本沒有達到馬克思描述的標準。
在中西部有4500萬留守兒童，為什麼會有留守兒童，因為他們的父母在城市裏無法養活他們。也就是到了最近一兩年，在新勞動法支持下，勞動力才有所漲價，對此，以張五常為代表的一批人還在那裏高聲叫駡，難怪有人認為經濟學家和既得利益者，包括自以為是既得利益者的沒頭腦的人不講道德。
從財富分配的角度講，另一個嚴重的結構性問題是政府收入增長太多、太快。2007年，不計國企利潤和雜費收入，政府收入已經超過9萬億元，達到GDP的40%。政府經濟行為和國企高比例佔用包括金融資源在內的經濟資源，遇有宏觀調控，民營企業往往首當其衝。這些都是中國經濟運行品質不高的原因。
理財一週報：為了刺激經濟、保增長，11月國家提出了4萬億元的投資計畫，那麼4萬億投資究竟能否保住中國經濟呢？
袁幼鳴：為實現“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目標，中央政府計畫投入4萬億元，加上地方政府投入，會有10多萬億元。我認為，這些巨量資金如果主要投于基礎設施建設，自然能起到“保增長”的作用，但對於“調結構”，效果未必彰顯，會拉動生產型的內需，但未必能改變消費在經濟總量中占比不足的狀況。
鑒於經濟存在嚴重的結構性弊端，“調結構”對中國經濟的良性發展更為關鍵。資金主要投于基礎設施建設，保護的是生產資料產能過剩，其實是在把矛盾後移。我們現在的情況是生產資料產能過剩，消費資料產能也過剩。消費資料過剩的原因是消費能力不強，不是因為消費供給太大，美國經濟的一大特點就是消費能力很強，美國的金融體系就是用來支撐消費的，美國一旦不消費，全世界經濟就感冒。我們無疑需要逐步從美國制定的這套遊戲規則中解脫出來。
起碼各級政府計畫拿出的資金的一部分應該用於拉動消費。改革開放已經三十年，國內的不少人對市場經濟的理解仍然存在很大問題。舉個簡單例子，不久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蒙代爾主張中國政府向全體國民發消費券，蒙代爾是有一套分析框架的，並非國內反駁他的學者與時評家想像的那麼膚淺。
有人從道德上考量，覺得平白無故讓老百姓拿錢不好，覺得應該以工代賑，提供以工代賑的自然是政府項目、基礎設施項目。其實，你甭操心老百姓因此變懶，中國人是勤勞的，那些在製造業工廠流水線一天工作10多個鐘頭，用非常高的勞動強度每月換來的1000多塊錢的農民工就是明證。有人則認為，即使發了消費券，由於老百姓沒有信心，未必會消費，甚至會將其以一定的折扣換成現金放進口袋，另一部分人則會產生替代效應，不花錢而用券，消費總量仍然沒有增長。
就事論事，後面一種說法有一定道理，但是論者不妨考慮一下，順著發消費券的思路，政府大規模“還錢於民”將是什麼效果。如果政府說，老百姓不是沒有信心消費嗎？我們再減稅，我們再告訴你收入分配將調整的，政府不要用那麼多的錢，每年只需要收入5萬億元了，我們把更多的錢還給老百姓，越是弱勢群體得到的越多，你們還是沒有信心消費嗎？所以不能孤立地看這個問題。
理財一週報：調結構確實是更長遠的戰略目標，但問題是怎麼調？
袁幼鳴：要實現“調結構”目標，分配制度必須改革，不管採取什麼形式，最終做到讓更多財富由老百姓共用，百姓有了財富與信心，消費自然會上升。
拉動消費，大力發展服務業也具有重大戰略意義。中國經濟的結構性問題又一個是一二三產業比重需要調整，主要是第三產業比重仍然太低。
消費者服務業和生產者服務業均有很大發展空間。發展服務業需要進一步對外開放，總結改革開放30年歷程，不能只看到成績，還要看到問題所在。對外開放不足的一個主要領域就是服務業。
其實，服務業開放對產業結構優化是有重大促進作用的。外來先進服務業企業可以帶來顯著的溢出價值，體現在知識溢出、技術溢出、商業模式溢出等多個方面。比如把動漫製作市場開放了，本土的動漫製作水準也會快速提高。如果你一直封閉，表面上保護了市場，本土企業將在低水準上徘徊，本土市場做不大，更不可能有朝一日走出國門在國際市場上分一杯羹。
在近日廣東召開的一個會上，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教授許小年認為，中國提高消費的潛力是非常巨大的，特別是服務業消費。通訊、教育、媒體娛樂、醫療衛生等等都是我國服務業的發展方向。
許小年說：“要知道，中國的服務業發展比印度還要落後!像洗頭、搓腳這樣的服務業將得到巨大的發展。”有媒體報導許小年的觀點以“洗頭搓腳是朝陽行業”為題，把嚴肅的財經新聞娛樂化了，這很不好。洗頭、搓腳讓人聯想到腐敗，估計許小年會在網上會挨許多“板磚”。我對許小年對資本市場的一些看法一直是持反對意見的，但贊成他的以上觀點。
服務業對外開放的一個重點領域是教育，有海外學者認為中國大學以專業知識灌輸為模式是培養製造業工程師的，而美國大學以通識教育為模式是培養服務業和創造性研發人才的，並以“教育不轉型，國家只能賣苦力”概括其觀點。教育直接為國家競爭力貢獻人力資本，中國教育不符合經濟結構調整需要的落後與僵化局面顯然需要改變。
就基本消費之外的消費而論，其實中國城市中產階層除了上上餐館、泡泡酒吧、節假日旅遊旅遊以外，沒有什麼有品質的消費內容。因為消費供給是低層次的，所以也就無法產生旺盛的消費需求。如果歐洲人不搞出環法自行車賽，西班牙鬥牛節，英超足球賽這類活動，他們的經濟就會出問題。無論是從提高國家競爭力上看，還是從解決百姓的民生問題、提高國民生活品質上講，都到了需要實施經濟轉型的時候。
理財一週報：那麼中國經濟結構的調整需要多久呢？在這個過程中股市會如何反映？
袁幼鳴：經濟轉型是一個過程，自然無法一蹴而就，但方向必須正確。何謂正確方向，就經濟政策供應而論，就是要以“調結構”為根本目的。經濟政策朝促進產業升級、增進消費方向制定，具體如何調整則要交給市場主體去完成。
中國要真正崛起為一個經濟大國，最終是需要把全球化分工產業鏈裏附加值最低的那一塊丟棄的。在這個問題上，如果說前些年還存在可議之處，當前中國經濟遭遇的“嚴峻形勢”、“嚴重困難”和“嚴峻挑戰”告訴我們，改變是必需的。
經濟狀況是股市的根本，我認為，如果中國經濟在轉型之路上踏實前進，將是股市的福音，股市發展將會有堅實的支撐。在一個長時段內，如果中國經濟轉型成功，那麼中國經濟裏面的一些好的因素就會發揮作用，包括城市化率存在巨大空間等。好的因素形成合力保障經濟以更加健康姿態持續高增長，中國的股市也會迎來一個長牛市。
理財一週報：根據目前的經濟狀況，如果就明年一年來看，股市會有行情麼？
袁幼鳴：如果明年美國經濟不再惡化了，對中國製造的需求洗牌後穩定了，我們投向基礎設施建設的巨額政府投資產生了許多需求，雖然這是把問題後移，股市情況有可能會好轉。
我剛才說經濟轉型是股市的真正福音，另一方面必須考慮到，股票市場在一定意義上是一種貨幣現象。股票市場永遠是一個博弈場所，股票的死多頭和死空頭始終不是也不應該是特別多。經歷本輪全球性金融危機我們可以發現，那些諄諄教誨投資者在股票市場上死抱價值投資理念的人愈發可笑。
什麼叫價值？沒錢了，流動性沒有了，值錢的東西也不值錢了。流動性充沛了，錢多了，不值錢的也值錢了。今天我１０元錢買進的股票是便宜的，過多少年後它一定該漲到多少，這就是價值投資，這是很扯淡的說法。
如果在這個角度看這個問題的話，即使中國經濟不如我們所希望的逐步往健康的、高端的方向轉型，資金全投向政府項目、基礎設施建設，一旦保住ＧＤＰ增長，再加上市場流動性變得充沛，股價還是會漲上去的。
我覺得這次全球金融危機給股民，包括給國內的經濟學家，市場分析人士生動地上了一課，你吸納與收穫多少就看你的悟性了。現在對明年會不會有行情，很多人看得極其悲觀。我覺得未必沒有行情，只要市場存在，總歸會有人去博弈的，這就是人性。現在機構悲觀，歷史經驗顯示，大多數機構在市場的關鍵時段都是判斷不准的，這也是市場波動得很厲害的原因。他們往往發現錯了再追進去，進去了再恐高，最後表現出一種無頭蒼蠅般的破罐子破摔操作風格。
無法說2009年要有大級別的行情，現在還看不到依據，但我覺得上證指數2009年來個20%～30%的上升是有可能的。大盤漲20%～30%，有些板塊可能會漲50%～60%，我覺得這很正常。
理財一週報：今年股市暴跌，基金受到的指責不絕於耳。事實上，今年的幾次行情都是遊資作為多方主力，基金幾乎是毫無作為。那麼我們應該如何看待基金的這種消極態度呢？
袁幼鳴：這裏有一個界限，就是在靜態的情況下，或在市場處於均衡狀態的情況下，我們可以指責基金不作為或惡性博弈。當這個均衡被打破了，再指責任何市場主體就喪失基礎了。
像我們講中國的比較優勢一樣，當全球市場均衡被打破了，外部需求衰竭了，你的產品再廉價也沒有買主。股市均衡被破壞有政策竭力打壓、國際金融形勢惡化、大宗商品出現價格拐點等原因，這種時候，任何市場主體都無法承擔維護市場穩定的責任。
我也指責基金，但我是在均衡情況下指責的。今年６月，全球金融與經濟已經出現問題，貨幣當局還在那裏收緊銀根，中小民營企業已經靠高利貸維持了，仍然不管它們死活。這種情況下如堰塞湖垮壩，市場崩盤是必然的，這時候你要求基金不奪路而逃是不公道的。在均衡的情況下面，成熟股市一般不會大起大落，但均衡一旦打破，西方市場不照樣大起大落嗎？我國的監管者應該多少從這次危機中西方市場的表現獲得一些啟示。
一些半灌水學者也不必再罵我們股市的大起大落了。當時，搞股改用了很多資源與政策去推動市場，它怎麼可能不大漲呢？漲起來了，又說市場不理智，非打壓下去不可，等到均衡不存在了，又說他暴跌不理智。拜託，講一點道理好不好。今後不要動不動就疾呼行政管制指數了。
理財一週報：大小非也是市場認為的下跌元兇，對於大小非的減持您怎麼看？是不是也會制約明年的行情呢？還有，是不是需要平准基金？
袁幼鳴：大小非對市場造成的波動也是一個博弈行為。上半年，銀根收得那麼緊，大小非缺錢，不缺錢也可以放高利貸，市場下跌趨勢勢不可擋，大小非可以出貨為什麼不出啊？如果明年週邊的市場基本上走穩了，全球金融風險釋放得差不多了，實體經濟也開始穩住了，大小非也未必會放出來一批就減持一批，主要是看趨勢。現在獲得資金比較容易，資金成本也降了下來，為什麼非賣股票套現不可呢？市場主體永遠處於對機會成本的計算之中。
我一直主張市場需要出臺平准基金。誰都知道市場有神秘資金，這樣還不如公然搞一個平准基金。如果市場恐慌，你可以宣佈平准基金已經在接盤，平准基金用光了，那就宣佈接光了，沒辦法接了，這也是一種公開透明的說法啊。
平准基金不能出臺同一些反對它的嗓門大的人事實上不懂何謂平准基金有關，他們稱平准基金是為少數人群利益服務的，看不到它與經濟全局的關係，這是嚴重缺乏金融學常識的。
展望2009年，我覺得應該用更靈活的觀點看待市場機會，經歷了這麼多風雨，投資者應該變得更成熟，而成熟的標誌就是加大靈活性和彈性，看問題要有分析框架，做到多層次、多角度。到目前為止，我主張2009年以一種“長的短線”的心態看待市場機會，要麼不介入，一旦介入，還是要跟著熱點走，快進快出。
理財一週報：整個一輪牛熊轉換下來，您覺得上輪牛市的根本動力在哪里？下一個牛市的邏輯又會是什麼？
袁幼鳴：上一輪牛市由政府決心完成股權分置改革的政策啟動。一度，股市露出了發展成為一個有效配置資源場所的端倪。由於其中多方面的關係沒有處理好，現在回頭看，它是一個標準的政策市，成于政策毀於政策。
行情發展於對股改的政策推動和政策不配套以及股改的後果出現的時間差之間。政府推動股改，在市場主體的博弈之下，給了很多利好，大盤上去了，財富效應出來了，老百姓參與的多了，但制度安排的改進並沒有跟上，掠奪機制的問題並沒有解決。如黃光裕明晃晃操縱中關村股價，全市場都知道，卻沒有人去管。
監管層沒有打擊巧取豪奪，沒有進行包括自身職能轉換在內的制度創新，相反在形形色色聒噪者的雜音之中，一如既往地關注大盤指數管理，用盡手段打壓市場，最後，監管失誤與經濟形勢惡化不期而遇，令股市再次淪為了中小散戶的財富的絞肉機。
我覺得類似前一輪牛市的條件已經不具備，真正的牛市什麼時候來？可能是在全球產業分工重新回到一個比較均衡的狀態之後，中國經濟有了一個健康轉型、經濟結構有了一定調整之後，屆時中國內地股市將迎來一輪大牛市。如果中國某些企業或某些行業成功實現向產業價值鏈高附加值方向轉型，這些企業和行業中更是會出現超級大牛股。在這個比較寒冷的冬天，投資者需要做功課，密切關注這些行業和企業。
2009年，中國資本市場的管理層應該匡扶股市，穩定股市，還應該進行自身改革，包括理順遊戲規則，讓市場更透明、更規範等等。按照道理，牛市氛圍內更易於進行監管制度改革，然而，每一次到了牛市時，改革便停滯了，這是耐人尋味的事情。但我還是希望，2009年管理層有改革動作，為了中國股市的下一輪健康發展。
2008年12月29日星期一
陳志武訪談錄：民富論12則
原載于《理財一週報》，2008年12月27日
即使是在加勒比海溫暖的陽光下，陳志武的思緒依然沒有離開中國。
23日，正在多明尼加共和國度假的耶魯大學管理學院金融經濟學教授陳志武接受了理財一週報記者電話專訪。陳志武說，令他感觸最深的是，那個盛產陽光、沙灘、海景的大西洋小島國，依舊沒能逃脫世界金融危機的寒流。“多明尼加在加勒比海地區國家中相對比較窮，本來就不太富有，主要以旅遊業為主。美國的遊客比較多，因此總體上受到了一些影響。”
將“人的幸福感在於制度建設的突破”寫在自己博客首頁的陳志武，與記者對話中國人的財富積累、產權與財富分配等問題時說：“壞制度使好人無法繼續成為好人。”
理財一週報：從湖南到耶魯，到今天，你個人的財富觀有過些如何的變化？什麼觸動了你的變化？
陳志武：對於許多傳統的中國人來說，所謂財富，人們最看重的是一些物質性的東西。比如土地、自然資源、黃金等，這些都是中國社會以往最熟悉、最能夠接受甚至也是只能夠接受的財富。但對於我來說，財富觀最大的變化就是到美國以後，我感覺在這裏最值錢的不一定是土地，雖然在這裏土地價值很高，但這是由於別的原因使得土地價值高，而不是土地本身；最值錢的也不一定是樓房，土地、樓房、金銀財寶這些東西可以一文不值，也可以值很多錢。關鍵就看它們是不是能夠幫助帶來更多的未來收入。對於未來收入中的貼現值等方面的認識，是我自1986年到美國後，觀念發生的最大變化。
說到是什麼促成了這種變化，其實我早在中南礦業學院（現中南大學）讀書時就對此有感觸。那時，我看到校園裏有很多儀器，都是學校花費很多錢購進、後來被廢棄掉的。如果按勞動價值論來理解，這些機器值很多錢，因為製造這些機器要花費很多勞動時間，使用很多物質性材料。但是，這些機器卻被放在校園裏風吹雨打，沒辦法派上用場。這是我上大學時的一些觀察，但認識不深。我到耶魯大學讀書後，慢慢從經濟學層面產生了認識。一個東西花了多少金錢和時間去製造不是最重要的，更能夠決定價值的方面是未來帶來多少收益，而不是過去投入多少。
理財一週報：你提到過中國“改革開放165年”，把中國放在世界變遷格局下來探討中國崛起。今天，中國地位的話題空前熱鬧。作為普通國民而言，這個改革開放，真的讓我們的財富變多了嗎？我們到底有多少財富？
陳志武：今年上半年我有一篇文章叫做《“數”說“改革開放”165年》，裏面算了很多具體數字：乾隆中期的時候北京的一個工匠的日工資為77個銅錢，即0.077兩銀子，按當時物價，這相當於一天能賺5.4斤大米，5.6斤麵粉，2.9斤肉，2.8斤魚，7.3斤豆角，0.6米棉布，或者82只雞蛋。
第二次鴉片戰爭失敗後，1860年代中國才真正開放，洋務運動或說第一次“改革開放”才真正開始，從工業技術到金融技術、到現代學術政治文化等全方位引進，資本全球化捲入中國。從那以後，普通中國人一天勞動所得的實物購買力重新回升，到清末、民國時期慢慢向乾隆中期的水準靠近。
1950年代，中國選擇與世界隔絕，逆潮流而行，將全球資本的力量拒之門外，在內割資本主義尾巴，沒收私人財產，全面實行國有，抑制財富創造力和物質生產能力。結果，特別是文革期間，普通中國人的一天勞動所得重回新低。
1976年前，北京普通工人單位一天的邊際收入大約為1元，也就是說，多打一天工可得1元，按當時米價4毛一斤、肉7毛一斤、雞蛋1毛一隻計算，一天的工資相當於2.5斤米（是乾隆中期的0.46倍），1.4斤肉（乾隆中期的一半），或者10只雞蛋（乾隆中期的八分之一）。那時，普通中國人的收入可能達到乾隆之後的新低。
1978年改革開放以後的今天，我們還是按北京普通工人多工作一天的邊際收入算，打一天工的邊際收入大約45元。根據前面講到的物價，這45元相當於32斤米（是乾隆中期的5.9倍），41斤麵粉（乾隆中期的7.3倍），9斤肉（3.2倍），11.3斤魚（4倍），18斤豆角（2.5倍），9米棉布（乾隆中期的14.3倍），或113只雞蛋（乾隆中期的1.4倍）。按照棉布計算，北京老百姓一天的收入相對乾隆時期增長得最多，增加13倍多。按麵粉算次之，而依雞蛋價值基準算，兩個世紀裏收入增長40%。
總體而言，“改革開放”30年，普通老百姓的收入力，不僅相對文革時期翻了許多倍，而且相對于乾隆盛世時期也平均翻了數倍。
文革時期，買一台自行車、手錶要花120元左右，需花掉整整四個月的工資。到今天，同樣這些製造品的價格可能沒變，但一個普通工人一個月的工資可以買8輛功能更多、設計更美的自行車，真實收入和生產力提高了31倍。按照肉本位算，真實收入也提高了5倍。
自從鴉片戰爭以後，特別是洋務運動開始，在過去的100多年時間裏，個人的具體收入提高了，個人創造財富的能力也史無前例地提高。特別是過去三十年的改革開放，給中國人帶來的財富變化是非常大的。中國的計劃經濟期間，是中國過去200多年間最窮的階段，那時人們沒有任何權利擁有財產，也無法發揮自己的能力創收。從上世紀50年代初到1958年期間，人民喪失自由創業和擁有財產的權利，這是由當時中國國有化運動造成的，也是以前中國幾百年間都沒有過的局面。從1978年改革開放開始，特別是上世紀80年代初，通過個體戶的形式，允許私人擁有一些財產。到了上世紀80年代末，更多的人開辦私營企業。對於中產階級和普通百姓家庭來說，最大的變化是1998年底住房市場化的改革。目前絕大多數中國人最主要的財產就是房子，房子讓三四億左右的城市人終於感覺到，除了有自己的一雙手外，還擁有房子這樣的財產。從這個意義來說，過去30年的一系列改革，使中國人的財富感和實際擁有財產的程度發生改變。
理財一週報：今天，中國人致富面臨哪些障礙？
陳志武：第一，意識形態方面。對私有財產在意識形態和社會文化上，非常不友好或者說是敵意的。
第二，國有經濟占主導地位在相當程度上抑制了中國人發財的機會。目前中國以國有經濟為主導，如果繼續宣導這樣的經濟結構，將導致無論個人的創新能力有多強，到最後都將面臨與國有企業、國有經濟競爭的局面。根據以往觀察得出，任何一個行業，無論大小，只要國有企業在這個領域經營，私營企業往往無法與其競爭。由於國家是這些大型國企的控股股東，有國家做後盾，任何個人和私營企業根本無法享受同樣的競爭權利。
第三，國家對金融和資本市場的絕對壟斷。到目前為止，民營銀行、私營銀行還沒有實質的發展空間，國家幾乎壟斷了所有金融資源。這意味著個人創業要想得到金融支持非常困難。
第四，各種不受制約的行政管制和審批限制。在中國辦一個股份責任公司，從申請到被允許開業，大概需要半年左右時間。我們也知道，在過去幾年，申請註冊公司的程式有所縮短。但實際上，現在還是有太多的行業，私營企業不能夠隨便進入。行政部門的審批權應受到大眾媒體和全國人大的監督和制約。
理財一週報：中國產權制度方面，還有哪些亟需革新？
陳志武：第一，農村土地私有化這一最基礎的產權制度改革應加速發展。十七屆三中全會提出由政府來推動發展土地使用權的流轉市場。這是很好的一步，但還不夠，必須讓農村的土地無條件地私有化到農民手中。這是一項最基礎的產權制度改革，如果這項改革不實現的話，中國農民致富道路將佈滿障礙。
第二，要加快國有制的民有化改革。可以把所有央企的股份一部分劃撥社保基金以外，其他的都注入到國民權益基金。
也就是說，把國有產權通過“國民權益基金”股份的形式分給13億公民，以此完成國有資產民有化改革。讓百姓直接感受到未來經濟增長帶來的好處，特別是資產升值方面的好處。而不是像現在這樣都被埋藏在國家手中，應具體化到每個中國家庭中，使中國人的財富水準實現大的跳躍。
第三，知識產權制度改革。應加快並強化知識產權制度的改革，否則將影響中國在高科技化方面的發展。
理財一週報：中國如何應對富豪原罪？如何讓國民放心成為富豪？
陳志武：近幾年，富豪榜上排名越高就越可能成為下一個“問題物件”。這不是個別現象而是普遍現象。這恰恰說明，中國的政治改革和對於權力的監督制約一定要有實質性進展。解決辦法是，結束國家對於土地、自然資源、行業准入的控制權和行政管制。否則，所有資源都控制在國家手中，任何人想進入都要經過官方批准，這樣，行政管制的存在就給腐敗提供很大的空間，真正的創業者也不得不去行賄。如果國有壟斷、行政管制、對權力的行使無實質性監督制約這三種情況得不到根本性改革，這種制度將使好人無法繼續成為好人。一個創業者能力再大也鬥不過權力條條框框的限制，除非你不想發財致富、生活得更好，否則就不得不與權力打交道，想要做得很清白也非常難。
所以說，不是“黃光裕到底是好人還是壞人”這個層面的問題。很遺憾的是，在討論這個問題時，仇富的心理主導了多數人的看法，而不是從制度層面來理解普遍性現象背後隱藏的共同原因。
理財一週報：擴大內需，對我們來說到底意味什麼？除了政府組織投資外，讓我們把財富積累都拿出來刺激麼？
陳志武：中國的新經濟刺激計畫極其強調基礎設施建設，但是對諸如醫療和教育這樣的社會保障項目卻堪憂，即使這些社會保障項目可以降低家庭的儲蓄壓力並增加私人消費。
在2007年，中國在醫療、社會保險和失業福利項目上的政府開支總計約880億美元，即財政預算的15%，GDP的2.4%（既遠遠低於發達國家，也遠遠低於發展中國家的一般百分比）。巴西政府僅僅在醫療上的開支就占其GDP的4.7%。中國政府在教育上的開支大約是GDP的3%，而巴西的是GDP的 5.4%。
由政府主導的4萬億投資主要用於基礎設施方面，而不是用於改善民生，也不是用於促進百姓消費的增長，比如給中低等收入家庭補貼等。這樣產生的結果很多將是負面的，比如國家將錢用在建設鐵路、機場等基礎設施方面，必然意味著民營企業、個人創業者得到資金的難度更大。因為整個社會的資本供應量並不是無限的，這就會產生“擠出效應”，把民營企業、個人創業者在競爭中擠掉，另一個直接結果是導致未來中國的經濟結構繼續會以國有經濟為主導，更加強化了國有經濟和國家在經濟中的角色，同時弱化了民營經濟和個人創業的在中國經濟中的空間。
儘管進行過私有化，但是，現在中國仍然有大約119000家國有企業，這些企業的帳面價值大約有4萬億美元。中國國有土地的價值超過了7萬億美元。加起來，這些國有資產合計幾乎達到了中國國家生產財富的四分之三。
因為國家佔有了這麼多東西，所以在過去30年裏，中國資產價值的收益都進入了政府的口袋。當大多數家庭不擁有生產資產的時候，它們不能分享資產升值和財產受益。對大多數中國公民來說，工資是唯一的收入來源。但是，工資的增長速度遠遠低於GDP的增長速度。難怪中國的國內消費不能以與GDP相適應的方式增長。
中國缺乏的是促進內生性增長的足夠的私人消費。為了改變這一點，中國需要提高其人民對未來的金融安全感，並使私人收入的增長和GDP的增長相適應。建設一個國家需要的不僅僅是鋼鐵和混凝土。
理財一週報：這場危機，會不會“滅”掉本來正日益壯大的中產階層？
陳志武：金融危機打擊對象最廣泛的是中低收入家庭，特別是低收入家庭。正像我們瞭解的，許多沿海製造業企業紛紛停產、倒閉，許多農民工回鄉。此外，中等收入階層未來就業的安全及收入增長前景，一下子變得黯淡。
理財一週報：國有化是不是削弱了國民財富控制力？讓國民更加依賴政府保障？
陳志武：國有化肯定是削弱了國民財富控制力。這是許多經濟學家和社會科學家在過去30年完全忽視的問題。以往幾乎所有的經濟學家在討論國有化的好處、壞處以及國有企業是否該民營化時，完全是從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哪個能夠帶來更多的投資回報考慮，實際上國有化以後，國家作為賺錢的資本家出現，百姓的權利以及在社會中的地位、百姓對國家資源控制力削弱等問題都被忽略了。
今天我們可以從很多方面看到國有化帶來的負面影響，其一就是民間消費增長困難。這是由於大部分的財富增值都進入到國家而非民間手中，致使民間消費越來越弱。
理財一週報：如何確保國有資產經營讓我們放心？
陳志武：這個複雜的問題是很難解決的。只要國有資產由行政官員或者政府指派的團隊經營，百姓就不太可能放心。從簡單層面來說，第一，過去這些年中，不管是在中國還是在前蘇聯前東歐的計劃經濟時代，還是在西歐國家實驗過的國有企業時代，所有這些國家的經歷都證明，國有資產由政府任命的官員來經營，效率不可能高，而且這些國有資產最後變成了官權力或者小金庫。
中國的經歷和這些國家都很相似，所以不可能根本解決這一問題，也不能根本克服委託代理關係鏈太長所帶來的利益扭曲和腐敗的後果。最好的辦法就是把國有資產民營化，使其民有化到個人身上，而不是由政府行政部門繼續控制。
理財一週報：我們肩膀上的賦稅，到底有哪些可以砍掉或者減少？
陳志武：在中國徵稅權沒有得到實質性制約，這是一個最大的問題。在中國各個行政部門都可以隨意推出稅種或提高稅率。比如在房地產交易上，過去幾年呼籲的比較多的是把房產稅作為調控房地產市場的主要手段，這是很荒唐的。
在很多國家，以宏觀經濟調控推出稅種的做法是很難被接受的。因為國家要進行宏觀調控，就將財富從百姓手中轉移到政府手中，這從本質上說是侵犯私人財產的行為。如果某一個行政部門就可以推出一個新稅種的話，就等於讓這些行政部門具有了掠奪私有財產的權力。所以，要通過改革對這方面的權力進行限制，讓只有人民選舉的代表和立法者才擁有這項權力。
目前對於百姓家庭來說，個人所得稅起征點至少應上調至5000元。目前中國稅收膨脹過快，過去幾年都是以3倍於GDP的速度來增長，政府的財政稅收已經太多。此外，百姓收入總體上漲速度太慢，可支配收入上漲速度遠低於GDP的增長速度。這種時候，政府總體稅收應該減少，最應得到政府減稅好處的群體就是月收入在5000以下的人。
政府可以直接向月收入低於5000元的中低收入者每人派發1000元退稅刺激消費。中國目前月收入低於5000元的中低收入者大概有11億元，實施退稅需要1.1萬億的財政支出。而今年上半年我國財政盈餘1.1萬億元，全年財政盈餘將在1.5萬億元到1.8萬億元，加上國有企業去年沒有分紅的1.5萬億元，政府完全有能力拿出一部分用於退稅。
理財一週報：如何確保財稅用到我們身上？而不是被浪費？
陳志武：由於缺乏對政府預算的公眾監督，中國特別偏向於贊成大型實體專案，並且，通過稅收和全民所有制，政府幾乎維持著對絕大多數國民收入和財富的完全控制，從而將這種偏向的影響最大化。
由於徵稅權力如果不受人民代表大會和媒體的制約，結果，從1995年到2007年，調整通脹後的政府財政收入增加了5.7倍。與此形成對比的是，在同期，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累積增長是1.6倍，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累積增長是1.2倍。這是越來越多的國民收入歸國家所有的經濟制度。
確保財稅用到了我們身上，一是對新聞媒體完全放開，一是全國人大以及地方人大應採取公開方式，對政府預算進行監督。政府的預算過程必須通過國家立法機構的公開聽證和經過媒體的公眾參與進行公開。因為這樣而增加的責任，可以使政府開支離開實體構造建設，向與人民需要相關的專案轉移。
理財一週報：中國國民如何才能富起來？
陳志武：最好的辦法就是讓中國百姓自由地創業，賦予人民創業自由，進一步放開人們創業的手腳。其次就是強化對私有財產的保護。
為了讓財富能力在“深度”、“廣度”和“長度”三維上都發揮得好，又取決於一國的制度，包括產權保護體系、契約執行體系以及保障市場交易安全的其他制度。雖然一國在這些維度上的水準可以通過模仿在短期內上升很多（這即為“後發優勢”），但要想長久在這三維上都建立優勢，有利於市場發展和深化的制度資本不可或缺。各國在這三維上的差別是其制度品質的最終反映，也是決定國富國窮的核心維度。
親臨中國和世界在近半世紀的快速增長，我們今天真的很幸運。比這更幸運的是，我們有著比前人更好、更系統的機會認清財富的邏輯。在1860、1870年代，我們今天熟悉的科學技術（“深度”）、全球化（“廣度”）和證券技術（“長度”）要麼還剛起步，要麼還遠不成熟，所以，那時期的研究者還根本無法想像、更無法看到這三維度上的深層發展會給人類社會帶來何種奇跡，他們不可能充分理解資本化以及資本全球化的終極影響。而我們比他們幸運，因為我們能親身體驗財富的邏輯。
即使是在加勒比海溫暖的陽光下，陳志武的思緒依然沒有離開中國。
23日，正在多明尼加共和國度假的耶魯大學管理學院金融經濟學教授陳志武接受了理財一週報記者電話專訪。陳志武說，令他感觸最深的是，那個盛產陽光、沙灘、海景的大西洋小島國，依舊沒能逃脫世界金融危機的寒流。“多明尼加在加勒比海地區國家中相對比較窮，本來就不太富有，主要以旅遊業為主。美國的遊客比較多，因此總體上受到了一些影響。”
將“人的幸福感在於制度建設的突破”寫在自己博客首頁的陳志武，與記者對話中國人的財富積累、產權與財富分配等問題時說：“壞制度使好人無法繼續成為好人。”
理財一週報：從湖南到耶魯，到今天，你個人的財富觀有過些如何的變化？什麼觸動了你的變化？
陳志武：對於許多傳統的中國人來說，所謂財富，人們最看重的是一些物質性的東西。比如土地、自然資源、黃金等，這些都是中國社會以往最熟悉、最能夠接受甚至也是只能夠接受的財富。但對於我來說，財富觀最大的變化就是到美國以後，我感覺在這裏最值錢的不一定是土地，雖然在這裏土地價值很高，但這是由於別的原因使得土地價值高，而不是土地本身；最值錢的也不一定是樓房，土地、樓房、金銀財寶這些東西可以一文不值，也可以值很多錢。關鍵就看它們是不是能夠幫助帶來更多的未來收入。對於未來收入中的貼現值等方面的認識，是我自1986年到美國後，觀念發生的最大變化。
說到是什麼促成了這種變化，其實我早在中南礦業學院（現中南大學）讀書時就對此有感觸。那時，我看到校園裏有很多儀器，都是學校花費很多錢購進、後來被廢棄掉的。如果按勞動價值論來理解，這些機器值很多錢，因為製造這些機器要花費很多勞動時間，使用很多物質性材料。但是，這些機器卻被放在校園裏風吹雨打，沒辦法派上用場。這是我上大學時的一些觀察，但認識不深。我到耶魯大學讀書後，慢慢從經濟學層面產生了認識。一個東西花了多少金錢和時間去製造不是最重要的，更能夠決定價值的方面是未來帶來多少收益，而不是過去投入多少。
理財一週報：你提到過中國“改革開放165年”，把中國放在世界變遷格局下來探討中國崛起。今天，中國地位的話題空前熱鬧。作為普通國民而言，這個改革開放，真的讓我們的財富變多了嗎？我們到底有多少財富？
陳志武：今年上半年我有一篇文章叫做《“數”說“改革開放”165年》，裏面算了很多具體數字：乾隆中期的時候北京的一個工匠的日工資為77個銅錢，即0.077兩銀子，按當時物價，這相當於一天能賺5.4斤大米，5.6斤麵粉，2.9斤肉，2.8斤魚，7.3斤豆角，0.6米棉布，或者82只雞蛋。
第二次鴉片戰爭失敗後，1860年代中國才真正開放，洋務運動或說第一次“改革開放”才真正開始，從工業技術到金融技術、到現代學術政治文化等全方位引進，資本全球化捲入中國。從那以後，普通中國人一天勞動所得的實物購買力重新回升，到清末、民國時期慢慢向乾隆中期的水準靠近。
1950年代，中國選擇與世界隔絕，逆潮流而行，將全球資本的力量拒之門外，在內割資本主義尾巴，沒收私人財產，全面實行國有，抑制財富創造力和物質生產能力。結果，特別是文革期間，普通中國人的一天勞動所得重回新低。
1976年前，北京普通工人單位一天的邊際收入大約為1元，也就是說，多打一天工可得1元，按當時米價4毛一斤、肉7毛一斤、雞蛋1毛一隻計算，一天的工資相當於2.5斤米（是乾隆中期的0.46倍），1.4斤肉（乾隆中期的一半），或者10只雞蛋（乾隆中期的八分之一）。那時，普通中國人的收入可能達到乾隆之後的新低。
1978年改革開放以後的今天，我們還是按北京普通工人多工作一天的邊際收入算，打一天工的邊際收入大約45元。根據前面講到的物價，這45元相當於32斤米（是乾隆中期的5.9倍），41斤麵粉（乾隆中期的7.3倍），9斤肉（3.2倍），11.3斤魚（4倍），18斤豆角（2.5倍），9米棉布（乾隆中期的14.3倍），或113只雞蛋（乾隆中期的1.4倍）。按照棉布計算，北京老百姓一天的收入相對乾隆時期增長得最多，增加13倍多。按麵粉算次之，而依雞蛋價值基準算，兩個世紀裏收入增長40%。
總體而言，“改革開放”30年，普通老百姓的收入力，不僅相對文革時期翻了許多倍，而且相對于乾隆盛世時期也平均翻了數倍。
文革時期，買一台自行車、手錶要花120元左右，需花掉整整四個月的工資。到今天，同樣這些製造品的價格可能沒變，但一個普通工人一個月的工資可以買8輛功能更多、設計更美的自行車，真實收入和生產力提高了31倍。按照肉本位算，真實收入也提高了5倍。
自從鴉片戰爭以後，特別是洋務運動開始，在過去的100多年時間裏，個人的具體收入提高了，個人創造財富的能力也史無前例地提高。特別是過去三十年的改革開放，給中國人帶來的財富變化是非常大的。中國的計劃經濟期間，是中國過去200多年間最窮的階段，那時人們沒有任何權利擁有財產，也無法發揮自己的能力創收。從上世紀50年代初到1958年期間，人民喪失自由創業和擁有財產的權利，這是由當時中國國有化運動造成的，也是以前中國幾百年間都沒有過的局面。從1978年改革開放開始，特別是上世紀80年代初，通過個體戶的形式，允許私人擁有一些財產。到了上世紀80年代末，更多的人開辦私營企業。對於中產階級和普通百姓家庭來說，最大的變化是1998年底住房市場化的改革。目前絕大多數中國人最主要的財產就是房子，房子讓三四億左右的城市人終於感覺到，除了有自己的一雙手外，還擁有房子這樣的財產。從這個意義來說，過去30年的一系列改革，使中國人的財富感和實際擁有財產的程度發生改變。
理財一週報：今天，中國人致富面臨哪些障礙？
陳志武：第一，意識形態方面。對私有財產在意識形態和社會文化上，非常不友好或者說是敵意的。
第二，國有經濟占主導地位在相當程度上抑制了中國人發財的機會。目前中國以國有經濟為主導，如果繼續宣導這樣的經濟結構，將導致無論個人的創新能力有多強，到最後都將面臨與國有企業、國有經濟競爭的局面。根據以往觀察得出，任何一個行業，無論大小，只要國有企業在這個領域經營，私營企業往往無法與其競爭。由於國家是這些大型國企的控股股東，有國家做後盾，任何個人和私營企業根本無法享受同樣的競爭權利。
第三，國家對金融和資本市場的絕對壟斷。到目前為止，民營銀行、私營銀行還沒有實質的發展空間，國家幾乎壟斷了所有金融資源。這意味著個人創業要想得到金融支持非常困難。
第四，各種不受制約的行政管制和審批限制。在中國辦一個股份責任公司，從申請到被允許開業，大概需要半年左右時間。我們也知道，在過去幾年，申請註冊公司的程式有所縮短。但實際上，現在還是有太多的行業，私營企業不能夠隨便進入。行政部門的審批權應受到大眾媒體和全國人大的監督和制約。
理財一週報：中國產權制度方面，還有哪些亟需革新？
陳志武：第一，農村土地私有化這一最基礎的產權制度改革應加速發展。十七屆三中全會提出由政府來推動發展土地使用權的流轉市場。這是很好的一步，但還不夠，必須讓農村的土地無條件地私有化到農民手中。這是一項最基礎的產權制度改革，如果這項改革不實現的話，中國農民致富道路將佈滿障礙。
第二，要加快國有制的民有化改革。可以把所有央企的股份一部分劃撥社保基金以外，其他的都注入到國民權益基金。
也就是說，把國有產權通過“國民權益基金”股份的形式分給13億公民，以此完成國有資產民有化改革。讓百姓直接感受到未來經濟增長帶來的好處，特別是資產升值方面的好處。而不是像現在這樣都被埋藏在國家手中，應具體化到每個中國家庭中，使中國人的財富水準實現大的跳躍。
第三，知識產權制度改革。應加快並強化知識產權制度的改革，否則將影響中國在高科技化方面的發展。
理財一週報：中國如何應對富豪原罪？如何讓國民放心成為富豪？
陳志武：近幾年，富豪榜上排名越高就越可能成為下一個“問題物件”。這不是個別現象而是普遍現象。這恰恰說明，中國的政治改革和對於權力的監督制約一定要有實質性進展。解決辦法是，結束國家對於土地、自然資源、行業准入的控制權和行政管制。否則，所有資源都控制在國家手中，任何人想進入都要經過官方批准，這樣，行政管制的存在就給腐敗提供很大的空間，真正的創業者也不得不去行賄。如果國有壟斷、行政管制、對權力的行使無實質性監督制約這三種情況得不到根本性改革，這種制度將使好人無法繼續成為好人。一個創業者能力再大也鬥不過權力條條框框的限制，除非你不想發財致富、生活得更好，否則就不得不與權力打交道，想要做得很清白也非常難。
所以說，不是“黃光裕到底是好人還是壞人”這個層面的問題。很遺憾的是，在討論這個問題時，仇富的心理主導了多數人的看法，而不是從制度層面來理解普遍性現象背後隱藏的共同原因。
理財一週報：擴大內需，對我們來說到底意味什麼？除了政府組織投資外，讓我們把財富積累都拿出來刺激麼？
陳志武：中國的新經濟刺激計畫極其強調基礎設施建設，但是對諸如醫療和教育這樣的社會保障項目卻堪憂，即使這些社會保障項目可以降低家庭的儲蓄壓力並增加私人消費。
在2007年，中國在醫療、社會保險和失業福利項目上的政府開支總計約880億美元，即財政預算的15%，GDP的2.4%（既遠遠低於發達國家，也遠遠低於發展中國家的一般百分比）。巴西政府僅僅在醫療上的開支就占其GDP的4.7%。中國政府在教育上的開支大約是GDP的3%，而巴西的是GDP的 5.4%。
由政府主導的4萬億投資主要用於基礎設施方面，而不是用於改善民生，也不是用於促進百姓消費的增長，比如給中低等收入家庭補貼等。這樣產生的結果很多將是負面的，比如國家將錢用在建設鐵路、機場等基礎設施方面，必然意味著民營企業、個人創業者得到資金的難度更大。因為整個社會的資本供應量並不是無限的，這就會產生“擠出效應”，把民營企業、個人創業者在競爭中擠掉，另一個直接結果是導致未來中國的經濟結構繼續會以國有經濟為主導，更加強化了國有經濟和國家在經濟中的角色，同時弱化了民營經濟和個人創業的在中國經濟中的空間。
儘管進行過私有化，但是，現在中國仍然有大約119000家國有企業，這些企業的帳面價值大約有4萬億美元。中國國有土地的價值超過了7萬億美元。加起來，這些國有資產合計幾乎達到了中國國家生產財富的四分之三。
因為國家佔有了這麼多東西，所以在過去30年裏，中國資產價值的收益都進入了政府的口袋。當大多數家庭不擁有生產資產的時候，它們不能分享資產升值和財產受益。對大多數中國公民來說，工資是唯一的收入來源。但是，工資的增長速度遠遠低於GDP的增長速度。難怪中國的國內消費不能以與GDP相適應的方式增長。
中國缺乏的是促進內生性增長的足夠的私人消費。為了改變這一點，中國需要提高其人民對未來的金融安全感，並使私人收入的增長和GDP的增長相適應。建設一個國家需要的不僅僅是鋼鐵和混凝土。
理財一週報：這場危機，會不會“滅”掉本來正日益壯大的中產階層？
陳志武：金融危機打擊對象最廣泛的是中低收入家庭，特別是低收入家庭。正像我們瞭解的，許多沿海製造業企業紛紛停產、倒閉，許多農民工回鄉。此外，中等收入階層未來就業的安全及收入增長前景，一下子變得黯淡。
理財一週報：國有化是不是削弱了國民財富控制力？讓國民更加依賴政府保障？
陳志武：國有化肯定是削弱了國民財富控制力。這是許多經濟學家和社會科學家在過去30年完全忽視的問題。以往幾乎所有的經濟學家在討論國有化的好處、壞處以及國有企業是否該民營化時，完全是從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哪個能夠帶來更多的投資回報考慮，實際上國有化以後，國家作為賺錢的資本家出現，百姓的權利以及在社會中的地位、百姓對國家資源控制力削弱等問題都被忽略了。
今天我們可以從很多方面看到國有化帶來的負面影響，其一就是民間消費增長困難。這是由於大部分的財富增值都進入到國家而非民間手中，致使民間消費越來越弱。
理財一週報：如何確保國有資產經營讓我們放心？
陳志武：這個複雜的問題是很難解決的。只要國有資產由行政官員或者政府指派的團隊經營，百姓就不太可能放心。從簡單層面來說，第一，過去這些年中，不管是在中國還是在前蘇聯前東歐的計劃經濟時代，還是在西歐國家實驗過的國有企業時代，所有這些國家的經歷都證明，國有資產由政府任命的官員來經營，效率不可能高，而且這些國有資產最後變成了官權力或者小金庫。
中國的經歷和這些國家都很相似，所以不可能根本解決這一問題，也不能根本克服委託代理關係鏈太長所帶來的利益扭曲和腐敗的後果。最好的辦法就是把國有資產民營化，使其民有化到個人身上，而不是由政府行政部門繼續控制。
理財一週報：我們肩膀上的賦稅，到底有哪些可以砍掉或者減少？
陳志武：在中國徵稅權沒有得到實質性制約，這是一個最大的問題。在中國各個行政部門都可以隨意推出稅種或提高稅率。比如在房地產交易上，過去幾年呼籲的比較多的是把房產稅作為調控房地產市場的主要手段，這是很荒唐的。
在很多國家，以宏觀經濟調控推出稅種的做法是很難被接受的。因為國家要進行宏觀調控，就將財富從百姓手中轉移到政府手中，這從本質上說是侵犯私人財產的行為。如果某一個行政部門就可以推出一個新稅種的話，就等於讓這些行政部門具有了掠奪私有財產的權力。所以，要通過改革對這方面的權力進行限制，讓只有人民選舉的代表和立法者才擁有這項權力。
目前對於百姓家庭來說，個人所得稅起征點至少應上調至5000元。目前中國稅收膨脹過快，過去幾年都是以3倍於GDP的速度來增長，政府的財政稅收已經太多。此外，百姓收入總體上漲速度太慢，可支配收入上漲速度遠低於GDP的增長速度。這種時候，政府總體稅收應該減少，最應得到政府減稅好處的群體就是月收入在5000以下的人。
政府可以直接向月收入低於5000元的中低收入者每人派發1000元退稅刺激消費。中國目前月收入低於5000元的中低收入者大概有11億元，實施退稅需要1.1萬億的財政支出。而今年上半年我國財政盈餘1.1萬億元，全年財政盈餘將在1.5萬億元到1.8萬億元，加上國有企業去年沒有分紅的1.5萬億元，政府完全有能力拿出一部分用於退稅。
理財一週報：如何確保財稅用到我們身上？而不是被浪費？
陳志武：由於缺乏對政府預算的公眾監督，中國特別偏向於贊成大型實體專案，並且，通過稅收和全民所有制，政府幾乎維持著對絕大多數國民收入和財富的完全控制，從而將這種偏向的影響最大化。
由於徵稅權力如果不受人民代表大會和媒體的制約，結果，從1995年到2007年，調整通脹後的政府財政收入增加了5.7倍。與此形成對比的是，在同期，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累積增長是1.6倍，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累積增長是1.2倍。這是越來越多的國民收入歸國家所有的經濟制度。
確保財稅用到了我們身上，一是對新聞媒體完全放開，一是全國人大以及地方人大應採取公開方式，對政府預算進行監督。政府的預算過程必須通過國家立法機構的公開聽證和經過媒體的公眾參與進行公開。因為這樣而增加的責任，可以使政府開支離開實體構造建設，向與人民需要相關的專案轉移。
理財一週報：中國國民如何才能富起來？
陳志武：最好的辦法就是讓中國百姓自由地創業，賦予人民創業自由，進一步放開人們創業的手腳。其次就是強化對私有財產的保護。
為了讓財富能力在“深度”、“廣度”和“長度”三維上都發揮得好，又取決於一國的制度，包括產權保護體系、契約執行體系以及保障市場交易安全的其他制度。雖然一國在這些維度上的水準可以通過模仿在短期內上升很多（這即為“後發優勢”），但要想長久在這三維上都建立優勢，有利於市場發展和深化的制度資本不可或缺。各國在這三維上的差別是其制度品質的最終反映，也是決定國富國窮的核心維度。
親臨中國和世界在近半世紀的快速增長，我們今天真的很幸運。比這更幸運的是，我們有著比前人更好、更系統的機會認清財富的邏輯。在1860、1870年代，我們今天熟悉的科學技術（“深度”）、全球化（“廣度”）和證券技術（“長度”）要麼還剛起步，要麼還遠不成熟，所以，那時期的研究者還根本無法想像、更無法看到這三維度上的深層發展會給人類社會帶來何種奇跡，他們不可能充分理解資本化以及資本全球化的終極影響。而我們比他們幸運，因為我們能親身體驗財富的邏輯。
袁劍：三十年未見之變局
原载于《理财一周报》，2008年12月27日
什麼辭彙能夠最準確地概括2008年的世界？答案可能是：崩潰。
在這個即將完結的年份中，人們目不暇接地見證了一場又一場幾近完美的崩潰，從資產市場到宏觀經濟，仿佛永不落幕的盛宴一瞬間戛然而止。
此刻，驚魂未定的大眾仍然處於危機令人窒息的追擊之中，但已經有足夠多的理由讓我們相信：這些接踵而至的崩塌，雖然伴隨著諸多偶然，但也絕不是禍從天降。
房地產負重死扛
一場不期而至的雪災，蹊蹺地發生在很少下雪的中國南方，為2008年的中國做出了巫術般的預言。它似乎在暗示：2008年將註定是詭異而又充滿轉折意味的一年。接下來的汶川地震、甕安事件、股市崩潰、三鹿奶粉，以及驚濤拍岸的金融海嘯，無不暗合了這個預言。顯然，對所有這些事件加以解讀並理解其中的神秘聯繫，已經超出了我們的智力範圍，因此，我們僅僅能夠對那些我們可能理解的一部分予以追索和評論。
2008年，在經過長達接近十年的牛市之後，中國熾熱的房地產市場，終於冷卻下來，價格下滑，成交銳減。如果說在奧運會之前，人們還對房地產市場抱有某種不切實際的預期的話，那麼奧運會之後，絕大多數人都應該承認，中國的房地產市場已經出現了趨勢性的逆轉。
起始於1998年的這一輪房地產的超級牛市，大致有如下幾個動力。一是所謂住房制度改革，即由以前主要由單位分配住房的制度變為個人購買住房。這個改革所釋放的需求形成了中國房地產市場第一級動力。在住房制度改革動力釋放的同時，中國的大規模城市化成為中國房地產市場的第二級動力，城市化所引發的大量外來人口的進入進一步刺激了房地產的市場需求。中國房地產市場的第三個動力來自於投資需求。其中，國際資本以及中國中產階層的投資和投機性介入是這一動力的主要成分。
不過，在中國的房地產市場上，還有一個更加隱蔽和更加強勁的動力，那就是政府。自1990年代中後期以降，中國各級地方政府出於對經濟增長的渴求，開始強力介入房地產市場。而到了後期，房地產更成為政府推動GDP以及增加地方財政收入的法寶。資料表明，在中國的大城市中，賣地收入以及房地產的相關稅收普遍占到地方政府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而房地產對相關產業的拉動則更是為其他行業所望塵莫及。以上諸多因素的不斷接力，相互疊加，共同推動了中國房地產市場的這一超級週期。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由於中國土地市場以及政治的特殊性，中國房地產市場充滿了剝奪、腐敗並因此充滿了暴利，這使得各類資本對這一市場趨之若鶩，並極大地加劇了這一市場的狂熱和泡沫程度。容易看出，在推動中國房地產市場的主要因素中，很多是其他經濟體所不具備的所謂獨特的中國因素。因是之故，中國房地產市場才能夠不斷讓預言家們名聲掃地,不管他是外來的和尚，還是本土的專家。
然而，再特殊的因素也無法阻止市場本身榮衰交替、牛熊迴圈的基本規則。在2008年，中國“特殊”的房地產市場終於暴露了它早應該暴露的疲態。面對這個遲到但顯然是再正常不過的調整，賺慣了快錢、過慣了好日子的房地產商們開始集體跳腳。對於絕大部分沒有經歷過完整市場週期因而也顯得特別幼稚的中國的房地產商來說，這種反應並不奇怪。真正讓人奇怪的是，部分地方政府在這個調整面前所表現出的輕率和瘋狂。就資料和我們的觀察而言，中國房地產市場的調整才剛剛開始。如果用一個更為人們所熟悉的指數來標示的話，今天的中國房地產價格仍然相當於上證指數的5000點，繼續調整的空間依然巨大。而就是在這樣的時候，有些地方政府就開始緊急出臺各種救市措施。從減稅到降低按揭門檻，從直接入市購買到提供買房補貼，花樣之多，令人目不暇接。更有甚者，在東南沿海的一些主要城市中，地方政府竟然採取各種行政措施，禁止房地產商降價。這種行為非但不能起到阻止房價下跌的作用，反而更彰顯了中國房地產市場內在的下跌趨勢。同時，它也強化了消費者對房地產市場的熊市預期，從而推動房地產市場的加速下跌。顯然，無論從房價收入比、月供收入比、租售比等最終決定房地產價格的基本面因素來看，中國的房地產市場依然泡沫飛濺。尤其需要提醒的是，隨著一個從未見過的經濟下滑週期的到來，潛在購房人群的未來收入預期將會惡化，這可能是壓垮仍然在“負重死扛”的中國房地產市場並將其最終推入深淵的最後一根稻草。
毫無疑問，特殊的中國因素仍然會在未來的中國房地產市場中發揮作用。但同樣毫無疑問的是，所有這些特殊因素都已是強弩之末。所以，假如在2009年，中國房地產市場發生一場真正意義上的崩潰並將國有銀行以及經濟整個拖下水的情況，我們絲毫也不應該感到驚訝。其中理由其實十分簡單：以前透支了多少，以後就要還回去多少。從長期看，任何人都無法挑戰這一鐵律。事實上，我們已經看到高盛在2009年的投資策略中，將中國內地的房地產基本假設從降幅5%~10%擴大至35%~40%。
股市不堅強
如果2008年的中國房地產還顯示了某種“豬堅強”的韌性的話，那麼，2008年的中國股票市場就是一場標準的崩潰。在這一年中，中國股市一再打破人們的預期，從6000點一路狂瀉到最低1600多點，最高跌幅達到將近75%。在前幾年全球最牛的中國股市，2008年變成了全球最熊的股市。
與房地產市場相比，中國股市的許多投資者都已經經歷過好幾輪牛熊迴圈，對牛市之後的熊市已經有所準備，但如此跌法，仍然超出絕大多數人的預期。這除了顯示了那些在集體癲狂時還在高喊“黃金十年”的分析師們的輕佻之外，也給我們留下了一個巨大的疑問：這裏面究竟發生了什麼？或者換一個問法：究竟有哪些因素遠遠超出了我們曾經堅信不疑的投資假設？
中國的消費率在2007年已經下降到35%的超低水準，而其他國家的同一指標大多在70%以上。居民在國民收入的所占比例不僅沒有隨著經濟發展而增加，反而不斷縮小。在1994年，政府、企業和居民三者的分配比例為18∶16∶66，而到了2005年，這個比例變化為23.8∶16.2∶60.0，居民收入占比不斷下滑。
無疑，中國股票市場中的絕大部分投資者都深信這樣一個假設：中國是全球最具有成長性的經濟體，其高速成長的週期至少還可以再延續三十年。中國經濟即便出現調整，也只是我們以前見過的那種周而復始的調整。這個信念被中國的主流媒體反復灌輸和強化，成為中國大眾思維框架中無需檢驗的假設。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大多數人都相信，中國股票市場即便發生下跌，也只是正常的調整，最多也只是一個短暫的熊市週期。不幸的是，正是這樣一個我們曾經篤信不疑的基礎假設正在接受嚴峻的考驗。就我們的智慧可以洞悉的，中國經濟基本面的超預期下滑可能是解釋中國股票市場超常下跌的最重要的因素。如果中國投資者一直堅信的基本假設——中國經濟仍然可以高速成長三十年，果真受到侵蝕的話，2009年的中國股票市場就可能比2008年更為嚴酷。
在上一輪牛市過後，中國資本市場發生了一個重要的嬗變，那就是，大型壟斷企業和國有銀行已經成為中國資本市場的主體，佔據了絕對份額。從相當程度上，為大型國企和銀行上市鋪路，正是政府方面推動上一輪牛市的重要動力之一。雖然在上一個經濟擴張週期中，這些巨無霸企業的表現似乎差強人意，但這些主要依靠壟斷地位以及國家財政挹注的大型企業自1990年代末期逐漸成形之後，畢竟沒有經歷過真正意義上的下行週期，更不用說像2008年這樣突如其來且破壞性極強的下行週期。所以，這些大型壟斷企業在即將到來的慘澹日子中的抗擊打能力將對股票市場的表現產生重要影響。對這一點，我們一點也不敢樂觀。最新的證據是，三家最重要的大型航空公司已經陸續發生大面積虧損，而這種虧損竟然出現在GDP增速仍然達到10%的條件下。我們很難想像如果GDP增速跌落到8%或者更低的情況下，這些企業將如何應對。人們的確有理由擔心，在幾年之後，中國的納稅人是不是還需要對這些大型企業及銀行再來一次巨額的輸血？在資本市場上，唯一確定的就是不確定性。對於2009年及其之後的中國資本市場，則尤其如此。
中國股票市場的巨幅崩跌，雖然稱得上是2008年中國的重要事件之一，但就其影響層面以及讓人意外的程度，無疑都遠遠不敵中國經濟在2008年三季度所開始呈現出的突然失速。
危機的氣味
2008年下半年之後，在上半年還一路狂飆的中國的經濟開始出現增長乏力的趨向，而到了九十月份，這種減緩開始演變成高空墜落的硬著陸態勢。各種公開資料的轉向之快，跌幅之巨，完全可以用急速崩落形容。在10月份，中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增加值同比增長僅為8.2%，比去年同期狂跌9.7個百分點，僅僅為過去5年平均增幅的一半。而到了11月份，這個資料更是跌落到5.4%，創2001年末以來的新低。在財政收入方面，中國2008年11月的財政收入出現多年未見的同比負增長，比去年同月下降3.1%。而在被認為最能夠真實反映經濟增長的發電量方面，中國11月份統調電廠發電量同比急劇下降7%，是1989年以來的最大跌幅。與此同時，11月份發佈的中國11月份採購經理人指數(PMI)也從10月份44.6大幅跌至38.8。與這些宏觀資料相印證的則是，微觀經濟方面所呈現的蕭條景象。按照目前最流行的說法就是，需求幾乎在一夜之間就消失了。一位為某家全球新能源巨頭供貨的朋友告知，這家曾經風光無限的廠商突然之間幾乎凍結了所有原材料進貨。而另外一位遠在南方的朋友則透露，那邊的港口出現了1989年以來最慘澹的景象。如果足夠細心，我們就會發現，中國諸多宏觀資料的下滑幅度，都是20年甚至30年以來所僅見。令人迷惑的是，中國宏觀經濟的這種急速轉向幾乎是在短短兩三個月之間發生的。這一切，此前雖然多少有所察覺，但下滑之快仍然讓人措手不及。僅僅在幾個月之前，中央政府還在不斷調高銀行準備金及利率以抑制經濟過熱，但在幾個月之後，同樣是中央政府，卻以罕見的頻率和幅度大幅降低準備金及利率，並旋即推出了三十年來規模最大的四萬億財政刺激計畫。如果你看到一個司機在猛踩刹車之後又突然猛踩油門，那他一定是遇到了某種緊急情況。這可能正是隱藏在政策急轉彎背後的東西。然而，無論是從決策層所表現出的“驚訝”中，還是從中國經濟學家們所表現出的令人尷尬的集體失語中，抑或是中國企業界的驚慌失措中，都透露出了這樣一個資訊：我們對危機以及危機的形式幾乎毫無準備。這不啻於證明，在蒙受了三十年難以置信的好運之後，在我們的主流意識中存在著一種危險的智力缺陷——近乎蒙昧的自大和樂觀。有趣的是，最早嗅到危機氣味的竟然是中國的幾位最高領導人。留意傾聽他們含蓄的發言，我們或許可以更早地察覺目下這場危機。其中最直言不諱的是溫家寶總理，早在春天，溫家寶就直率地發出了預警，他說，2008年將是中國經濟最困難的一年。為此，曾有人向媒體力薦溫為2008年的最佳宏觀分析師。顯然，這不僅僅是一個相當有創意的幽默。不過，最困難的可能不是2008年，而是2009年或者再下一年。
相比於奧運會、“神七”上天、雪災、地震、股市崩潰、房地產低迷，中國經濟的突然失速無疑都是2008年頭號事件，也必將成為2009年中國最重要的看點。在多年以GDP為中心，甚至以GDP為壓倒一切的目標之後，沒有什麼比經濟莫名其妙的失速更令人恐懼的了。因為它已經成為這個社會唯一的凝聚力和黏合劑。值得補充的是，就個人的觀察而言，中國所謂精英階層中的悲觀氣氛也為二十年來所僅見。
到現在為止，我們仍然無法判斷，中國經濟在2008年的怪異表現，究竟是一次短暫的意外事故，還是持續了三十年的中國發展模式的最後終結，但毫無疑問的是，我們已經越來越逼近一個危險的轉捩點。然而，2008年並不是突然來到的，它不過是一段複雜而晦澀的歷史最終顯示了它驚人的力量而已。如果我們能夠更好地理解過去的三十年，那麼，2008年的變化可能就不再會顯得如此詭異了，而中國刻下的處境也會被更清晰地呈現出來。
中國模式後遺症
從1978年到2008年，中國改革開放於今已經走過了三十個年頭。三十年之後，在人們對市場化的成果已經習以為常的時候，中國獨特發展模式所遺留下來的一些後果正在以一種尖利的方式為中國社會所感知。
二十年來，經濟的高速增長，更加準確地說，GDP的高速增長成為緩解某種社會焦慮的唯一藥方。如此，是不是能夠迅速增加GDP，便成為衡量改革和真理的唯一標準。在這樣一種思維的推動下，並基於當時的政治及自然稟賦，中國經濟被迅疾推上了一條高投資率、高外向型、高污染、低內需、低福利、低保障的發展路徑。在1990年代初期冷戰結束之後，這種發展模式更被澎湃而至的全球化浪潮推向了極致水準。在經過十數年的醞釀並在新世紀（尤其是2001年加入WTO之後）發力衝刺之後，中國雖然取得了奇跡般的GDP增長速度，但也同樣存在結構的扭曲以及內部問題的積累等弊端。
在內需方面，中國的消費率在2007年已經下降到35%的超低水準，而其他國家的同一指標大多在70%以上。隱藏在這種不不尋常的消費率背後的，實際上是財富分配結構的嚴重扭曲。資料表明，居民在國民收入的所占比例不僅沒有隨著經濟發展而增加，反而不斷縮小。在1994年，政府、企業和居民三者的分配比例為18∶16∶66，而到了2005年，這個比例變化為23.8∶16.2∶60.0，居民收入占比不斷下滑。有評論者指出：
中國當今消費率比1950年代末期開始的“三年困難”時期還要低。這實際上就是中國內需長期低迷的主要因素。需要指出的是，中國內需低迷並不是一個市場博弈的後果，而是一個政治博弈的後果、其對應的是政府和企業在改革過程中權力的擴張，以及公民權利在同一時期的極度抑制。所謂低保障成本指的即是這樣一種情形。
事實上，中國經濟中的另外一個畸形指標，也源於同樣的政治稟賦。從建國初期起，高投資率就一直是經濟的一個隱患，但這種疾病似乎並沒有在改革中得到徹底根治。到2005年底，中國的投資占GDP的比率達到48.6%。就此有人調侃道：如果投資率按照這樣的速度增長下去，到2012年中國將是一個只有投資沒有消費的經濟體。從邏輯上說，長期的高投資率一定會導致產能過剩並最終引發經濟的劇烈調整。這一點在中國以前作為一個封閉的經濟體系的時候，已經得到了反復驗證。這也正是那個時代發生的故事。然而，在中國極速融於全球體系之後，這種過剩產能卻在全球市場中得到了消化。加之，中國的各級地方政府通過對各種資源的控制能力將土地、稅收、環境、資源以及人力成本壓低到極致，這就使中國龐大的過剩產能擁有了其他國家無法匹敵的價格優勢。這樣，中國過剩產能的投資者不僅沒有受到市場的懲罰，反而獲得了利潤。這反過來鼓勵了政府以及企業的這種微觀合理，但宏觀上可能引發巨大災難的投資衝動。這種短暫的成功迷惑了許多人，在他們看來，十數年如一日的超高投資率似乎並沒有想像的那麼嚇人。不過，超高投資率與超低消費率的經濟增長組合要想得以維繫其脆弱的平衡，對外部市場和外部資源的高度依賴就是一個符合邏輯的結果。其在經濟指標上的表現，就是中國變成一個外貿依存度奇高的經濟體。到2006年，中國的外貿依存度達到64%的罕見高度，遠遠超過其他大型經濟體。作為一個擁有十幾億人口的大型經濟體，中國的外貿依存度是非常不尋常的，也是相當危險的。這意味著，中國每1元的GDP就有0.64元是通過與外部經濟交換而來的，這也同時意味著，一旦外部消費需求滑坡，中國經濟就可能遭遇重創。2008年初冬中國經濟的急跌已經對這種危險性做出了經典的詮釋。可是，就在全球金融海嘯發生之後，一些主流輿論還在安慰公眾說：中國的實體經濟是健康的，不會受到金融危機太大的影響。不出所料，這種膚淺的“專家言論”以最快的速度淪為了笑柄。事實上，鑒於中國如此之高的外貿依存度，連中國經濟這個概念本身都已經顯得不合時宜。在相當程度上，中國經濟在2008年三季度開始的急速下滑，很有可能就是長期積累的問題借助金融危機所發出的兇狠的報復。容易看到，在這三十年中，中國雖然取得了獨步全球的增長速度，但其經濟的基本體質仍然有相當脆弱的一面。當然，按照樂觀看法，經濟結構的扭曲可能正是中國經濟最具潛力的一面，消費率低下正說明內需還有大幅提高的可能，產業落後正說明中國還有產業升級的潛力。我們不否認這種中國式辯證法中所包含的智慧，但顯而易見，作為導致這些後果的原因，需要經濟體制改革之外的改變。提振內需，調整結構，一直是被反復提出要完成的任務，然而多年努力之後，仍未竟其功，其謎底正在於政治體制改革之難。足可見，這絕對不是一樁輕鬆的任務。
自1990年代之後，以GDP為唯一標準，以特殊政治稟賦為條件的發展模式，不僅在經濟層面造成了誇張的扭曲，也同樣在社會層面及精神文化層面留下了嚴重的後遺症。後者由於不會反應在具體的經濟指標上，因而也特別容易被隱匿和忽略。在這方面，最應該提及的是貧富差距問題。改革之前，雖然也同樣存在著相當嚴重的不平等，但在經濟上，中國仍然是一個相當平等的國家，但在短短三十年之後，中國一躍成為貧富最為懸殊的經濟體之一。從一個相對平等的社會急速演變成一個貧富差距極為懸殊的社會，社會中被壓縮的潛在憤怒情緒可能相當具有爆炸性。一旦危機襲來，這種情緒就可能成為危險的導火索。換言之，中國在社會安定團結方面的一些問題，很有可能最先暴露在經濟危機的火力之下，並成為社會整體性危機的第一個燃點。2008年的甕安事件實際上就是這種危機最活生生的預言。如果正在加速成形的經濟危機真的不幸到來的話，上述情形就將不再只是邏輯上和概率上的推論，而是很可能要直面的嚴峻現實。
不僅如此，在三十年改革之後，以世俗物質利益為主要目標的機會主義已經成為中國社會從精英到百姓，從政府到企業，幾乎所有利益主體的壓倒性行動文化。在這種毒性極大的文化中，人們被告知，只要對自己有利的，就是理性的，就是好的。只要能達到目標，最基礎的商業倫理及文化準則都可以棄之如草芥。2008年引起軒然大波的“毒奶粉事件”，暴露的正是當今中國在文化精神層面這種最真實的面貌。在這方面，一些地方政府官員在經濟增長上所展現出的赤裸裸的機會主義性格，為這種文化精神的形成起到推波助瀾甚至直接示範的作用。我們不能想像，構築在這樣一種文化基礎上的社會如何能夠應付一次巨大的經濟衝擊？當然，如果繼續享有好運氣的話，我們仍然可能僥倖過關。但一個只能不斷祈靈於運氣的國度又是一個何等脆弱的共同體，而其離所謂崛起又何止於十萬八千里？雖然我們不願相信，但我們必須非常遺憾地告訴人們：在危機日漸迫近的2008年，中國社會真正需要的是精神基礎和起點。物質的成就可能因為一場危機而一夜散盡，而精神的力量卻可以成為危機中最堅強的堡壘。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可能比其他經濟體更接近危機。
正如我們上面所提示的那樣，1978年之後，尤其是1990年代中期之後的中國經濟增長，不僅是中國本身制度變革的結果，也是1990年代之後全球體系擴張的一個結果。換句話說，以美元為符號的全球體系實際上已經成為中國經濟增長隱形但卻非常重要的基礎。因此，在考察中國經濟增長的未來圖景的時候，我們就不能離開全球體系的視域。二戰之後，以美國為中心形成了一個新的全球體系。冷戰之後，借助資訊技術革命以及美國意識形態的魅力，這個全球體系急速膨脹。以中國、印度、俄羅斯等巨型人口國家完全融入為標誌，這個全球體系達到了其巔峰時期。然而，巔峰從來就意味著衰敗的開始，以次貸危機為引信並在2008年被最終引爆的金融危機，實際上就是這個體系盛極而衰的一個明確信號。其本質是，通過濫發美元來吸納全球過剩產能的美國消費能力的崩潰。在相當程度上，次貸危機就是美國通過所謂“金融創新”膨脹其消費需求並同時吸納全球儲蓄而導致的一場危機。有人戲稱：次貸危機的情形就好像是美國（像一個勞模一樣扮演全球消費火車頭）長期帶病堅持工作最終不支倒地。顯然，目前的危機不僅僅是美國的危機，也不是哪一國的危機，而是二戰之後這個曾經創造過無數神話的全球體系的危機。也只有在全球體系的視角上，我們才能夠更加接近目前這場危機的真相。與發生在體系邊陲的亞洲金融危機不同，目前的金融危機發生在全球體系的心臟部分。亞洲金融危機之所以能夠很快平息，乃是因為作為當時全球體系的發動機的美國消費需求（包括其他發達國家）依然強勁，而這種需求很快就將亞洲新興經濟體的過剩產能重新組織起來，從而迅速將體系推回到正常運轉狀態。就此而論，這一次的全球金融危機顯然要比十年之前的亞洲金融危機遠為不測。道理非常簡單，心肌梗死要比局部病痛危險得多。沿著這一線索，我們得知，美國及其他發達國家的消費需求何時能夠修復，這場危機就何時能夠結束。但我們已經瞭解，發達國家（尤以美國為甚）的消費需求多年來一直是通過金融杠杆被“吹”出來的，隨著發達國家從企業到家庭全面的去杠杆化時代的到來，這種需求的恢復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實際上，到目前為止，發達國家的消費需求的萎縮可能還剛剛開始。接下來要發生的，則是體系內從金融到實體、從發達國家到新興國家的一個全面負反饋——一個螺旋式下降的過程。迄今可以旁證這個趨勢的證據是，全球三大主要發達經濟體，已經同時陷入衰退。這種情形是二戰之後從未見過的。與此同時，那些原來被人們寄予厚望的諸如中國、印度這樣的新興經濟體也在危機中迅速顯露了他們對體系的高度依附性。希望這些出口導向型的新興經濟體能夠一夜之間轉型並拯救體系危機，不僅在經濟上不現實，而且也將與目前的全球政治權力格局發生嚴重衝突。這提醒我們，全球體系的確遭遇到了二戰之後最嚴峻的局面。我們不知道這種發展最終會指向哪里，但顯然，變局已經開始。
改變的時刻已經到來
如果說前面十多年是以美國為中心的全球體系急劇擴張的時代的話，那麼接下來我們將要進入的，則是這個體系不斷收縮的時代。顯然，這並不是一個令人愉快的時代。在這個過程中，體系內的任何國家都不能倖免於收縮所帶來的痛苦。這是一個相當確定的全球體系前景。不確定的則是，如果其中有任何一個大國承受不了這種收縮所帶來的痛苦而導致劇變，那麼，二戰之後的這個全球體系的爆炸就會立即被引發。老練的投資者都知道，不確定是人類智慧的天敵。無論是確定的經濟收縮，還是不確定的體系考驗，都將是中國在2009年將要面對的艱難處境。
雖然預測一向被認為是一件愚蠢的事業，但一些與中國高度相關的重要趨勢仍然值得我們冒險予以提示。其一是，2009年，美元可能出現大幅貶值，並導致全球金融市場的進一步動盪。其二是，在中國，雖然已經緊急採取了大規模的刺激措施，但經濟下滑的幅度仍然超過預期，延續了三十年的發展模式可能被迫轉變。其三，在經濟增長下滑的背景下，積累多年的各種矛盾趨於臨界，政治體制改革空前緊迫，改革會獲得新動力。往更遠處看則有，在對立意識形態“休克”之後，為本輪全球化提供主要意識形態的保守主義也將面臨退潮。繼之而起的是各種替代性方案和思想的興起。無疑，這將是一個大時代。
無論從全球體系的角度，還是從中國內部的情況看，一幅未來圖景都已經無比清晰：中國正在遭遇三十年未見之變局。以一種樂觀主義的態度來觀察，危機從來就不僅僅只意味著崩潰，它同樣意味著涅槃，意味著巨大的機會。雖然我從來就不是一個樂觀主義者，但今天，我願意以這樣一種態度期待中國的2009，正如奧巴馬在其勝選演講中所說的那樣：改變的時刻已經到來。
什麼辭彙能夠最準確地概括2008年的世界？答案可能是：崩潰。
在這個即將完結的年份中，人們目不暇接地見證了一場又一場幾近完美的崩潰，從資產市場到宏觀經濟，仿佛永不落幕的盛宴一瞬間戛然而止。
此刻，驚魂未定的大眾仍然處於危機令人窒息的追擊之中，但已經有足夠多的理由讓我們相信：這些接踵而至的崩塌，雖然伴隨著諸多偶然，但也絕不是禍從天降。
房地產負重死扛
一場不期而至的雪災，蹊蹺地發生在很少下雪的中國南方，為2008年的中國做出了巫術般的預言。它似乎在暗示：2008年將註定是詭異而又充滿轉折意味的一年。接下來的汶川地震、甕安事件、股市崩潰、三鹿奶粉，以及驚濤拍岸的金融海嘯，無不暗合了這個預言。顯然，對所有這些事件加以解讀並理解其中的神秘聯繫，已經超出了我們的智力範圍，因此，我們僅僅能夠對那些我們可能理解的一部分予以追索和評論。
2008年，在經過長達接近十年的牛市之後，中國熾熱的房地產市場，終於冷卻下來，價格下滑，成交銳減。如果說在奧運會之前，人們還對房地產市場抱有某種不切實際的預期的話，那麼奧運會之後，絕大多數人都應該承認，中國的房地產市場已經出現了趨勢性的逆轉。
起始於1998年的這一輪房地產的超級牛市，大致有如下幾個動力。一是所謂住房制度改革，即由以前主要由單位分配住房的制度變為個人購買住房。這個改革所釋放的需求形成了中國房地產市場第一級動力。在住房制度改革動力釋放的同時，中國的大規模城市化成為中國房地產市場的第二級動力，城市化所引發的大量外來人口的進入進一步刺激了房地產的市場需求。中國房地產市場的第三個動力來自於投資需求。其中，國際資本以及中國中產階層的投資和投機性介入是這一動力的主要成分。
不過，在中國的房地產市場上，還有一個更加隱蔽和更加強勁的動力，那就是政府。自1990年代中後期以降，中國各級地方政府出於對經濟增長的渴求，開始強力介入房地產市場。而到了後期，房地產更成為政府推動GDP以及增加地方財政收入的法寶。資料表明，在中國的大城市中，賣地收入以及房地產的相關稅收普遍占到地方政府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而房地產對相關產業的拉動則更是為其他行業所望塵莫及。以上諸多因素的不斷接力，相互疊加，共同推動了中國房地產市場的這一超級週期。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由於中國土地市場以及政治的特殊性，中國房地產市場充滿了剝奪、腐敗並因此充滿了暴利，這使得各類資本對這一市場趨之若鶩，並極大地加劇了這一市場的狂熱和泡沫程度。容易看出，在推動中國房地產市場的主要因素中，很多是其他經濟體所不具備的所謂獨特的中國因素。因是之故，中國房地產市場才能夠不斷讓預言家們名聲掃地,不管他是外來的和尚，還是本土的專家。
然而，再特殊的因素也無法阻止市場本身榮衰交替、牛熊迴圈的基本規則。在2008年，中國“特殊”的房地產市場終於暴露了它早應該暴露的疲態。面對這個遲到但顯然是再正常不過的調整，賺慣了快錢、過慣了好日子的房地產商們開始集體跳腳。對於絕大部分沒有經歷過完整市場週期因而也顯得特別幼稚的中國的房地產商來說，這種反應並不奇怪。真正讓人奇怪的是，部分地方政府在這個調整面前所表現出的輕率和瘋狂。就資料和我們的觀察而言，中國房地產市場的調整才剛剛開始。如果用一個更為人們所熟悉的指數來標示的話，今天的中國房地產價格仍然相當於上證指數的5000點，繼續調整的空間依然巨大。而就是在這樣的時候，有些地方政府就開始緊急出臺各種救市措施。從減稅到降低按揭門檻，從直接入市購買到提供買房補貼，花樣之多，令人目不暇接。更有甚者，在東南沿海的一些主要城市中，地方政府竟然採取各種行政措施，禁止房地產商降價。這種行為非但不能起到阻止房價下跌的作用，反而更彰顯了中國房地產市場內在的下跌趨勢。同時，它也強化了消費者對房地產市場的熊市預期，從而推動房地產市場的加速下跌。顯然，無論從房價收入比、月供收入比、租售比等最終決定房地產價格的基本面因素來看，中國的房地產市場依然泡沫飛濺。尤其需要提醒的是，隨著一個從未見過的經濟下滑週期的到來，潛在購房人群的未來收入預期將會惡化，這可能是壓垮仍然在“負重死扛”的中國房地產市場並將其最終推入深淵的最後一根稻草。
毫無疑問，特殊的中國因素仍然會在未來的中國房地產市場中發揮作用。但同樣毫無疑問的是，所有這些特殊因素都已是強弩之末。所以，假如在2009年，中國房地產市場發生一場真正意義上的崩潰並將國有銀行以及經濟整個拖下水的情況，我們絲毫也不應該感到驚訝。其中理由其實十分簡單：以前透支了多少，以後就要還回去多少。從長期看，任何人都無法挑戰這一鐵律。事實上，我們已經看到高盛在2009年的投資策略中，將中國內地的房地產基本假設從降幅5%~10%擴大至35%~40%。
股市不堅強
如果2008年的中國房地產還顯示了某種“豬堅強”的韌性的話，那麼，2008年的中國股票市場就是一場標準的崩潰。在這一年中，中國股市一再打破人們的預期，從6000點一路狂瀉到最低1600多點，最高跌幅達到將近75%。在前幾年全球最牛的中國股市，2008年變成了全球最熊的股市。
與房地產市場相比，中國股市的許多投資者都已經經歷過好幾輪牛熊迴圈，對牛市之後的熊市已經有所準備，但如此跌法，仍然超出絕大多數人的預期。這除了顯示了那些在集體癲狂時還在高喊“黃金十年”的分析師們的輕佻之外，也給我們留下了一個巨大的疑問：這裏面究竟發生了什麼？或者換一個問法：究竟有哪些因素遠遠超出了我們曾經堅信不疑的投資假設？
中國的消費率在2007年已經下降到35%的超低水準，而其他國家的同一指標大多在70%以上。居民在國民收入的所占比例不僅沒有隨著經濟發展而增加，反而不斷縮小。在1994年，政府、企業和居民三者的分配比例為18∶16∶66，而到了2005年，這個比例變化為23.8∶16.2∶60.0，居民收入占比不斷下滑。
無疑，中國股票市場中的絕大部分投資者都深信這樣一個假設：中國是全球最具有成長性的經濟體，其高速成長的週期至少還可以再延續三十年。中國經濟即便出現調整，也只是我們以前見過的那種周而復始的調整。這個信念被中國的主流媒體反復灌輸和強化，成為中國大眾思維框架中無需檢驗的假設。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大多數人都相信，中國股票市場即便發生下跌，也只是正常的調整，最多也只是一個短暫的熊市週期。不幸的是，正是這樣一個我們曾經篤信不疑的基礎假設正在接受嚴峻的考驗。就我們的智慧可以洞悉的，中國經濟基本面的超預期下滑可能是解釋中國股票市場超常下跌的最重要的因素。如果中國投資者一直堅信的基本假設——中國經濟仍然可以高速成長三十年，果真受到侵蝕的話，2009年的中國股票市場就可能比2008年更為嚴酷。
在上一輪牛市過後，中國資本市場發生了一個重要的嬗變，那就是，大型壟斷企業和國有銀行已經成為中國資本市場的主體，佔據了絕對份額。從相當程度上，為大型國企和銀行上市鋪路，正是政府方面推動上一輪牛市的重要動力之一。雖然在上一個經濟擴張週期中，這些巨無霸企業的表現似乎差強人意，但這些主要依靠壟斷地位以及國家財政挹注的大型企業自1990年代末期逐漸成形之後，畢竟沒有經歷過真正意義上的下行週期，更不用說像2008年這樣突如其來且破壞性極強的下行週期。所以，這些大型壟斷企業在即將到來的慘澹日子中的抗擊打能力將對股票市場的表現產生重要影響。對這一點，我們一點也不敢樂觀。最新的證據是，三家最重要的大型航空公司已經陸續發生大面積虧損，而這種虧損竟然出現在GDP增速仍然達到10%的條件下。我們很難想像如果GDP增速跌落到8%或者更低的情況下，這些企業將如何應對。人們的確有理由擔心，在幾年之後，中國的納稅人是不是還需要對這些大型企業及銀行再來一次巨額的輸血？在資本市場上，唯一確定的就是不確定性。對於2009年及其之後的中國資本市場，則尤其如此。
中國股票市場的巨幅崩跌，雖然稱得上是2008年中國的重要事件之一，但就其影響層面以及讓人意外的程度，無疑都遠遠不敵中國經濟在2008年三季度所開始呈現出的突然失速。
危機的氣味
2008年下半年之後，在上半年還一路狂飆的中國的經濟開始出現增長乏力的趨向，而到了九十月份，這種減緩開始演變成高空墜落的硬著陸態勢。各種公開資料的轉向之快，跌幅之巨，完全可以用急速崩落形容。在10月份，中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增加值同比增長僅為8.2%，比去年同期狂跌9.7個百分點，僅僅為過去5年平均增幅的一半。而到了11月份，這個資料更是跌落到5.4%，創2001年末以來的新低。在財政收入方面，中國2008年11月的財政收入出現多年未見的同比負增長，比去年同月下降3.1%。而在被認為最能夠真實反映經濟增長的發電量方面，中國11月份統調電廠發電量同比急劇下降7%，是1989年以來的最大跌幅。與此同時，11月份發佈的中國11月份採購經理人指數(PMI)也從10月份44.6大幅跌至38.8。與這些宏觀資料相印證的則是，微觀經濟方面所呈現的蕭條景象。按照目前最流行的說法就是，需求幾乎在一夜之間就消失了。一位為某家全球新能源巨頭供貨的朋友告知，這家曾經風光無限的廠商突然之間幾乎凍結了所有原材料進貨。而另外一位遠在南方的朋友則透露，那邊的港口出現了1989年以來最慘澹的景象。如果足夠細心，我們就會發現，中國諸多宏觀資料的下滑幅度，都是20年甚至30年以來所僅見。令人迷惑的是，中國宏觀經濟的這種急速轉向幾乎是在短短兩三個月之間發生的。這一切，此前雖然多少有所察覺，但下滑之快仍然讓人措手不及。僅僅在幾個月之前，中央政府還在不斷調高銀行準備金及利率以抑制經濟過熱，但在幾個月之後，同樣是中央政府，卻以罕見的頻率和幅度大幅降低準備金及利率，並旋即推出了三十年來規模最大的四萬億財政刺激計畫。如果你看到一個司機在猛踩刹車之後又突然猛踩油門，那他一定是遇到了某種緊急情況。這可能正是隱藏在政策急轉彎背後的東西。然而，無論是從決策層所表現出的“驚訝”中，還是從中國經濟學家們所表現出的令人尷尬的集體失語中，抑或是中國企業界的驚慌失措中，都透露出了這樣一個資訊：我們對危機以及危機的形式幾乎毫無準備。這不啻於證明，在蒙受了三十年難以置信的好運之後，在我們的主流意識中存在著一種危險的智力缺陷——近乎蒙昧的自大和樂觀。有趣的是，最早嗅到危機氣味的竟然是中國的幾位最高領導人。留意傾聽他們含蓄的發言，我們或許可以更早地察覺目下這場危機。其中最直言不諱的是溫家寶總理，早在春天，溫家寶就直率地發出了預警，他說，2008年將是中國經濟最困難的一年。為此，曾有人向媒體力薦溫為2008年的最佳宏觀分析師。顯然，這不僅僅是一個相當有創意的幽默。不過，最困難的可能不是2008年，而是2009年或者再下一年。
相比於奧運會、“神七”上天、雪災、地震、股市崩潰、房地產低迷，中國經濟的突然失速無疑都是2008年頭號事件，也必將成為2009年中國最重要的看點。在多年以GDP為中心，甚至以GDP為壓倒一切的目標之後，沒有什麼比經濟莫名其妙的失速更令人恐懼的了。因為它已經成為這個社會唯一的凝聚力和黏合劑。值得補充的是，就個人的觀察而言，中國所謂精英階層中的悲觀氣氛也為二十年來所僅見。
到現在為止，我們仍然無法判斷，中國經濟在2008年的怪異表現，究竟是一次短暫的意外事故，還是持續了三十年的中國發展模式的最後終結，但毫無疑問的是，我們已經越來越逼近一個危險的轉捩點。然而，2008年並不是突然來到的，它不過是一段複雜而晦澀的歷史最終顯示了它驚人的力量而已。如果我們能夠更好地理解過去的三十年，那麼，2008年的變化可能就不再會顯得如此詭異了，而中國刻下的處境也會被更清晰地呈現出來。
中國模式後遺症
從1978年到2008年，中國改革開放於今已經走過了三十個年頭。三十年之後，在人們對市場化的成果已經習以為常的時候，中國獨特發展模式所遺留下來的一些後果正在以一種尖利的方式為中國社會所感知。
二十年來，經濟的高速增長，更加準確地說，GDP的高速增長成為緩解某種社會焦慮的唯一藥方。如此，是不是能夠迅速增加GDP，便成為衡量改革和真理的唯一標準。在這樣一種思維的推動下，並基於當時的政治及自然稟賦，中國經濟被迅疾推上了一條高投資率、高外向型、高污染、低內需、低福利、低保障的發展路徑。在1990年代初期冷戰結束之後，這種發展模式更被澎湃而至的全球化浪潮推向了極致水準。在經過十數年的醞釀並在新世紀（尤其是2001年加入WTO之後）發力衝刺之後，中國雖然取得了奇跡般的GDP增長速度，但也同樣存在結構的扭曲以及內部問題的積累等弊端。
在內需方面，中國的消費率在2007年已經下降到35%的超低水準，而其他國家的同一指標大多在70%以上。隱藏在這種不不尋常的消費率背後的，實際上是財富分配結構的嚴重扭曲。資料表明，居民在國民收入的所占比例不僅沒有隨著經濟發展而增加，反而不斷縮小。在1994年，政府、企業和居民三者的分配比例為18∶16∶66，而到了2005年，這個比例變化為23.8∶16.2∶60.0，居民收入占比不斷下滑。有評論者指出：
中國當今消費率比1950年代末期開始的“三年困難”時期還要低。這實際上就是中國內需長期低迷的主要因素。需要指出的是，中國內需低迷並不是一個市場博弈的後果，而是一個政治博弈的後果、其對應的是政府和企業在改革過程中權力的擴張，以及公民權利在同一時期的極度抑制。所謂低保障成本指的即是這樣一種情形。
事實上，中國經濟中的另外一個畸形指標，也源於同樣的政治稟賦。從建國初期起，高投資率就一直是經濟的一個隱患，但這種疾病似乎並沒有在改革中得到徹底根治。到2005年底，中國的投資占GDP的比率達到48.6%。就此有人調侃道：如果投資率按照這樣的速度增長下去，到2012年中國將是一個只有投資沒有消費的經濟體。從邏輯上說，長期的高投資率一定會導致產能過剩並最終引發經濟的劇烈調整。這一點在中國以前作為一個封閉的經濟體系的時候，已經得到了反復驗證。這也正是那個時代發生的故事。然而，在中國極速融於全球體系之後，這種過剩產能卻在全球市場中得到了消化。加之，中國的各級地方政府通過對各種資源的控制能力將土地、稅收、環境、資源以及人力成本壓低到極致，這就使中國龐大的過剩產能擁有了其他國家無法匹敵的價格優勢。這樣，中國過剩產能的投資者不僅沒有受到市場的懲罰，反而獲得了利潤。這反過來鼓勵了政府以及企業的這種微觀合理，但宏觀上可能引發巨大災難的投資衝動。這種短暫的成功迷惑了許多人，在他們看來，十數年如一日的超高投資率似乎並沒有想像的那麼嚇人。不過，超高投資率與超低消費率的經濟增長組合要想得以維繫其脆弱的平衡，對外部市場和外部資源的高度依賴就是一個符合邏輯的結果。其在經濟指標上的表現，就是中國變成一個外貿依存度奇高的經濟體。到2006年，中國的外貿依存度達到64%的罕見高度，遠遠超過其他大型經濟體。作為一個擁有十幾億人口的大型經濟體，中國的外貿依存度是非常不尋常的，也是相當危險的。這意味著，中國每1元的GDP就有0.64元是通過與外部經濟交換而來的，這也同時意味著，一旦外部消費需求滑坡，中國經濟就可能遭遇重創。2008年初冬中國經濟的急跌已經對這種危險性做出了經典的詮釋。可是，就在全球金融海嘯發生之後，一些主流輿論還在安慰公眾說：中國的實體經濟是健康的，不會受到金融危機太大的影響。不出所料，這種膚淺的“專家言論”以最快的速度淪為了笑柄。事實上，鑒於中國如此之高的外貿依存度，連中國經濟這個概念本身都已經顯得不合時宜。在相當程度上，中國經濟在2008年三季度開始的急速下滑，很有可能就是長期積累的問題借助金融危機所發出的兇狠的報復。容易看到，在這三十年中，中國雖然取得了獨步全球的增長速度，但其經濟的基本體質仍然有相當脆弱的一面。當然，按照樂觀看法，經濟結構的扭曲可能正是中國經濟最具潛力的一面，消費率低下正說明內需還有大幅提高的可能，產業落後正說明中國還有產業升級的潛力。我們不否認這種中國式辯證法中所包含的智慧，但顯而易見，作為導致這些後果的原因，需要經濟體制改革之外的改變。提振內需，調整結構，一直是被反復提出要完成的任務，然而多年努力之後，仍未竟其功，其謎底正在於政治體制改革之難。足可見，這絕對不是一樁輕鬆的任務。
自1990年代之後，以GDP為唯一標準，以特殊政治稟賦為條件的發展模式，不僅在經濟層面造成了誇張的扭曲，也同樣在社會層面及精神文化層面留下了嚴重的後遺症。後者由於不會反應在具體的經濟指標上，因而也特別容易被隱匿和忽略。在這方面，最應該提及的是貧富差距問題。改革之前，雖然也同樣存在著相當嚴重的不平等，但在經濟上，中國仍然是一個相當平等的國家，但在短短三十年之後，中國一躍成為貧富最為懸殊的經濟體之一。從一個相對平等的社會急速演變成一個貧富差距極為懸殊的社會，社會中被壓縮的潛在憤怒情緒可能相當具有爆炸性。一旦危機襲來，這種情緒就可能成為危險的導火索。換言之，中國在社會安定團結方面的一些問題，很有可能最先暴露在經濟危機的火力之下，並成為社會整體性危機的第一個燃點。2008年的甕安事件實際上就是這種危機最活生生的預言。如果正在加速成形的經濟危機真的不幸到來的話，上述情形就將不再只是邏輯上和概率上的推論，而是很可能要直面的嚴峻現實。
不僅如此，在三十年改革之後，以世俗物質利益為主要目標的機會主義已經成為中國社會從精英到百姓，從政府到企業，幾乎所有利益主體的壓倒性行動文化。在這種毒性極大的文化中，人們被告知，只要對自己有利的，就是理性的，就是好的。只要能達到目標，最基礎的商業倫理及文化準則都可以棄之如草芥。2008年引起軒然大波的“毒奶粉事件”，暴露的正是當今中國在文化精神層面這種最真實的面貌。在這方面，一些地方政府官員在經濟增長上所展現出的赤裸裸的機會主義性格，為這種文化精神的形成起到推波助瀾甚至直接示範的作用。我們不能想像，構築在這樣一種文化基礎上的社會如何能夠應付一次巨大的經濟衝擊？當然，如果繼續享有好運氣的話，我們仍然可能僥倖過關。但一個只能不斷祈靈於運氣的國度又是一個何等脆弱的共同體，而其離所謂崛起又何止於十萬八千里？雖然我們不願相信，但我們必須非常遺憾地告訴人們：在危機日漸迫近的2008年，中國社會真正需要的是精神基礎和起點。物質的成就可能因為一場危機而一夜散盡，而精神的力量卻可以成為危機中最堅強的堡壘。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可能比其他經濟體更接近危機。
正如我們上面所提示的那樣，1978年之後，尤其是1990年代中期之後的中國經濟增長，不僅是中國本身制度變革的結果，也是1990年代之後全球體系擴張的一個結果。換句話說，以美元為符號的全球體系實際上已經成為中國經濟增長隱形但卻非常重要的基礎。因此，在考察中國經濟增長的未來圖景的時候，我們就不能離開全球體系的視域。二戰之後，以美國為中心形成了一個新的全球體系。冷戰之後，借助資訊技術革命以及美國意識形態的魅力，這個全球體系急速膨脹。以中國、印度、俄羅斯等巨型人口國家完全融入為標誌，這個全球體系達到了其巔峰時期。然而，巔峰從來就意味著衰敗的開始，以次貸危機為引信並在2008年被最終引爆的金融危機，實際上就是這個體系盛極而衰的一個明確信號。其本質是，通過濫發美元來吸納全球過剩產能的美國消費能力的崩潰。在相當程度上，次貸危機就是美國通過所謂“金融創新”膨脹其消費需求並同時吸納全球儲蓄而導致的一場危機。有人戲稱：次貸危機的情形就好像是美國（像一個勞模一樣扮演全球消費火車頭）長期帶病堅持工作最終不支倒地。顯然，目前的危機不僅僅是美國的危機，也不是哪一國的危機，而是二戰之後這個曾經創造過無數神話的全球體系的危機。也只有在全球體系的視角上，我們才能夠更加接近目前這場危機的真相。與發生在體系邊陲的亞洲金融危機不同，目前的金融危機發生在全球體系的心臟部分。亞洲金融危機之所以能夠很快平息，乃是因為作為當時全球體系的發動機的美國消費需求（包括其他發達國家）依然強勁，而這種需求很快就將亞洲新興經濟體的過剩產能重新組織起來，從而迅速將體系推回到正常運轉狀態。就此而論，這一次的全球金融危機顯然要比十年之前的亞洲金融危機遠為不測。道理非常簡單，心肌梗死要比局部病痛危險得多。沿著這一線索，我們得知，美國及其他發達國家的消費需求何時能夠修復，這場危機就何時能夠結束。但我們已經瞭解，發達國家（尤以美國為甚）的消費需求多年來一直是通過金融杠杆被“吹”出來的，隨著發達國家從企業到家庭全面的去杠杆化時代的到來，這種需求的恢復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實際上，到目前為止，發達國家的消費需求的萎縮可能還剛剛開始。接下來要發生的，則是體系內從金融到實體、從發達國家到新興國家的一個全面負反饋——一個螺旋式下降的過程。迄今可以旁證這個趨勢的證據是，全球三大主要發達經濟體，已經同時陷入衰退。這種情形是二戰之後從未見過的。與此同時，那些原來被人們寄予厚望的諸如中國、印度這樣的新興經濟體也在危機中迅速顯露了他們對體系的高度依附性。希望這些出口導向型的新興經濟體能夠一夜之間轉型並拯救體系危機，不僅在經濟上不現實，而且也將與目前的全球政治權力格局發生嚴重衝突。這提醒我們，全球體系的確遭遇到了二戰之後最嚴峻的局面。我們不知道這種發展最終會指向哪里，但顯然，變局已經開始。
改變的時刻已經到來
如果說前面十多年是以美國為中心的全球體系急劇擴張的時代的話，那麼接下來我們將要進入的，則是這個體系不斷收縮的時代。顯然，這並不是一個令人愉快的時代。在這個過程中，體系內的任何國家都不能倖免於收縮所帶來的痛苦。這是一個相當確定的全球體系前景。不確定的則是，如果其中有任何一個大國承受不了這種收縮所帶來的痛苦而導致劇變，那麼，二戰之後的這個全球體系的爆炸就會立即被引發。老練的投資者都知道，不確定是人類智慧的天敵。無論是確定的經濟收縮，還是不確定的體系考驗，都將是中國在2009年將要面對的艱難處境。
雖然預測一向被認為是一件愚蠢的事業，但一些與中國高度相關的重要趨勢仍然值得我們冒險予以提示。其一是，2009年，美元可能出現大幅貶值，並導致全球金融市場的進一步動盪。其二是，在中國，雖然已經緊急採取了大規模的刺激措施，但經濟下滑的幅度仍然超過預期，延續了三十年的發展模式可能被迫轉變。其三，在經濟增長下滑的背景下，積累多年的各種矛盾趨於臨界，政治體制改革空前緊迫，改革會獲得新動力。往更遠處看則有，在對立意識形態“休克”之後，為本輪全球化提供主要意識形態的保守主義也將面臨退潮。繼之而起的是各種替代性方案和思想的興起。無疑，這將是一個大時代。
無論從全球體系的角度，還是從中國內部的情況看，一幅未來圖景都已經無比清晰：中國正在遭遇三十年未見之變局。以一種樂觀主義的態度來觀察，危機從來就不僅僅只意味著崩潰，它同樣意味著涅槃，意味著巨大的機會。雖然我從來就不是一個樂觀主義者，但今天，我願意以這樣一種態度期待中國的2009，正如奧巴馬在其勝選演講中所說的那樣：改變的時刻已經到來。
2008年12月24日星期三
維基百科詞條“飯島愛”
飯島愛（1972年10月31日－2008年12月24日），本名大久保松惠[1]，是一位日本藝人、前AV女優，東京都江東區龜戶出生，於1992年出道。淺倉舞在同年以《處女宮》出道，兩位同期的AV女優都非常受歡迎。
1992年，飯島愛參加東京電視臺深夜節目《東京情色派》（ギルガメッシュないと）的〈丁字褲小愛〉單元的演出，在該節目中自掀裙子露出丁字褲，被稱為“丁字褲女王”而成名，踏入日本演藝圈。此後，她專接綜藝節目的通告，在朝日電視臺《男女糾察隊》、TBS電視臺《サンデージャポン》、東京電視臺《火焰挑戰者》等綜藝節目中擔任固定班底，展現“毒舌”功力。2001年，她在張衛健主演的華語電視劇《齊天大聖孫悟空》中扮演蜘蛛精。
她在2000年10月出了半自傳性的小說《柏拉圖式性愛》，在日本暢銷百萬本，是當時的暢銷書。她參演過電影和電視劇，也出過書。她亦是《週刊朝日》專欄《飯島愛的錦糸町風印花稅生活》的執筆。
2007年3月3日，日本《SPORTS NIPPON》報導，飯島愛因花粉症、背部刺痛、腎功能失調與膀胱炎等健康問題而退出日本演藝圈。
2008年2月24日，飯島愛在個人博客上表示感染了幽門螺桿菌，同時表示近兩個月為了對抗精神疾病在服用抗抑鬱劑。在評論中，網友們有些寫了激勵的話，有些給了醫療方面的意見[2]。
2008年12月24日，被發現死于東京都澀谷區櫻丘町的家中，警視廳正在調查其死亡原因。[1][3]
主要的演出紀錄
以下未標明國名者，皆為日本節目。
視
ウチくる!?（富士電視臺）
中居正広の金曜日のスマたちへ（東京放送）
サンデージャポン（TBS系）
金のA様×銀のB様（日本電視臺系）
男女糾察隊（朝日電視臺系）
決定!これが日本のベスト100（朝日電視臺系）
所さん&おすぎの偉大なるトホホ人物伝（東京電視臺系）
エンターテイメント・マザーズ TV（BS-i）
齊天大聖孫悟空(臺灣 中國電視公司)
場外大戰牙膏(臺灣 巴哈姆特)
過去的演出節目
《未來模特兒》（《未来MODEL》）（東京電視台系、2005年結束）
《スパスパ人間学!》（TBS系、2005年結束）
《クイズ世界はSHOW by ショーバイ!!》 準レギュラー解答者（日本電視台系、1996年結束）
《マジカル頭脳パワー!!》準レギュラー解答者（日本電視台系、1999年結束）
《非常問答》（《クイズ赤恥青恥》） 準レギュラー解答者（東京電視台系，1995年－2002年）
廣告
NTTパーソナル 東海
まんがの森
電臺廣播
《飯島 愛のallnightnippon sunday.com》（ニッポン放送、2003年結束）
著作
《日経エンタテインメント》対談連載「お友達になりたい!」（日経BP社）
《POPTEEN》連載「飯島 愛のLOVE＆SEX ER恋愛緊急救命室」
書籍
《どうせバカだと思ってんでしょ!!》
《柏拉圖式性愛》
《生病検査薬≒性病検査薬》
參考資料
1. ^ 1.0 1.1 MSN産経ニュース－元タレントの飯島愛さんが死亡
2. ^ http://netallica.yahoo.co.jp/news/26059 飯島愛さん ピロリ菌感染とノイローゼを告白
3. ^ http://dailynews.yahoo.co.jp/fc/domestic/obituary/?1230103908
1992年，飯島愛參加東京電視臺深夜節目《東京情色派》（ギルガメッシュないと）的〈丁字褲小愛〉單元的演出，在該節目中自掀裙子露出丁字褲，被稱為“丁字褲女王”而成名，踏入日本演藝圈。此後，她專接綜藝節目的通告，在朝日電視臺《男女糾察隊》、TBS電視臺《サンデージャポン》、東京電視臺《火焰挑戰者》等綜藝節目中擔任固定班底，展現“毒舌”功力。2001年，她在張衛健主演的華語電視劇《齊天大聖孫悟空》中扮演蜘蛛精。
她在2000年10月出了半自傳性的小說《柏拉圖式性愛》，在日本暢銷百萬本，是當時的暢銷書。她參演過電影和電視劇，也出過書。她亦是《週刊朝日》專欄《飯島愛的錦糸町風印花稅生活》的執筆。
2007年3月3日，日本《SPORTS NIPPON》報導，飯島愛因花粉症、背部刺痛、腎功能失調與膀胱炎等健康問題而退出日本演藝圈。
2008年2月24日，飯島愛在個人博客上表示感染了幽門螺桿菌，同時表示近兩個月為了對抗精神疾病在服用抗抑鬱劑。在評論中，網友們有些寫了激勵的話，有些給了醫療方面的意見[2]。
2008年12月24日，被發現死于東京都澀谷區櫻丘町的家中，警視廳正在調查其死亡原因。[1][3]
主要的演出紀錄
以下未標明國名者，皆為日本節目。
視
ウチくる!?（富士電視臺）
中居正広の金曜日のスマたちへ（東京放送）
サンデージャポン（TBS系）
金のA様×銀のB様（日本電視臺系）
男女糾察隊（朝日電視臺系）
決定!これが日本のベスト100（朝日電視臺系）
所さん&おすぎの偉大なるトホホ人物伝（東京電視臺系）
エンターテイメント・マザーズ TV（BS-i）
齊天大聖孫悟空(臺灣 中國電視公司)
場外大戰牙膏(臺灣 巴哈姆特)
過去的演出節目
《未來模特兒》（《未来MODEL》）（東京電視台系、2005年結束）
《スパスパ人間学!》（TBS系、2005年結束）
《クイズ世界はSHOW by ショーバイ!!》 準レギュラー解答者（日本電視台系、1996年結束）
《マジカル頭脳パワー!!》準レギュラー解答者（日本電視台系、1999年結束）
《非常問答》（《クイズ赤恥青恥》） 準レギュラー解答者（東京電視台系，1995年－2002年）
廣告
NTTパーソナル 東海
まんがの森
電臺廣播
《飯島 愛のallnightnippon sunday.com》（ニッポン放送、2003年結束）
著作
《日経エンタテインメント》対談連載「お友達になりたい!」（日経BP社）
《POPTEEN》連載「飯島 愛のLOVE＆SEX ER恋愛緊急救命室」
書籍
《どうせバカだと思ってんでしょ!!》
《柏拉圖式性愛》
《生病検査薬≒性病検査薬》
參考資料
1. ^ 1.0 1.1 MSN産経ニュース－元タレントの飯島愛さんが死亡
2. ^ http://netallica.yahoo.co.jp/news/26059 飯島愛さん ピロリ菌感染とノイローゼを告白
3. ^ http://dailynews.yahoo.co.jp/fc/domestic/obituary/?1230103908
2008年12月21日星期日
打飛機
美聯發了一條消息。AP IMPACT: Wall Street still flying corporate jets。大意說：底特律大佬們都停用公司專機了，華爾街的巨頭們領了國民財稅救濟金，還不思進取，和美國證監會法規頂著幹——坐飛機。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 Inc獲1500億美元援助。Citigroup Inc., Wells Fargo & Co., Bank of America Corp., JPMorgan Chase & Co. Morgan Stanley：獲1200億美元援助。看他们如何玩飛機：
• 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 Inc：目前有7架飛機。
• CITIGROUP: 擁有自己的航空分支機搆，負責行政旅行。 發言人說過去八年，飛機數量減少了2/3。美國聯邦航空局（FAA）說該公司名下有4架客機，一架直升機。
2007年，前CEO Charles Prince以安全原因為由，公為私用。這些旅行花費170,972美元。現CEO Vikram Pandit began2007年11月上任後才開始為私人旅行埋單。
• MORGAN STANLEY: 2005年，飛機數量送3架減少到2架。型號是Gulfstream G-Vs。
2007, CEO John Mack私有用機花費355,882，也是以安全為由。
• JPMORGAN: 4架Gulfstream，包括2007 年超長旗艦飛機G550 。G550 價格475 0萬美元。
CEO Jamie Dimon被規定必須使用專機。2007花了211,182美元。發言人Joe Evangelisti拒絕評論接收25 0億美元援助後是否改變飛機使用狀況。
• BANK OF AMERICA: 9架飛機。4架 Gulfstreams。公司發言人Scott Silvestri 拒絕評論接收15 0億美元援助後是否有所變化。
CEO Kenneth Lewis去年花費 127,643美元。
• WELLS FARGO: 發言人說，只有一架，絕對不花消政府援助金。
• Intel Corp.：飛機賣了。
•Goldman Sachs Group：是個好公司。說管理人員過去些年收入高，但是這個公司1999年之後從來沒擁有過飛機。 發言人Michael DuVally自己是這麼說的。
2008年12月20日星期六
民主正面：美國線民如何罵奧巴馬
美國《新聞週刊》（Jan 5, 2009）評選出全球50權力榜，美國當選總統奧巴馬排名第一，點評說：The new U.S. president will be judged by whether he can save capitalism。
同樣，奧巴馬也登上了《時代》週刊年度人物首座，並接受專訪。
看美國網民是如何罵他的。也許這樣，可以補充一些我們關於民主以及奧巴馬的另外一面的知識。
Posted By: Babyboi4u @ 12/20/2008 10:32:01 PM
Congrats to Barack and Michelle along with the kids. Take time to enjoy the freedom, each other, and family while you can because on Jan 20, 2009 your life is no longer yours its the American People's. Be clear I wish you and Michelle and the kids the best of what this life will bring all of you. I will be keeping up with you Barack because your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leader of the free world and with that comes a responsibility that cannot be matched by anyone else in this world. I expect you to govern from the middle left and not get too caught up on the middle right politics which will only play into the Republicans hand to force you into decisions your not willing to make. I do expect you to follow through with some of the campaign wishes you made not all of them simply because the country is off in the wrong direction thanks to a poor, poor and stupid man name George Bush. He is just like his father the only difference the father has brains. How unfortunate the American people voted for him twice bad enough once. Well with the stock market,. and financial markets and insurance markets going south we now know that Bush was steep at the wheel. The problems we will have to endure because America voted for the wrong man in Bush. This will be very challenging for you Barack. However, I am praying for you and Michelle to get through your first of (4) years and get through the problems you will have with the people in Congress and Senate. I will be watching you as well because I will hold you accountable just like any other voter. Since am a Independent we watch what is really happening as opposed to what the media tells us. Be prayerful and understand that God will take you through and bring you out.
Posted By: bob_hall27 @ 12/20/2008 11:21:00 PM
You sir have no common sense this country is a constitutional republic and you socialist lefts need to shut up. this country is based on a middle right constitution and that is the only way for this country to flourish. We need to reduce the size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not increase. We also need to reduce federal spending not increase. The individual states are sovereign entities and they need to strengthen in that respect not make a stronger federal government. One of the smartest things the states could do right now is to each individually create their own gold and silver coins and go back to a gold standard according to the constitution this is legal and it would cause competition against the central bank and this would save our economy. I would hope it would also cause the elimination of the federal reserve act. Wake up people its time we started to take our country back.
Posted By: asp2write @ 12/20/2008 10:29:06 PM
This list is a joke right? Obama is a joke, a race playing fluke. If he were white, Clinton would be our president elect, Obama is a joke, a liar, and a criminal, and unfortunately, he will cost us the House and Senate in two years, and then we'll see the impeachment trial begin.People are stupid, how can you vote for someone who is, and has been, under investigation for two years? The FBI reported they were looking into his illegal land deal with Rezko, before the election, Fitzgerald said three month before the election that he had Obama and Blago for taking kickback bribes in the Board Games kickback scheme, yet no one cared. And this toilet paper magazine puts him at number one, yeah, if you put Capone at two, then I could maybe agree.
Posted By: marley07 @ 12/20/2008 10:12:20 PM
Can he save capitalism? the answer is no. He can't save something he knows nothing about and is the exact opposite off. Capitalism is not saved by someone. Capitalism needs to be left alone and left to work naturally. That would mean no intervention by government with all this money being thrown at it. Companies need to fail in order for capitalism to work. Obama is going to double the amount already thrown at it. So can he fix capitalism? No, he is going to destroy it.
Posted By: LostDemocracy @ 12/20/2008 10:03:39 PM
The problem is not capitalism, what we are missing in this country is transparency and enforcement of laws and fraud preventions.
附：《時代》雜誌對話奧巴馬全文
On Friday, Dec. 5, the President-elect sat down with TIME managing editor Richard Stengel, editor-at-large David Von Drehle and Time Inc. editor-in-chief John Huey in Obama's spartan transition offices in Chicago to discuss his plans for the coming months, the improbability of his victory and how he's fighting to stay in touch with the real world from inside the presidential bubble. Excerpts from their conversation:
What kind of mandate do you have?
Well, I think we won a decisive victory. Forty-seven percent of the American people still voted for John McCain. And so I don't think that Americans want hubris from their next President. I do think we received a strong mandate for change ... It means a government that is not ideologically driven. It means a government that is competent. It means a government, most importantly, that is focused day in, day out on the needs and struggles, the hopes and dreams, of ordinary people. And I think there is a strong mandate for Washington as a whole to be responsive to ordinary Americans in a way that it has not been for quite some time.
When voters look at your Administration two years from now, in the off-year election, how will they know whether you're succeeding?
I think there are a couple of benchmarks we've set for ourselves during the course of this campaign. On [domestic] policy, have we helped this economy recover from what is the worst financial crisis since the Great Depression? Have we instituted financial regulations and rules of the road that assure this kind of crisis doesn't occur again? Have we created jobs that pay well and allow families to support themselves? Have we made significant progress on reducing the cost of health care and expanding coverage? Have we begun what will probably be a decade-long project to shift America to a new energy economy? Have we begun what may be an even longer project of revitalizing our public-school systems so we can compete in the 21st century? That's on the domestic front.
On foreign policy, have we closed down Guantánamo in a responsible way, put a clear end to torture and restored a balance between the demands of our security and our Constitution? Have we rebuilt alliances around the world effectively? Have I drawn down U.S. troops out of Iraq, and have we strengthened our approach in Afghanistan — not just militarily but also diplomatically and in terms of development? And have we been able to reinvigorat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o deal with transnational threats, like climate change, that we can't solve on our own?
And outside of specific policy measures, two years from now, I want the American people to be able to say, "Government's not perfect; there are some things Obama does that get on my nerves. But you know what? I feel like the government's working for me. I feel like it's accountable. I feel like it's transparent. I feel that I am well informed about what government actions are being taken. I feel that this is a President and an Administration that admits when it makes mistakes and adapts itself to new information, that believes in making decisions based on facts and on science as opposed to what is politically expedient." Those are some of the intangibles that I hope people two years from now can claim.
When you look at the economic issues that you ran on in the campaign, does [all the bad financial news] change your priorities about how quickly you've got to act on, say, jobs vs. energy?
Fortunately, most of the proposals that we made apply not only to our long-term economic growth but also fit well into what we need to do short term to get the economy back on track. I have talked during the campaign about the need to rebuild our infrastructure, and that obviously gives us an opportunity to create jobs and drive demand at a time when the economy desperately needs jobs and demand. I've talked about a tax cut for 95% of working families, and that fits into a stimulus package, and we can get that money out into people's pockets fairly quickly. I've talked about the need for us to contain health-care costs, and it turns out there's some spending that has to be done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or example, that we can do fairly swiftly. So there's no doubt that most of the priorities that I had are ones that will serve our short-term economic needs as well as our long-term economic needs.
The drop in oil prices, I do think, makes the conversation about energy more difficult, not less necessary. More than ever, I think, a wholesale investment in transforming our economy — from retrofitting buildings so that they're energy-efficient to changing our transportation patterns and thinking about how to rebuild our electricity grid — those are all things that we're going to need now more than ever. But with people not paying $4 a gallon for gas, it means it drops on their priority list. And that makes the politics of it tougher than it might have been six months ago.
So how long and how deep a recession should the American public be ready for?
I don't have a crystal ball, and economists are all over the map on this. I think we should anticipate that 2009 is going to be a tough year. And if we make some good choices, I'm confident that we can limit some of the damage in 2009 and that in 2010 we can start seeing an upward trajectory on the economy. But this is a difficult hole that we've dug ourselves into. You know, Japan found itself in a somewhat similar situation in the '90s, made some poor decisions, didn't squarely face some of the problems in its banking system and, despite significant stimulus, still saw this thing drag on for almost a decade. On the other hand, you've got countries like Sweden that went through this and acted forcefully and boldly and in two years were back on track and were growing at a really healthy clip. So the decisions we make are going to have an impact on it. But next year's going to be tough.
You made a very bold choice for Secretary of State. If she were sitting here with you now and you were to say, "Madame Secretary, here are the three stops I want you to make on your itinerary once you get in the job," what would those three places be?
Well, since we're literally having that conversation, I think, a day or two after this publication comes out, I'm not going to have her read it in TIME magazine. But I mentioned to you earlier some of our key priorities. There's no doubt that managing the transition in Iraq is going to be a top priority. Managing a more effective strategy in Afghanistan will be a top priority. Recognizing that it is not simply an Afghanistan problem but it's an Afghanistan-Pakistan-India-Kashmir-Iran problem is going to be a priority. Sorting through our policy with respect to Iran effectively — that will be a priority. Dealing with our transatlantic alliance in a more constructive way and trying to build a more effective relationship with the newly assertive and, I believe, inappropriately aggressive Russia, when it comes to the invasion of Georgia — that is going to be a priority. And seeing if we can build on some of the progress, at least in conversation, that's been made around the Israeli-Palestinian conflict will be a priority.
Now, I mention those things, but keep in mind that some of the long-term priorities I identified in the campaign remain just as urgent today. I already mentioned nuclear proliferation. I already mentioned climate change. I think dealing with development and poverty around the world is going to be a critical component of our foreign policy. It's good for our security and not just charity. And so, part of the goal that Senator [Hillary] Clinton and I both share — as do [Defense] Secretary [Robert] Gates and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nominee] General [James] Jones — is moving our foreign-assistance agenda to the center of our national-security conversations as opposed to the periphery. Paying more attention to Latin America. You know, we have neglected our neighbors in our own hemisphere, and there is an enormous potential for us to work with other countries — Brazil, for example, which is in some ways ahead of us on energy strategies. That, I think, would be very important. And finally, managing ou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and the entire Pacific Rim, I think, is something that will keep not just me busy but my successor busy.
Was there ever a point in the election when you thought you were going to lose?
Sure.
When was it?
Well, let me say it this way: There were multiple points throughout the election when I thought I could lose. Including the day I announced. And honestly, you know, we had a bunch of ups and downs in the campaign. I'll tell you what, though: the way Michelle and I talked about it before we made the decision to get in this race was, if we run the kind of race that I wanted to run, if we were engaging people and exciting people and bringing new people into the process, if I was speaking honestly and truthfully about what I thought my priorities were, then I always thought we had a good chance of winning. And if we lost, that wouldn't be such a terrible thing. And that's why I think I stayed pretty steady throughout this race, despite the ups and downs.
There weren't that many occasions during this campaign — there were a few, but not that many — where I wasn't proud of what we were doing or felt somehow that I was making compromises of my core principles. Michelle and I pledged that whatever happened, we'd come out of this thing whole. And there wasn't any point in this campaign where I thought we were in danger of losing who we were.
You went through a long and grueling campaign, and you won. At what point after your victory did you realize, "I can't do a traditional kind of transition."
It was about a month before the election. Not that I assumed that I was going to win. We had a healthy fear up until election day. But what I was absolutely convinced of was that, whether it was me or John McCain, the next President-elect was going to have to move swiftly. And so we've tried to accelerate all of our timetables: in appointments, not just on the Cabinet but also our White House team; in structuring economic plans so that we can start getting them to Congress and hopefully begin work, even before I'm sworn in, on some of our key priorities around the economy; on laying the groundwork for a national security team can take the baton in a wartime transition. We've been busy, and that's why I have not taken the traditional post-election holiday.
Does that bother your wife?
No, no, I think she wants me to take care of business. We'll take a little bit of a break over the Christmas holidays, but we want to make sure that I've got a team in place and that we've got a clear sense of direction.
Now that you're faced with the enormity of it, is there any one thing that really weighs on you as being perhaps an intractable problem?
I don't think there are problems that are intractable. But there are a couple of problems that are extraordinarily difficult.
It is not clear that the economy's bottomed out. So even if we take a whole host of the right steps in terms of the economy, two years from now it may not have fully recovered. I'm confident about our ability to get the economy back on track, but we've got a big hole to dig ourselves out of. And I will be inheriting at least a trillion-dollar deficit even before you start talking about a significant stimulus. And you've got a structural deficit that is in place that will require some very difficult decisions. So managing jump-starting the economy in the short term and setting up a responsible fiscal policy over the long term, at a time when families are hurting and we've got all these unmet needs-that is a huge problem. And I don't think there's some magic trick to dealing with it. It's going to require a careful balancing of priorities and we'll probably make some mistakes along the way. Because some of those choices will engender political resistance, from not just Republicans but also members of my own party.
I'll just lay out some of the other things that keep me up at night. I think Afghanistan is going to be a challenge. I'm confident that i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to draw down our troops in Iraq. I think we can do so in a responsible way and stabilize the situation there. We're going to have to make a series of not just military but also diplomatic moves that fully enlist Pakistan as an ally in that region, that lessen tensions between India and Pakistan, and then get everybody focused on rooting out militancy in a terrain, a territory, that is very tough — and in an enormous country that is one of the poorest and least developed in the world. So that, I think, is going to be a very tough situation.
And then the third thing that keeps me up at night is the issue of nuclear proliferation. We are going to have to take leadership in stitching back together a nonproliferation regime that has been frayed. We're going to have to do it at the same time as the Internet has made technology for the creation of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more accessible than ever before, and at a time when more countries are going to be pursuing nuclear power. That, I think, is going to be a great challenge.
And then the final thing, just to round out my Happy List, is climate change. All the indicators are that this is happening faster than even the most pessimistic scientists were anticipating a couple of years ago. It is going to require an enormous effort on the part of the global community to deal with it. And it is not going to come without cost. Trying to bring about that transformation — which I think offers huge opportunities for economic growth and job creation over the long term, but will entail some costs in the short term — you know, that's the hardest thing to do in politics, right? To make big investments in things that have long-term payoffs. I'll stop there.
What's the best piece of advice that you've gotten from someone about being President, about how to go about it, about how that feels?
Well, precisely because it's sui generis, the only people that really know are the collection of ex-Presidents that we have. And I want to protect the confidentiality of those conversations since I expect to go back to them for advice, and I want to feel that they can give me unvarnished advice. I can tell you that all of them have said that it is important to carve out time to think and not spend your entire day reactive. Because there's always a crisis coming at you, there's always a meeting you could be doing, there's always a press conference or a group of supporters that you could be responding to. And so I think maintaining that kind of discipline is important.
Something that I have already experienced, and I have not fully solved, is how to break out of the bubble, which is extraordinarily powerful ... As a consequence of the security concerns surrounding this office, it is very hard for me to do what ordinary people do. That is the biggest adjustment, and that is not an adjustment I've made yet. And I'm not sure I'll want to make it entirely. The inability to go to the gas station and pump your own gas. Or go to the store and buy groceries. Or take your kids to the park. Those are experiences that aren't just intrinsically good, but they also keep me in touch with what Americans are going through. And so I'm trying to negotiate more space and do so in a way that doesn't put Secret Service members in more jeopardy. I'm trying to negotiate hanging on to some sort of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with the outside world. And so far, between the lawyers and the Secret Service and the bureaucrats, I'm not sure I'm winning that battle.
Given the economic situation, the picture you've painted of '09, are there any taxes that can be raised in this environment?
Well, I have said that I will be providing a net tax cut. Ninety-five percent of working Americans will be getting a tax cut. In part to pay for the tax cut for people who desperately need it, I've proposed that people who are making more than a quarter-million dollars a year lose the tax cuts they received from George [W.] Bush and that we go back to the rates they had in the 1990s. And that is a pledge I intend to keep.
But is that by letting them expire in '10 or by repealing them in '09?
Well, one way or another, they are going to lose those tax breaks under my Administration. My economic team is reviewing right now what the best option is.
Considering the economic hole we're in, and particularly the joblessness crisis right now, does that move health care up or down on the agenda in terms of real structural reform of providing health care?
I think it keeps it right where it is, which is one of my top three domestic priorities. How we sequence a movement toward affordable, accessible health care may vary because of the current economic situation.
What is it about your executive style that makes you good at standing up to big organizations to meet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 whether it's the way you ran your campaign or now — so quickly?
I don't think there's some magic trick here. I think I've got a good nose for talent, so I hire really good people. And I've got a pretty healthy ego, so I'm not scared of hiring the smartest people, even when they're smarter than me. And I have a low tolerance of nonsense and turf battles and game-playing, and I send that message very clearly. And so over time, I think, people start trusting each other, and they stay focused on mission, as opposed to personal ambition or grievance. If you've got really smart people who are all focused on the same mission, then usually you can get some things done.
Do you ever get angry, and if you do, how would we know it?
If you want to tail me and [spokesman Robert] Gibbs for a few days, I could tell you, we've had it out a couple times. You know, my staff knows when I get angry. I'm not a shouter. I find that what was always effective with me as a kid, and Michelle and I find it effective with our kids, is just making people feel really guilty. Like "Boy, I am disappointed in you. I expected so much more." And I think people generally want to do the right thing, and if you're clear to them about what that right thing is, and if they see you doing the right thing, then that gives you some leverage. Hollering at people isn't usually that effective. Now, there are exceptions. There are times where guilt doesn't work, and then you have to use fear.
Now for a deeply personal question, which you may not feel comfortable answering. Did your grandmother die confident that you were going to be President?
You know, I don't know. But I know she voted for me. The last week of her life, she was in and out of consciousness. But I'd say three weeks before the election — or was it two weeks? About two weeks before the election, I think at that point, you know, the signs were that I might pull this off.
She was incredulous, I think, until the very end. I mentioned this in another interview. My grandmother would not have believed that this was possible. Not because of the race issues but because she was just a very Midwestern, steady person who generally was skeptical of these kinds of things and would have preferred I'd never gone into politics and done something sensible like try to become a judge or something after law school. My mother, on the other hand, I think would've never had a doubt because she was absolutely convinced that her son and her daughter were perfect. So it's a reflection more on their personalities.
But you think about my grandmother's life. I mean, here's a woman who was born in, let's see, 1912 or '22 — I've got to do my math — she was 86, so '22, rather. She really grew up in the Depression, in a small town in Kansas, and never got a college degree. Somehow found herself in Hawaii. Somehow found her daughter marrying an African guy. Raised this mixed kid who got in all kinds of trouble during his teenage years. You know, the likelihood of that little boy ending up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 pretty low.
So in some ways her life tracks this American — this remarkable American journey, where all of these different forces and cultures can come together and the possibility of upward mobility and opportunity for successive generations is a reality. Maybe not as much as we'd like it to be. Maybe not as fast as we'd like it to be. But it's there nonetheless.
All right?
同樣，奧巴馬也登上了《時代》週刊年度人物首座，並接受專訪。
看美國網民是如何罵他的。也許這樣，可以補充一些我們關於民主以及奧巴馬的另外一面的知識。
Posted By: Babyboi4u @ 12/20/2008 10:32:01 PM
Congrats to Barack and Michelle along with the kids. Take time to enjoy the freedom, each other, and family while you can because on Jan 20, 2009 your life is no longer yours its the American People's. Be clear I wish you and Michelle and the kids the best of what this life will bring all of you. I will be keeping up with you Barack because your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leader of the free world and with that comes a responsibility that cannot be matched by anyone else in this world. I expect you to govern from the middle left and not get too caught up on the middle right politics which will only play into the Republicans hand to force you into decisions your not willing to make. I do expect you to follow through with some of the campaign wishes you made not all of them simply because the country is off in the wrong direction thanks to a poor, poor and stupid man name George Bush. He is just like his father the only difference the father has brains. How unfortunate the American people voted for him twice bad enough once. Well with the stock market,. and financial markets and insurance markets going south we now know that Bush was steep at the wheel. The problems we will have to endure because America voted for the wrong man in Bush. This will be very challenging for you Barack. However, I am praying for you and Michelle to get through your first of (4) years and get through the problems you will have with the people in Congress and Senate. I will be watching you as well because I will hold you accountable just like any other voter. Since am a Independent we watch what is really happening as opposed to what the media tells us. Be prayerful and understand that God will take you through and bring you out.
Posted By: bob_hall27 @ 12/20/2008 11:21:00 PM
You sir have no common sense this country is a constitutional republic and you socialist lefts need to shut up. this country is based on a middle right constitution and that is the only way for this country to flourish. We need to reduce the size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not increase. We also need to reduce federal spending not increase. The individual states are sovereign entities and they need to strengthen in that respect not make a stronger federal government. One of the smartest things the states could do right now is to each individually create their own gold and silver coins and go back to a gold standard according to the constitution this is legal and it would cause competition against the central bank and this would save our economy. I would hope it would also cause the elimination of the federal reserve act. Wake up people its time we started to take our country back.
Posted By: asp2write @ 12/20/2008 10:29:06 PM
This list is a joke right? Obama is a joke, a race playing fluke. If he were white, Clinton would be our president elect, Obama is a joke, a liar, and a criminal, and unfortunately, he will cost us the House and Senate in two years, and then we'll see the impeachment trial begin.People are stupid, how can you vote for someone who is, and has been, under investigation for two years? The FBI reported they were looking into his illegal land deal with Rezko, before the election, Fitzgerald said three month before the election that he had Obama and Blago for taking kickback bribes in the Board Games kickback scheme, yet no one cared. And this toilet paper magazine puts him at number one, yeah, if you put Capone at two, then I could maybe agree.
Posted By: marley07 @ 12/20/2008 10:12:20 PM
Can he save capitalism? the answer is no. He can't save something he knows nothing about and is the exact opposite off. Capitalism is not saved by someone. Capitalism needs to be left alone and left to work naturally. That would mean no intervention by government with all this money being thrown at it. Companies need to fail in order for capitalism to work. Obama is going to double the amount already thrown at it. So can he fix capitalism? No, he is going to destroy it.
Posted By: LostDemocracy @ 12/20/2008 10:03:39 PM
The problem is not capitalism, what we are missing in this country is transparency and enforcement of laws and fraud preventions.
附：《時代》雜誌對話奧巴馬全文
On Friday, Dec. 5, the President-elect sat down with TIME managing editor Richard Stengel, editor-at-large David Von Drehle and Time Inc. editor-in-chief John Huey in Obama's spartan transition offices in Chicago to discuss his plans for the coming months, the improbability of his victory and how he's fighting to stay in touch with the real world from inside the presidential bubble. Excerpts from their conversation:
What kind of mandate do you have?
Well, I think we won a decisive victory. Forty-seven percent of the American people still voted for John McCain. And so I don't think that Americans want hubris from their next President. I do think we received a strong mandate for change ... It means a government that is not ideologically driven. It means a government that is competent. It means a government, most importantly, that is focused day in, day out on the needs and struggles, the hopes and dreams, of ordinary people. And I think there is a strong mandate for Washington as a whole to be responsive to ordinary Americans in a way that it has not been for quite some time.
When voters look at your Administration two years from now, in the off-year election, how will they know whether you're succeeding?
I think there are a couple of benchmarks we've set for ourselves during the course of this campaign. On [domestic] policy, have we helped this economy recover from what is the worst financial crisis since the Great Depression? Have we instituted financial regulations and rules of the road that assure this kind of crisis doesn't occur again? Have we created jobs that pay well and allow families to support themselves? Have we made significant progress on reducing the cost of health care and expanding coverage? Have we begun what will probably be a decade-long project to shift America to a new energy economy? Have we begun what may be an even longer project of revitalizing our public-school systems so we can compete in the 21st century? That's on the domestic front.
On foreign policy, have we closed down Guantánamo in a responsible way, put a clear end to torture and restored a balance between the demands of our security and our Constitution? Have we rebuilt alliances around the world effectively? Have I drawn down U.S. troops out of Iraq, and have we strengthened our approach in Afghanistan — not just militarily but also diplomatically and in terms of development? And have we been able to reinvigorat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o deal with transnational threats, like climate change, that we can't solve on our own?
And outside of specific policy measures, two years from now, I want the American people to be able to say, "Government's not perfect; there are some things Obama does that get on my nerves. But you know what? I feel like the government's working for me. I feel like it's accountable. I feel like it's transparent. I feel that I am well informed about what government actions are being taken. I feel that this is a President and an Administration that admits when it makes mistakes and adapts itself to new information, that believes in making decisions based on facts and on science as opposed to what is politically expedient." Those are some of the intangibles that I hope people two years from now can claim.
When you look at the economic issues that you ran on in the campaign, does [all the bad financial news] change your priorities about how quickly you've got to act on, say, jobs vs. energy?
Fortunately, most of the proposals that we made apply not only to our long-term economic growth but also fit well into what we need to do short term to get the economy back on track. I have talked during the campaign about the need to rebuild our infrastructure, and that obviously gives us an opportunity to create jobs and drive demand at a time when the economy desperately needs jobs and demand. I've talked about a tax cut for 95% of working families, and that fits into a stimulus package, and we can get that money out into people's pockets fairly quickly. I've talked about the need for us to contain health-care costs, and it turns out there's some spending that has to be done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or example, that we can do fairly swiftly. So there's no doubt that most of the priorities that I had are ones that will serve our short-term economic needs as well as our long-term economic needs.
The drop in oil prices, I do think, makes the conversation about energy more difficult, not less necessary. More than ever, I think, a wholesale investment in transforming our economy — from retrofitting buildings so that they're energy-efficient to changing our transportation patterns and thinking about how to rebuild our electricity grid — those are all things that we're going to need now more than ever. But with people not paying $4 a gallon for gas, it means it drops on their priority list. And that makes the politics of it tougher than it might have been six months ago.
So how long and how deep a recession should the American public be ready for?
I don't have a crystal ball, and economists are all over the map on this. I think we should anticipate that 2009 is going to be a tough year. And if we make some good choices, I'm confident that we can limit some of the damage in 2009 and that in 2010 we can start seeing an upward trajectory on the economy. But this is a difficult hole that we've dug ourselves into. You know, Japan found itself in a somewhat similar situation in the '90s, made some poor decisions, didn't squarely face some of the problems in its banking system and, despite significant stimulus, still saw this thing drag on for almost a decade. On the other hand, you've got countries like Sweden that went through this and acted forcefully and boldly and in two years were back on track and were growing at a really healthy clip. So the decisions we make are going to have an impact on it. But next year's going to be tough.
You made a very bold choice for Secretary of State. If she were sitting here with you now and you were to say, "Madame Secretary, here are the three stops I want you to make on your itinerary once you get in the job," what would those three places be?
Well, since we're literally having that conversation, I think, a day or two after this publication comes out, I'm not going to have her read it in TIME magazine. But I mentioned to you earlier some of our key priorities. There's no doubt that managing the transition in Iraq is going to be a top priority. Managing a more effective strategy in Afghanistan will be a top priority. Recognizing that it is not simply an Afghanistan problem but it's an Afghanistan-Pakistan-India-Kashmir-Iran problem is going to be a priority. Sorting through our policy with respect to Iran effectively — that will be a priority. Dealing with our transatlantic alliance in a more constructive way and trying to build a more effective relationship with the newly assertive and, I believe, inappropriately aggressive Russia, when it comes to the invasion of Georgia — that is going to be a priority. And seeing if we can build on some of the progress, at least in conversation, that's been made around the Israeli-Palestinian conflict will be a priority.
Now, I mention those things, but keep in mind that some of the long-term priorities I identified in the campaign remain just as urgent today. I already mentioned nuclear proliferation. I already mentioned climate change. I think dealing with development and poverty around the world is going to be a critical component of our foreign policy. It's good for our security and not just charity. And so, part of the goal that Senator [Hillary] Clinton and I both share — as do [Defense] Secretary [Robert] Gates and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nominee] General [James] Jones — is moving our foreign-assistance agenda to the center of our national-security conversations as opposed to the periphery. Paying more attention to Latin America. You know, we have neglected our neighbors in our own hemisphere, and there is an enormous potential for us to work with other countries — Brazil, for example, which is in some ways ahead of us on energy strategies. That, I think, would be very important. And finally, managing ou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and the entire Pacific Rim, I think, is something that will keep not just me busy but my successor busy.
Was there ever a point in the election when you thought you were going to lose?
Sure.
When was it?
Well, let me say it this way: There were multiple points throughout the election when I thought I could lose. Including the day I announced. And honestly, you know, we had a bunch of ups and downs in the campaign. I'll tell you what, though: the way Michelle and I talked about it before we made the decision to get in this race was, if we run the kind of race that I wanted to run, if we were engaging people and exciting people and bringing new people into the process, if I was speaking honestly and truthfully about what I thought my priorities were, then I always thought we had a good chance of winning. And if we lost, that wouldn't be such a terrible thing. And that's why I think I stayed pretty steady throughout this race, despite the ups and downs.
There weren't that many occasions during this campaign — there were a few, but not that many — where I wasn't proud of what we were doing or felt somehow that I was making compromises of my core principles. Michelle and I pledged that whatever happened, we'd come out of this thing whole. And there wasn't any point in this campaign where I thought we were in danger of losing who we were.
You went through a long and grueling campaign, and you won. At what point after your victory did you realize, "I can't do a traditional kind of transition."
It was about a month before the election. Not that I assumed that I was going to win. We had a healthy fear up until election day. But what I was absolutely convinced of was that, whether it was me or John McCain, the next President-elect was going to have to move swiftly. And so we've tried to accelerate all of our timetables: in appointments, not just on the Cabinet but also our White House team; in structuring economic plans so that we can start getting them to Congress and hopefully begin work, even before I'm sworn in, on some of our key priorities around the economy; on laying the groundwork for a national security team can take the baton in a wartime transition. We've been busy, and that's why I have not taken the traditional post-election holiday.
Does that bother your wife?
No, no, I think she wants me to take care of business. We'll take a little bit of a break over the Christmas holidays, but we want to make sure that I've got a team in place and that we've got a clear sense of direction.
Now that you're faced with the enormity of it, is there any one thing that really weighs on you as being perhaps an intractable problem?
I don't think there are problems that are intractable. But there are a couple of problems that are extraordinarily difficult.
It is not clear that the economy's bottomed out. So even if we take a whole host of the right steps in terms of the economy, two years from now it may not have fully recovered. I'm confident about our ability to get the economy back on track, but we've got a big hole to dig ourselves out of. And I will be inheriting at least a trillion-dollar deficit even before you start talking about a significant stimulus. And you've got a structural deficit that is in place that will require some very difficult decisions. So managing jump-starting the economy in the short term and setting up a responsible fiscal policy over the long term, at a time when families are hurting and we've got all these unmet needs-that is a huge problem. And I don't think there's some magic trick to dealing with it. It's going to require a careful balancing of priorities and we'll probably make some mistakes along the way. Because some of those choices will engender political resistance, from not just Republicans but also members of my own party.
I'll just lay out some of the other things that keep me up at night. I think Afghanistan is going to be a challenge. I'm confident that i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to draw down our troops in Iraq. I think we can do so in a responsible way and stabilize the situation there. We're going to have to make a series of not just military but also diplomatic moves that fully enlist Pakistan as an ally in that region, that lessen tensions between India and Pakistan, and then get everybody focused on rooting out militancy in a terrain, a territory, that is very tough — and in an enormous country that is one of the poorest and least developed in the world. So that, I think, is going to be a very tough situation.
And then the third thing that keeps me up at night is the issue of nuclear proliferation. We are going to have to take leadership in stitching back together a nonproliferation regime that has been frayed. We're going to have to do it at the same time as the Internet has made technology for the creation of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more accessible than ever before, and at a time when more countries are going to be pursuing nuclear power. That, I think, is going to be a great challenge.
And then the final thing, just to round out my Happy List, is climate change. All the indicators are that this is happening faster than even the most pessimistic scientists were anticipating a couple of years ago. It is going to require an enormous effort on the part of the global community to deal with it. And it is not going to come without cost. Trying to bring about that transformation — which I think offers huge opportunities for economic growth and job creation over the long term, but will entail some costs in the short term — you know, that's the hardest thing to do in politics, right? To make big investments in things that have long-term payoffs. I'll stop there.
What's the best piece of advice that you've gotten from someone about being President, about how to go about it, about how that feels?
Well, precisely because it's sui generis, the only people that really know are the collection of ex-Presidents that we have. And I want to protect the confidentiality of those conversations since I expect to go back to them for advice, and I want to feel that they can give me unvarnished advice. I can tell you that all of them have said that it is important to carve out time to think and not spend your entire day reactive. Because there's always a crisis coming at you, there's always a meeting you could be doing, there's always a press conference or a group of supporters that you could be responding to. And so I think maintaining that kind of discipline is important.
Something that I have already experienced, and I have not fully solved, is how to break out of the bubble, which is extraordinarily powerful ... As a consequence of the security concerns surrounding this office, it is very hard for me to do what ordinary people do. That is the biggest adjustment, and that is not an adjustment I've made yet. And I'm not sure I'll want to make it entirely. The inability to go to the gas station and pump your own gas. Or go to the store and buy groceries. Or take your kids to the park. Those are experiences that aren't just intrinsically good, but they also keep me in touch with what Americans are going through. And so I'm trying to negotiate more space and do so in a way that doesn't put Secret Service members in more jeopardy. I'm trying to negotiate hanging on to some sort of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with the outside world. And so far, between the lawyers and the Secret Service and the bureaucrats, I'm not sure I'm winning that battle.
Given the economic situation, the picture you've painted of '09, are there any taxes that can be raised in this environment?
Well, I have said that I will be providing a net tax cut. Ninety-five percent of working Americans will be getting a tax cut. In part to pay for the tax cut for people who desperately need it, I've proposed that people who are making more than a quarter-million dollars a year lose the tax cuts they received from George [W.] Bush and that we go back to the rates they had in the 1990s. And that is a pledge I intend to keep.
But is that by letting them expire in '10 or by repealing them in '09?
Well, one way or another, they are going to lose those tax breaks under my Administration. My economic team is reviewing right now what the best option is.
Considering the economic hole we're in, and particularly the joblessness crisis right now, does that move health care up or down on the agenda in terms of real structural reform of providing health care?
I think it keeps it right where it is, which is one of my top three domestic priorities. How we sequence a movement toward affordable, accessible health care may vary because of the current economic situation.
What is it about your executive style that makes you good at standing up to big organizations to meet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 whether it's the way you ran your campaign or now — so quickly?
I don't think there's some magic trick here. I think I've got a good nose for talent, so I hire really good people. And I've got a pretty healthy ego, so I'm not scared of hiring the smartest people, even when they're smarter than me. And I have a low tolerance of nonsense and turf battles and game-playing, and I send that message very clearly. And so over time, I think, people start trusting each other, and they stay focused on mission, as opposed to personal ambition or grievance. If you've got really smart people who are all focused on the same mission, then usually you can get some things done.
Do you ever get angry, and if you do, how would we know it?
If you want to tail me and [spokesman Robert] Gibbs for a few days, I could tell you, we've had it out a couple times. You know, my staff knows when I get angry. I'm not a shouter. I find that what was always effective with me as a kid, and Michelle and I find it effective with our kids, is just making people feel really guilty. Like "Boy, I am disappointed in you. I expected so much more." And I think people generally want to do the right thing, and if you're clear to them about what that right thing is, and if they see you doing the right thing, then that gives you some leverage. Hollering at people isn't usually that effective. Now, there are exceptions. There are times where guilt doesn't work, and then you have to use fear.
Now for a deeply personal question, which you may not feel comfortable answering. Did your grandmother die confident that you were going to be President?
You know, I don't know. But I know she voted for me. The last week of her life, she was in and out of consciousness. But I'd say three weeks before the election — or was it two weeks? About two weeks before the election, I think at that point, you know, the signs were that I might pull this off.
She was incredulous, I think, until the very end. I mentioned this in another interview. My grandmother would not have believed that this was possible. Not because of the race issues but because she was just a very Midwestern, steady person who generally was skeptical of these kinds of things and would have preferred I'd never gone into politics and done something sensible like try to become a judge or something after law school. My mother, on the other hand, I think would've never had a doubt because she was absolutely convinced that her son and her daughter were perfect. So it's a reflection more on their personalities.
But you think about my grandmother's life. I mean, here's a woman who was born in, let's see, 1912 or '22 — I've got to do my math — she was 86, so '22, rather. She really grew up in the Depression, in a small town in Kansas, and never got a college degree. Somehow found herself in Hawaii. Somehow found her daughter marrying an African guy. Raised this mixed kid who got in all kinds of trouble during his teenage years. You know, the likelihood of that little boy ending up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 pretty low.
So in some ways her life tracks this American — this remarkable American journey, where all of these different forces and cultures can come together and the possibility of upward mobility and opportunity for successive generations is a reality. Maybe not as much as we'd like it to be. Maybe not as fast as we'd like it to be. But it's there nonetheless.
All right?
“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的含義
紀念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三十周年大會18日上午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發表重要講話。海內外強烈反響。那麼，到底胡說了什麼？
一、總體
183處提到“黨”。
157處提到“社會主義”。
103處提到“坚持”。
32處提到“馬克思主義”。
3處提到“毛澤東思想”。
8處提到“鄧小平”。
2處提到“江澤民”。
56處提到“改革開放”。
8處提到“政治體制”。
8處提到“党的領導”。
125處提到“人民”。
二、細節
1
“今天，我們在這裏集會，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周年，就是要充分認識改革開放的重大意義和偉大成就，深刻總結改革開放的偉大歷程和寶貴經驗，堅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繼續把改革開放偉大事業推向前進。”
開張名義，定調。
2
“我們銳意推進各方面體制改革，使我國成功實現了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到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偉大歷史轉折。我們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農村雙層經營體制，形成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形成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制度，形成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市場對資源配置發揮基礎性作用的經濟管理制度。在不斷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不斷深化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以及其他各方面體制改革，不斷形成和發展符合當代中國國情、充滿生機活力的新的體制機制，為我國經濟繁榮發展、社會和諧穩定提供了有力制度保障。 ”
提到了政治體制改革。
3
“我們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國防和軍隊建設取得重大成就。軍隊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全面加強，新時期軍事戰略方針紮實貫徹，中國特色軍事變革加速推進，中國特色精兵之路成功開闢，裁減軍隊員額任務順利完成，軍隊武器裝備建設成效顯著。軍隊、武警部隊停止一切經商活動。軍政軍民團結不斷鞏固。人民軍隊履行新世紀新階段歷史使命能力全面增強，在保衛祖國、建設祖國特別是抗擊各種自然災害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
注意“軍政”兩個字。
4
“30年來，國際局勢風雲變幻，改革任務艱巨繁重，黨和人民經歷和戰勝了前所未有的嚴峻考驗和挑戰。我們從容應對一系列關係我國主權和安全的國際突發事件，戰勝在政治、經濟領域和自然界出現的困難和風險。
“無論是面對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和國內嚴重政治風波，還是面對西化、分化圖謀和所謂的‘制裁’，無論是面對歷史罕見的洪澇、雨雪冰凍、地震等重大自然災害和非典等重大疫病，還是面對亞洲金融危機和當前這場國際金融危機，黨和人民始終同心同德、奮勇向前。特別是在決定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重大歷史關頭，我們黨緊緊依靠全國各族人民，堅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不動搖，排除各種幹擾，堅定不移地捍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保證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航船始終沿著正確方向破浪前進。 ”
這裏“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和國內嚴重政治風波”放在了顯要位置。
5
“此時此刻，我們更加深切地懷念毛澤東同志、鄧小平同志等老一輩革命家……”
沒有胡耀邦、沒有趙紫陽。
6
“十個結合”：
(一)必須把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結合起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以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創新為改革開放提供理論指
(二)必須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同堅持改革開放結合起來，牢牢扭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始終保持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
沒有捕捉到“經濟建設為中心”之後的新階段。
(三)必須把尊重人民首創精神同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結合起來，堅持執政為民、緊緊依靠人民、切實造福人民，在充分發揮人民創造歷史作用中體現黨的領導核心作用。
(四)必須把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同發展市場經濟結合起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和市場配置資源的有效性，使全社會充滿改革發展的創造活力。
“我們堅持和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制度，既鼓勵先進、促進發展，又注重社會公平、防止兩極分化。我們要始終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繼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繼續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體系，不斷為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提供強大動力。 ”
依然在強調“宏觀調控體系”。
(五)必須把推動經濟基礎變革同推動上層建築改革結合起來，不斷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制度保證和法制保障。
“30年來，我們既積極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又積極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保證人民當家作主，不斷推動我國社會主義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相適應，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展現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
“我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人民當家作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和核心。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
“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還是沒承認現實。
“我們順應經濟社會發展變化、適應人民政治參與積極性不斷提高，以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為根本，以增強黨和國家活力、調動人民積極性為目標，不斷發展社會主義政治文明。
“我們依法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堅持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推進決策科學化、民主化，最廣泛地動員和組織人民依法管理國家事務和社會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
“我們堅持科學立法、民主立法，建立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堅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尊重和保障人權，推進依法行政，深化司法體制改革，推進國家各項工作法治化，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尊嚴、權威。
定調，我國的法律終極目標是“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尊嚴、權威”。
“我國政治體制改革是社會主義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必須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堅持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特點和優勢，堅持從我國國情出發。
“我們需要借鑒人類政治文明有益成果，但絕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我們要始終堅定不移地發展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壯大愛國統一戰線，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化、規範化、程式化，更好保證人民當家作主，鞏固和發展民主團結、生動活潑、安定和諧的政治局面。
模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
(六)必須把發展社會生產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質結合起來，推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更加自覺、更加主動地推動文化大發展大繁榮。
(七)必須把提高效率同促進社會公平結合起來，實現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由廣大人民共用改革發展成果，推動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
“我們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黨和國家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用，優先發展教育，大力促進就業，不斷提高城鄉居民收入，加快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加快發展醫療衛生事業，切實加強社會管理，加強生態文明建設，努力使全體人民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 ”
優先發展教育。
(八)必須把堅持獨立自主同參與經濟全球化結合起來，統籌好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為促進人類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作出貢獻。
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
(九)必須把促進改革發展同保持社會穩定結合起來，堅持改革力度、發展速度和社會可承受程度的統一，確保社會安定團結、和諧穩定。
“我們正確把握和處理經濟社會生活中出現的各種矛盾，加強和改進思想政治工作，健全黨和政府主導的維護群眾權益機制，及時妥善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依法打擊各種違法犯罪活動，警惕和防範國內外敵對勢力的滲透破壞活動，堅決維護了社會穩定和國家安全。”
“我們要始終從維護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維護國家安全、維護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出發，全面把握我國社會穩定大局，有效應對影響社會穩定的各種問題和挑戰，確保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國家長治久安。 ”
(十)必須把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同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結合起來，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提高黨的領導水準和執政水準、拒腐防變和抵禦風險能力。
“我們深刻認識到，黨的先進性和黨的執政地位都不是一勞永逸、一成不變的，過去先進不等於現在先進，現在先進不等於永遠先進；過去擁有不等於現在擁有，現在擁有不等於永遠擁有。”
壓力。
“我們堅持不懈地加強黨的自身建設，在不斷解放思想中統一全黨思想，在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中推進高素質幹部隊伍建設，在增強黨的階級基礎的同時擴大黨的群眾基礎，在繼承黨的優良傳統的同時弘揚時代精神，使黨始終堅持工人階級先鋒隊、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先鋒隊的性質，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發揚優良傳統和作風，不斷增強創造力、凝聚力、戰鬥力。”
“我們高度重視提高黨員、幹部隊伍素質特別是思想政治素質，使廣大黨員、幹部堅持把黨和人民利益擺在第一位，牢記‘兩個務必’，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堅持講黨性、重品行、作表率，經受住長期執政考驗、改革開放考驗、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考驗。 ”
強調，“講黨性、重品行、作表率”。
“我們要始終堅持以改革創新精神加強黨的建設，把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作為主線，堅持党要管黨、從嚴治黨，貫徹為民、務實、清廉的要求，以堅定理想信念為重點加強思想建設，以造就高素質黨員、幹部隊伍為重點加強組織建設，以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繫為重點加強作風建設，以健全民主集中制為重點加強制度建設，以完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為重點加強反腐倡廉建設，使党始終成為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求真務實、改革創新，艱苦奮鬥、清正廉潔，富有活力、團結和諧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 ”
党要管黨。
7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30年的偉大歷程和偉大成就深刻昭示我們：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改革開放才能發展中國、發展社會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改革開放符合党心民心、順應時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確的，成效和功績不容否定，停頓和倒退沒有出路。”
“停頓和倒退沒有出路”，回答爭鋒。
8
“在新的國際國內形勢下和新的歷史起點上，我們必須堅定不移地堅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開闢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定不移地堅持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綱領、基本經驗，勇於變革、勇於創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滯，不為任何風險所懼，不被任何幹擾所惑，繼續奮勇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 ”
“實踐永無止境，探索和創新也永無止境。世界上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也沒有一成不變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我們既不能把書本上的個別論斷當做束縛自己思想和手腳的教條，也不能把實踐中已見成效的東西看成完美無缺的模式。 ”
什麼書本？
9
“我們黨領導人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行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根本目的，是要通過發展社會生產力，不斷提高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準，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我們要時刻把群眾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真誠傾聽群眾呼聲，真實反映群眾願望，真情關心群眾疾苦，多為群眾辦好事、辦實事，特別是要千方百計幫助困難群眾排憂解難，切實抓好地震災區災後恢復重建，切實保障人民經濟、政治、文化、社會權益，不斷促進社會和諧穩定。 ”
我們要時刻把群眾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真誠傾聽群眾呼聲，真實反映群眾願望，真情關心群眾疾苦，多為群眾辦好事、辦實事。
10
“我們一定要堅持戒驕戒躁、艱苦奮鬥，不斷開創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新局面。我們的事業是面向未來的事業。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還需要繼續奮鬥十幾年，基本實現現代化還需要繼續奮鬥幾十年，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則需要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堅持不懈地努力奮鬥。
“艱苦奮鬥是我們的傳家寶。我們黨靠艱苦奮鬥起家，我們的事業靠艱苦奮鬥發展壯大，我們的幸福生活和美好未來也要靠艱苦奮鬥去開創、去實現。全黨全國各族人民要長期奮鬥、頑強奮鬥、不懈奮鬥。 ”
長期奮鬥、頑強奮鬥、不懈奮鬥。
11
“我們要增強憂患意識，始終居安思危，保持清醒頭腦，充分估計前進道路上種種可以預料和難以預料的困難和風險，進一步抓住和用好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不斷創造新的業績。 ”
“我們要深入開展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堅持標本兼治、綜合治理、懲防並舉、注重預防的方針，繼續旗幟鮮明地反對腐敗，切實改進作風，始終保持共產黨人的蓬勃朝氣、昂揚銳氣、浩然正氣。 ”
蓬勃朝氣、昂揚銳氣、浩然正氣。
一、總體
183處提到“黨”。
157處提到“社會主義”。
103處提到“坚持”。
32處提到“馬克思主義”。
3處提到“毛澤東思想”。
8處提到“鄧小平”。
2處提到“江澤民”。
56處提到“改革開放”。
8處提到“政治體制”。
8處提到“党的領導”。
125處提到“人民”。
二、細節
1
“今天，我們在這裏集會，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周年，就是要充分認識改革開放的重大意義和偉大成就，深刻總結改革開放的偉大歷程和寶貴經驗，堅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繼續把改革開放偉大事業推向前進。”
開張名義，定調。
2
“我們銳意推進各方面體制改革，使我國成功實現了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到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偉大歷史轉折。我們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農村雙層經營體制，形成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形成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制度，形成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市場對資源配置發揮基礎性作用的經濟管理制度。在不斷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不斷深化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以及其他各方面體制改革，不斷形成和發展符合當代中國國情、充滿生機活力的新的體制機制，為我國經濟繁榮發展、社會和諧穩定提供了有力制度保障。 ”
提到了政治體制改革。
3
“我們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國防和軍隊建設取得重大成就。軍隊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全面加強，新時期軍事戰略方針紮實貫徹，中國特色軍事變革加速推進，中國特色精兵之路成功開闢，裁減軍隊員額任務順利完成，軍隊武器裝備建設成效顯著。軍隊、武警部隊停止一切經商活動。軍政軍民團結不斷鞏固。人民軍隊履行新世紀新階段歷史使命能力全面增強，在保衛祖國、建設祖國特別是抗擊各種自然災害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
注意“軍政”兩個字。
4
“30年來，國際局勢風雲變幻，改革任務艱巨繁重，黨和人民經歷和戰勝了前所未有的嚴峻考驗和挑戰。我們從容應對一系列關係我國主權和安全的國際突發事件，戰勝在政治、經濟領域和自然界出現的困難和風險。
“無論是面對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和國內嚴重政治風波，還是面對西化、分化圖謀和所謂的‘制裁’，無論是面對歷史罕見的洪澇、雨雪冰凍、地震等重大自然災害和非典等重大疫病，還是面對亞洲金融危機和當前這場國際金融危機，黨和人民始終同心同德、奮勇向前。特別是在決定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重大歷史關頭，我們黨緊緊依靠全國各族人民，堅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不動搖，排除各種幹擾，堅定不移地捍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保證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航船始終沿著正確方向破浪前進。 ”
這裏“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和國內嚴重政治風波”放在了顯要位置。
5
“此時此刻，我們更加深切地懷念毛澤東同志、鄧小平同志等老一輩革命家……”
沒有胡耀邦、沒有趙紫陽。
6
“十個結合”：
(一)必須把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結合起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以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創新為改革開放提供理論指
(二)必須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同堅持改革開放結合起來，牢牢扭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始終保持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
沒有捕捉到“經濟建設為中心”之後的新階段。
(三)必須把尊重人民首創精神同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結合起來，堅持執政為民、緊緊依靠人民、切實造福人民，在充分發揮人民創造歷史作用中體現黨的領導核心作用。
(四)必須把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同發展市場經濟結合起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和市場配置資源的有效性，使全社會充滿改革發展的創造活力。
“我們堅持和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制度，既鼓勵先進、促進發展，又注重社會公平、防止兩極分化。我們要始終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繼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繼續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體系，不斷為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提供強大動力。 ”
依然在強調“宏觀調控體系”。
(五)必須把推動經濟基礎變革同推動上層建築改革結合起來，不斷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制度保證和法制保障。
“30年來，我們既積極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又積極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保證人民當家作主，不斷推動我國社會主義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相適應，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展現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
“我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人民當家作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和核心。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
“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還是沒承認現實。
“我們順應經濟社會發展變化、適應人民政治參與積極性不斷提高，以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為根本，以增強黨和國家活力、調動人民積極性為目標，不斷發展社會主義政治文明。
“我們依法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堅持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推進決策科學化、民主化，最廣泛地動員和組織人民依法管理國家事務和社會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
“我們堅持科學立法、民主立法，建立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堅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尊重和保障人權，推進依法行政，深化司法體制改革，推進國家各項工作法治化，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尊嚴、權威。
定調，我國的法律終極目標是“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尊嚴、權威”。
“我國政治體制改革是社會主義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必須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堅持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特點和優勢，堅持從我國國情出發。
“我們需要借鑒人類政治文明有益成果，但絕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我們要始終堅定不移地發展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壯大愛國統一戰線，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化、規範化、程式化，更好保證人民當家作主，鞏固和發展民主團結、生動活潑、安定和諧的政治局面。
模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
(六)必須把發展社會生產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質結合起來，推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更加自覺、更加主動地推動文化大發展大繁榮。
(七)必須把提高效率同促進社會公平結合起來，實現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由廣大人民共用改革發展成果，推動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
“我們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黨和國家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用，優先發展教育，大力促進就業，不斷提高城鄉居民收入，加快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加快發展醫療衛生事業，切實加強社會管理，加強生態文明建設，努力使全體人民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 ”
優先發展教育。
(八)必須把堅持獨立自主同參與經濟全球化結合起來，統籌好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為促進人類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作出貢獻。
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
(九)必須把促進改革發展同保持社會穩定結合起來，堅持改革力度、發展速度和社會可承受程度的統一，確保社會安定團結、和諧穩定。
“我們正確把握和處理經濟社會生活中出現的各種矛盾，加強和改進思想政治工作，健全黨和政府主導的維護群眾權益機制，及時妥善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依法打擊各種違法犯罪活動，警惕和防範國內外敵對勢力的滲透破壞活動，堅決維護了社會穩定和國家安全。”
“我們要始終從維護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維護國家安全、維護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出發，全面把握我國社會穩定大局，有效應對影響社會穩定的各種問題和挑戰，確保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國家長治久安。 ”
(十)必須把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同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結合起來，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提高黨的領導水準和執政水準、拒腐防變和抵禦風險能力。
“我們深刻認識到，黨的先進性和黨的執政地位都不是一勞永逸、一成不變的，過去先進不等於現在先進，現在先進不等於永遠先進；過去擁有不等於現在擁有，現在擁有不等於永遠擁有。”
壓力。
“我們堅持不懈地加強黨的自身建設，在不斷解放思想中統一全黨思想，在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中推進高素質幹部隊伍建設，在增強黨的階級基礎的同時擴大黨的群眾基礎，在繼承黨的優良傳統的同時弘揚時代精神，使黨始終堅持工人階級先鋒隊、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先鋒隊的性質，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發揚優良傳統和作風，不斷增強創造力、凝聚力、戰鬥力。”
“我們高度重視提高黨員、幹部隊伍素質特別是思想政治素質，使廣大黨員、幹部堅持把黨和人民利益擺在第一位，牢記‘兩個務必’，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堅持講黨性、重品行、作表率，經受住長期執政考驗、改革開放考驗、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考驗。 ”
強調，“講黨性、重品行、作表率”。
“我們要始終堅持以改革創新精神加強黨的建設，把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作為主線，堅持党要管黨、從嚴治黨，貫徹為民、務實、清廉的要求，以堅定理想信念為重點加強思想建設，以造就高素質黨員、幹部隊伍為重點加強組織建設，以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繫為重點加強作風建設，以健全民主集中制為重點加強制度建設，以完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為重點加強反腐倡廉建設，使党始終成為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求真務實、改革創新，艱苦奮鬥、清正廉潔，富有活力、團結和諧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 ”
党要管黨。
7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30年的偉大歷程和偉大成就深刻昭示我們：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改革開放才能發展中國、發展社會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改革開放符合党心民心、順應時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確的，成效和功績不容否定，停頓和倒退沒有出路。”
“停頓和倒退沒有出路”，回答爭鋒。
8
“在新的國際國內形勢下和新的歷史起點上，我們必須堅定不移地堅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開闢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定不移地堅持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綱領、基本經驗，勇於變革、勇於創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滯，不為任何風險所懼，不被任何幹擾所惑，繼續奮勇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 ”
“實踐永無止境，探索和創新也永無止境。世界上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也沒有一成不變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我們既不能把書本上的個別論斷當做束縛自己思想和手腳的教條，也不能把實踐中已見成效的東西看成完美無缺的模式。 ”
什麼書本？
9
“我們黨領導人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行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根本目的，是要通過發展社會生產力，不斷提高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準，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我們要時刻把群眾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真誠傾聽群眾呼聲，真實反映群眾願望，真情關心群眾疾苦，多為群眾辦好事、辦實事，特別是要千方百計幫助困難群眾排憂解難，切實抓好地震災區災後恢復重建，切實保障人民經濟、政治、文化、社會權益，不斷促進社會和諧穩定。 ”
我們要時刻把群眾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真誠傾聽群眾呼聲，真實反映群眾願望，真情關心群眾疾苦，多為群眾辦好事、辦實事。
10
“我們一定要堅持戒驕戒躁、艱苦奮鬥，不斷開創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新局面。我們的事業是面向未來的事業。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還需要繼續奮鬥十幾年，基本實現現代化還需要繼續奮鬥幾十年，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則需要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堅持不懈地努力奮鬥。
“艱苦奮鬥是我們的傳家寶。我們黨靠艱苦奮鬥起家，我們的事業靠艱苦奮鬥發展壯大，我們的幸福生活和美好未來也要靠艱苦奮鬥去開創、去實現。全黨全國各族人民要長期奮鬥、頑強奮鬥、不懈奮鬥。 ”
長期奮鬥、頑強奮鬥、不懈奮鬥。
11
“我們要增強憂患意識，始終居安思危，保持清醒頭腦，充分估計前進道路上種種可以預料和難以預料的困難和風險，進一步抓住和用好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不斷創造新的業績。 ”
“我們要深入開展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堅持標本兼治、綜合治理、懲防並舉、注重預防的方針，繼續旗幟鮮明地反對腐敗，切實改進作風，始終保持共產黨人的蓬勃朝氣、昂揚銳氣、浩然正氣。 ”
蓬勃朝氣、昂揚銳氣、浩然正氣。
2008年12月17日星期三
中國還有一種聲音
炎黃春秋2008年第十一期目錄
· ［求實篇］
· 包產到戶提出過程中的高層爭論．．．．．．．．．徐慶全 杜明明
· 中國政治體制改革論稿．．．．．．．．．．．．．．．．．吳 江
·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對外政策的調整．．．．．．．．．．．．朱 良
· 李銳對改革開放的個人回顧．．．．．李 銳／口述 王建勳／整理
· ［親歷記］
· 我的“理論工作者”經歷．．．．．．．．．．．．．．．．李洪林
· 我在頭腦發熱年代寫發熱文章．．．．．．．．．．．．．．袁 鷹
· 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組專政．．．．．．．．．．．．．．．．閻長貴
· 王府井亮起來背後的故事．．．．．．．．．．．．．．．．張頌甲
· ［春秋筆］
· 中國的地震預警史．．．．．．．．．．．．．．．．．．．錢 鋼
· 中國環境保護的現狀與前景．．．．．．．．．．．．．．．思 源
· ［冶方杯徵文］
· 恢復歷史本來面目的艱難歷程．．．．．．．．．．．．．．李維民
· ［一家言］
· 輿論監督對防腐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穀 翔
· 聞陸鏗辭世感言．．．．．．．．．．．．．．．．．．．．施 亮
· ［品書齋］
· 《紅色大院的女兒們》後語．．．．．．．．．．．．．．．葉維麗
· 饑不擇食的閱讀記憶．．．．．．．．．．．．．．．．．．袁小倫
· ［古今談］
· 值得紀念的光緒皇帝．．．．．．．．．．．．．．．．．．王也揚
· ［海外事］
· “布拉格之春”四十周年祭（下篇）．．．．．．．．．．．趙啟強
李銳對改革開放的個人回顧
李銳口述，王建勳整理
今年是改革開放30周年，回顧往事，自然離不開鄧小平、陳雲、胡耀邦和趙紫陽四個人的作為，因為改革開放的成敗是同他們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其中關鍵人物是鄧小平。
鄧小平在歷史上是被毛澤東同志器重的。早在上世紀30年代的江西，鄧小平就因追隨毛澤東而挨過整，被撤職。隨著毛澤東在中共黨內地位的不斷上升和穩固，鄧小平在戰爭年代就更受到重用。1949年後，毛澤東發動的“反右派”運動，鄧小平是積極的。但在經濟建設等方面，他基本站在劉少奇、周恩來一邊。文革伊始，“打倒劉鄧”。毛澤東對劉少奇是一定要打倒的；而對鄧小平則是打而不倒，並不同意開除他的黨籍。林彪事件後，毛澤東又起用了鄧小平。一年後，由於鄧小平反對“四人幫”反對“文革”，再次被打倒。
1978年，沖在改革開放第一線的先鋒人物是胡耀邦、趙紫陽等人。耀邦首先幹了兩件大事：一是批“兩個凡是”，發動真理標準討論；二是平反冤假錯案。這就把毛澤東的文革，並把他的歷次整人的政治運動基本否定，毛澤東晚年織就的意識形態網路也被撕開了一條縫兒。那時，批“兩個凡是”、平反冤假錯案，陳雲是贊成的，鄧小平堅決站在胡耀邦一邊。1980年，鄧小平接受了李維漢關於要批判封建專制主義的意見，發表了《党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著名長文。可惜剛起步，又被胡喬木利用波蘭發生的團結工會事件腰斬。這是很令人遺憾的。
鄧小平與陳雲，這兩位政治老人的關係，按鄧小平的話說，是有時候有些“談不攏”。改革開放，鄧小平在經濟上是堅定的，如成立“特區”等等，這是壯舉；而陳雲仍堅持“鳥籠經濟”。這是原則性分歧。在意識形態上，鄧小平“不問姓資姓社”，“不管黑貓白貓”，“摸著石頭過河”，不被既往的正統理論所限制，敢於突破，這是有極大功勞的；而陳雲仍沒有完全跳出舊框框。1989年，中顧委發了個“一號文件”，是陳雲談學習哲學問題的，刊載了陳雲同趙紫陽、胡啟立、李瑞環1987年以後的談話。陳雲說：“列寧《帝國主義論》沒有過時。”
鄧小平多年領導過胡耀邦，也早就熟知趙紫陽和萬里，啟用他們三人是完全正確的。上世紀80年代中，對這“三駕馬車”，鄧小平都是大力支持的，給予積極肯定。
除開一些小事外，胡、趙二人合作得是好的，都贊成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全面改革。但鄧、陳兩位老人對全面改革卻有不盡一致的看法。又有幾個人在鄧小平、陳雲兩位老人中間穿梭，經常送材料；他們看不起胡耀邦，對趙紫陽也有意見。如1983年，陳雲要批胡耀邦，就是這幾個人從中興風作浪，後被鄧小平制止了。以後這幾個人又先搞“清除精神污染”，後批“資產階級自由化”。前者只搞了28天，被胡、趙聯手制止。
1989年風波，中顧委的四個人——杜潤生、李昌、於光遠和我贊同在民主與法治的軌道上處理學運。後來批鬥了我們幾個月，準備開除我們的黨籍，是陳雲把我們四個人保下來了。陳雲說：“這種事不能再幹了，否則以後還要平反。”
1992年春天，鄧小平的“南巡講話”，挽救了我國改革開放可能夭折的危機局面。現在，鄧、陳兩位老人已不在了，“左王”的干擾也不存在了，這是一種便於與世界同步前進的形勢。第二個“歷史決議”，對中共建國後的歷史經驗教訓，包括毛澤東同志晚年錯誤做過總結。現在改革開放30年了，我們總的說，取得極大成功，但也有教訓需要總結。鄧小平同志功績赫赫，但他也不是神，不可能句句正確，事事正確，所以，我建議也做一個歷史問題決議。這樣，我黨我國進一步全面改革開放的路就更好走了。
經過30年的經濟體制改革，我國的經濟總量已躍居世界第四位，但代價也大，單位能耗和對資源、環境的破壞也居世界前列。更可怕的是貪污、腐敗愈演愈烈，且呈難以遏制的勢頭，大大小小的腐敗分子上下其手，互相勾結，如此下去，會使中國共產黨淪為一個利益集團，構成新興的權貴資本主義或官僚資本主義。近幾年來，黨中央領導陸續提出了“和諧社會”、“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物質、精神、政治三大文明”等正確的治國方針，這些善良的願望明顯優於30年前的“四個堅持”，但要真正落實，前提是不能再走專制的老路了，必須按照促進人類社會進步的普世價值規律，即民主、法治、憲政來治國理民。這就涉及到政治體制改革這個老大難的問題了，不能再猶豫不決了。
政治體制改革千頭萬緒，我建議首先從開放言論自由、實行輿論監督，和縣處級以上黨員領導幹部個人收入、家庭財產申報、公示入手。為了早一天啟動20年前黨的十三大提出的政治體制改革，必須黨政分開，政企分開，以法治國，實施憲政。我曾在十五大、十六大和十七大召開時，連續三次上書中央，敦促開啟這一戰略舉措。現借此文，再次呼籲，為中國共產黨的執政黨地位的合法性計，為中共的興旺發達計，為國家、民族和天下蒼生計，政治體制改革迫在眉睫，時不我待！
中國政治體制改革論稿
吳江
中國今天似乎人人都在談民主，談政治體制改革，希望政治體制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相適應。但究竟什麼是政治體制，看來並不是人人都弄懂了的。所謂政治體制，就是權力集中的一種形式，並由此組成政府。權力的集中有專制的集中與民主的集中之分。在世界上，從十七十八世紀起，民主政體代替專制政體而起，國家現代化開始了。我國的政治體制就是民主權力的集中，其形式就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組成的政府。
自從民主代替專制，又有民主與自由之爭。歐洲一些啟蒙思想家對於民主是不是一個好東西，民主與個人自由孰重，是要民主還是要個人自由，一直爭論不休，直至如今。其集中表現就是從批判18世紀法國啟蒙運動傑出代表盧梭的《社會契約論》開始。盧梭在國家問題上是一個民主主義者，他的民主理論是：每個人都是主權者，都應當獲得應有的權利，包括自由和平等；但他同時認為，由於人們在自然狀態下生活會遇到各種困難，所以應當組織起來，即組成為國家，國家由普選產生，每個人把自己主權交給國家，構成共同意志，即“公意”或“總意志”（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民主決定”），每個人都要服從“公意”。所以“公意說”是《社會契約論》的核心。但盧梭同時指出，即使在這種情況下，“每個人仍有他做人的自由權利”，因此他主張將國家的立法權和行政權分開，反對有行政權的人擁有無限權利。為了防止行政權盜竊人民的意志和自由權力，他提出必須由人民經常監督行政者，例如定期召開人民會議審查行政權是否執行適當，有沒有權力私用或違反“公意”的行為，否則應予撤換。這裏要說，關於民主政治的這種理念並非自盧梭始，在盧梭前一位荷蘭著名啟蒙學者斯賓諾莎（17世紀人）就提出這種觀點，認為“民主政治是最自然，與個人自由最相合的政體”。他的觀點更為極端，認為人民應當將自己的天賦之權完全轉讓給國家，這樣國家就有唯一絕對政治權，每個人必須服從，而且“國家統治權不受任何法律的限制”，這就是向專制政治妥協了。注意：盧梭等人沒有從同時代人孟德斯鳩那裏吸取他的分權制衡思想，資產階級的三權分立思想是在法國大革命之後才逐漸確立起來的。
但也就是從18世紀開始，民主主義思想受到了批判，認為民主與個人自由是相衝突的。這種批判的觸發點，就是法國大革命追及盧梭的《社會契約論》思想。因為法國大革命期間發生了雅各賓專政和“暴政”，革命黨內部也互相殘殺；而盧梭的思想則被認為是法國大革命的指導思想（盧梭死於法國大革命前十多年）。這種批判的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和平主義者羅素在他的《西方哲學史》一書中就《社會契約論》所說的一段話，我且把它抄錄在下面：“這本書在民主政治理論家中間重新造成講形而上的抽象概念的習氣，而且通過‘總意志’（即‘公意’）說，使領袖和他的民眾能夠有一種神秘的等同，這是用不著靠投票箱那樣世俗的器具去證實的。他的哲學有許多東西是黑格爾為普魯士獨裁制度辯護時盡可能利用的。他在實際上的最初收穫是羅伯斯比爾的執政；俄國和德國（尤其是後者）的獨裁統治一部分也是盧梭學說的結果。”（《西方哲學史》下卷，商務印書館1976年版）
大家可能想不到，在我國，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大倡科學與民主之後，也有人（北京大學教授張奚若）同樣對民主主義者盧梭發起批判，其觀點基本與羅素相同，認為民主必然產生“多數暴政”，也就是說它也是站在民主與自由相衝突因此否認民主價值的立場上的。
西方學者關於民主與自由之爭，一派認為民主是通往個人自由之路，一派認為作為國家形式的民主權可能產生“多數暴政”，因此企圖通過民主道路來保證個人主權和個人自由不受侵犯只能是一種幻想。後一種思潮的影響曾很大，例如，當美國於1776年從殖民地獲得解放並發表《獨立宣言》之後，遲遲沒有正式成立國家，直到1789年才成立中央政府，選出總統並制定憲法，這就和上述思潮有關。馬克思恩格斯也深受這種思潮的影響，他們主張無產階級獲得勝利、生產資料歸社會所有之後，國家和民主應當消亡，他們不承認有所謂“自由的人民國家”之說，認為人民如果有了自由，民主國家也就不需要存在了；他們將作為國家形式的民主，與個人自由同樣看成互不相容。其實這也是一種空想。正由於此，馬克思主義沒有提出一個關於社會主義國家的完整的學說來，而以無確切含義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提法讓人任意操弄，結果傷害人民的民主和自由，這未免是一件憾事。
在我國，聽說目前也有自由主義派，不過並不涉及國家問題。在國家問題上，我們幾乎是清一色的民主主義者，這一點並不奇怪，因為幾個世紀的歷史事實（包括社會主義國家的出現）證明，我們能預想到的社會確實還不能超越民主，確實不能不以民主政治來代替專制政治。從民主和自由的關係來說，民主（國家）不僅包含一定程度的自由（從專制解放出來的自由），而且是通向自由的必由之路，自由程度的擴大依靠民主的進步和完善。即使從社會主義觀點看，民主和自由的統一是國家問題上不可避免的立腳點。
二
現在，我們可以來談民主和民主的集中本身了。民主是國家的主體，它承認國家的“公意”是人民主權的集中，不是少數人所得而私。人民管理自己的國家，主要運用選舉制，經選舉產生自己的代表，組織代表大會（或議會），因此產生國家權力機構——立法機構、行政機構、司法機構以及各種監察機構和權力制衡機構等。國家首腦有的經全民直選產生。以上是就一般而論，民主的實施和民主的集中的形式因各國不同條件和歷史傳統而千差萬別，民主無統一的形式或統一的路徑可言。但是民主確實能夠顯現人民捍衛自己主權的能力。
對待民主，有兩個問題必須加以注意，第一，民主政體代替專制政體是一種社會的進步，有劃時代的意義，但民主政治本身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東西，例如，民主雖然承認保護少數人的主權和意志，但它畢竟依多數人的意志做出決定；選舉是比較公正的，但選舉的結果並不是完全公正的。因為社會總是分別為不同的階級階層，不同的利益集團，也有強勢群體和弱勢群體之別，如果選舉因種種原因（包括掌握的資源不同）被欺騙被操弄，選後又無有效的權力制衡力量，則確實有可能出現“多數暴政”，他們自詡為民主國家，但對內專制，對外侵略，無惡不作。這種例子在歷史上所在多有，如希特勒也是經多數人選舉上臺的。一位美國政論家揭露美國民主的虛偽，說美國統治者是“對內講自由，對外搞法西斯”，而美國的人權組織只是充當顛覆別人國家的工具而已。
第二，民主的道路、民主的模式以及民主的操作方式，並不是千篇一律的，而是千差萬別，多種多樣的，包括同類國家在內。在歷史上，一定的民主政體取代專制政體而起，因各國的歷史條件與傳統不同，往往各走各的路，有的激進，有的漸進，有的邁大步，有的邁小步，或民主與專制此起彼伏，不斷磨合，或互相交叉，互相包容，或復辟與反復辟往復迴圈，等等。英國從1688年光榮革命後，民主代替皇權，一直是一條妥協的、改良的路，直到l837年開始的維多利亞時代才稍有些頭緒。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採取激進的方式，催生出的民主政權長期處於動亂、暴政和專制復辟當中，到1946年的第四共和國還沒有穩定下來，有人統計，其間經過了三個民主政府，三個皇室政權，兩個帝國，一個法西斯政權，這些政權又都是以暴力告終。所以法國的民主革命最為人所詬病，被看做是“多數暴政”的樣板；如前所述，首倡“主權在民”的法國著名民主主義者盧梭也因此不斷遭受批判。我們的近鄰日本，從1868年的明治維新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天皇仍一直擁有最高權力。立國不久的移民國家美國，好像天生是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但它保留奴隸制的時間也最久，其民主則一直受資本霸權的支配。此外，還有一種情況不能不在此說一說，就是大國與小國實施民主的道路很不相同，人口眾多地域廣闊而文化素質不高的大國比起人口較少的小國來，民主改革的難度要大得多，稍有不慎，極容易造成亂局。例如印度這個大國因實行多黨政治被西方人譽為東方民主國家，實際上，其政局時呈亂象，國內麻煩不斷；當然印度仍有它發展的特色可供我們借鑒。
根據以上種種情況，所以最近有人向我們提醒：民主改革不能靠理想主義，也不能靠照抄照搬。這確是警策不易之論。
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走一條什麼樣的道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究竟是一個什麼樣子，這是當前中外都關注的問題。總的說，這種改革應有利於保障人民的主權和自由，以“法治”代替“人治”，應有利於民生的改善與國家的富強，尤其應有利於民族的團結與國家的統一穩定。依照中國國情，中國的民主改革首先要處理好集中或集權的問題。
中國的社會長期是宗法等級社會，兩千多年來都是一個中央集權大國。世界上有過幾個大帝國，為時都不算太長。紀元前建立的羅馬奴隸制大帝國和13世紀建立的奧斯曼封建制大帝國，為時都不過500年；18世紀沙皇建立的俄羅斯帝國連同後來的蘇聯，合起來也不過300年；還有一個1867年建立的奧匈帝國，其存在時間則只有半個世紀。惟獨中國這個東方大國已存在了兩千多年之久，而且將繼續存在下去。早在1959年，有一位歐洲女政治家華德（R.Word）曾預言：蘇聯必將因民族問題而瓦解，而中國則本質上是一個遼闊而統一的國家。這實屬驚人預言。其所以如此，蓋因各國集權的歷史條件、途徑有所不同。中國眾多的民族部落同處於一個大陸版圖內，中心為黃河長江兩大流域的中原地區，其地土肥民稠，有較高的文化和生產力，率先進入農耕社會。先秦以來逐漸融合形成的漢族首先據中原，其他落後地區的民族紛紛向中原地區靠近，彼此互相往來，雜居，衝撞，爭奪，戰爭頻繁，有時漢民族戰勝入侵的少數民族，有時少數民族戰勝漢族入主中原，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最後互相同化融合，以文化融合和生產力趨同為基礎，在中央集權制度下，形成具有強大凝聚力和向心力的統一的中華民族，中央集權制度在其中起著重要的作用。
16世紀以前，中華民族無論在文化上、在生產力上，都處於世界先進地位。16世紀以後落後了，於是列強欺淩，喪權辱國，割地賠款，接踵而來，中華民族面臨著被瓜分的危險。辛亥革命後仍是如此。但即使如此，中華民族的凝聚力並未見削弱，這一點最遭外國列強之忌，外國列強因此倡“分塊論”之說，認為中國太大，人口太多，因此欲征服之，必先分裂之。這種“分塊論”由日本人首倡，他們公開論述中國只有分成“七塊”或“十二塊”即分成“七國”或“十二國”，才能夠治理好（近期日本防衛大學和東京日本語大學的教授學者們就公開發表過此類謬論，臺灣的李登輝是積極應和人物之一）。無疑，對於這種“分塊論”凡我中華民族都必須高度警惕並堅決駁斥之。所以從中國幾千年歷史看，國家的統一和主權的完整有賴於國家一定的集中或集權制，無集中就無以談國家的統一。
但是，什麼樣的集中，什麼樣的統一，才適合國家發展的需要，要視不同時代而定，要根據時代的轉換而轉換。過去封建時代，基礎是宗法等級制，建立的是封建專制政體，此種政體以集權為主體，無民主可言。現在時代變了，民主占上風，民主社會需要建立民主政體，實現“主權在民”的理想，而民主政體的主體是民主。集中是必需的，必不可少的，但這個集中是民主本身的集中，是為民主、為實現“主權在民”服務的，同時也要實現社會平等，排除封建等級制（這種等級制和宗法性家族勢力在我們的社會和政體中還到處存在著，有時還受到某些改革者的寬容和支持）。這個問題辛亥革命以來一直沒有解決，中國共產黨當政後也沒有解決好。孫中山先生曾將民主政體的建立分為“軍政，訓政，憲政”三個階段。共產黨當政以後建立起來的民主政體稱為“集中指導下的民主”，這種所謂“民主指導”實際上等於“訓政”。訓政者，即人民交出自己的主權由黨和政府來指導你學會民主。這是將民主和集中的地位倒置：集中為主體，民主是集中指導的產物。這恰恰違背了民主政體的原旨。
說到這裏，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任務便呼之欲出了，我們可以用八個大字來概括：發展民主，改造集中。
三
根據我國國情，要先說一下將專制的集中（或過分集中，或處於指導地位的集中）改造成民主本身的集中的問題。“專制”兩字不免有些刺耳，換句話說“過度集中”，這相對于民主的集中而言，還是符合共產黨當政後所實行的“集中制”的實際情況的。毛澤東其實也沒有回避這個問題，他不是說過“百年猶行秦政制”嗎?兩千多年後他還稱頌秦始皇的專制集中制，並主張將“馬克思和秦始皇結合起來”。但現在必須有所改變，因為過度集中或專制使國家落後，人民受難。中國政治體制的改革首先要使“集中”民主化。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我們早已有了全國及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設置，而我國憲法莊嚴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國家最高權力機關。這就是民主的集中。但這在相當程度上僅僅是形式上的。因為我們又規定，共產黨是國家無可爭議的領導力量。這樣，作為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就和党的領導在權力運用上形成矛盾，以至形成積重難返的“以黨代政”，而黨的權力又往往集中於少數人乃至個別人之手，因此甚至出現如“文革”時期個人專權，即個人擁有像帝王一樣的無限權力這種歷史倒退現象。這個問題使我們的政治體制嚴重扭曲。我們試圖對這一問題作些分析，並探尋是否有哪怕是權宜的妥協的但至少可使政體有些民主氣息的辦法，或者將党的領導方式加以改變，以便使國家最高權力機關不僅有其名而且有其實。
首先應當指出，這對矛盾是由歷史形成的，它產生於特殊的歷史條件下。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取得解放，並進行社會改造使民族和人民有捍衛自己主權的可能。這個歷史功績是不能抹殺的，中國共產黨因此在人民中間獲得了極大的信任和極高的聲譽，其成為國家的領導力量是必然的，無可替代的。共產黨成為全國人民的核心力量，也成為不懷好意的外國列強的眼中釘，他們為了削弱和支配中國，百般污蔑中國共產黨，可以說，他們“亡我之心不死”。但是，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自身的限度或局限性，党的領導也不例外。歷史條件變了，特別是已建立了行使國家最高權力的人民代表大會。在這種條件下，党的領導雖不可少，但其怎麼領導，領導的思維與領導方式必須改變。主要的是，党不能淩駕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之上形成以黨代政，党的領導只能滲透于其中，以自己的正確主張和為人民服務的精神，說服（而不是指令）人民代表以實現自己的主張。循此邏輯，可以選擇的合理辦法，就是共產黨作為執政黨，通過人民代表中的黨員在人民代表大會中設置黨組進行工作，依法行政，依理服人，依此實現領導，而不是直接取代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人民代表大會所產生的行政機構同樣設置黨組以進行工作，但是國家最高檢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則不設黨組，而直接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負責，以保持兩機構的獨立性，使其不受任何外力影響而獨立執行職責。
這裏要說明，在人民代表大會中設置黨組以具體實行党的領導，並非是我個人的意見，這一主張是開國初期由一位革命前輩（同時也是一位老法學家）董必武所提出，可惜當時我們一切“學蘇聯”，走上了“以黨代政”這條路，設置黨組之議未被採納。現在重提此議謹供當政者參考，我想也是可以的吧？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本身是立法機構。代表大會中設置的黨組的重要職責之一，就是保障我們的國家最終擺脫“人治”或“黨治”，而實行“法治”，使之成為真正的法治國家，而“法治”屬於民主範疇。黨本身的活動也必須限制在國家法律範圍之內，任何黨的組織和党的領導人都不能“無法無天”獨行其是，他們的違法行為和平民一樣都要受國家監督機構和司法機關的處理。在這方面黨不能擁有任何特權。
私意以為，採取上述辦法，並不是取消党的領導，只是改變党的領導思維與領導方式，使党的領導居於第二線，突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作為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地位。這種党的領導思維與領導方式的轉變，可能促使黨政適當分開，也可能為增強黨內民主提供條件，並有利於精簡黨的機構。
人民代表大會是集中人民主權的機關，它的職責是代行人民主權，所以，人民代表大會本身是為人民服務的機構，人民代表及人民代表大會所產生的各機構的工作人員，都是服務於人民的，稱之為“公務員”，其性質與“服務員”、“公僕”相等。現在“官員”的名稱流行，“公務員”即“官”，而“官”者，牧民之謂也，自視高居於人民之上。這種情況應當改變。雖然各國皆有“官員”稱謂，但社會主義國家應當避免這種稱謂，共產黨人更不應以稱“官”為榮。
四
其次，談到發展民主。就政治體制改革而言，發展民主就是使集中真正建立在民主的基礎之上。而民主又重在實行真正的選舉。在既有的領導格局下，民主可以重漸進，邁小步，以小步積大步，應避免足以造成政局動盪的“激進民主”或“過度民主”。在這方面，我們的關切點主要是以下四項：
1．發展黨內民主，這是第一位。由於党在國家中的特殊領導地位，發展黨內民主是發展人民民主的關鍵一步，等於是一架民主的發動機。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有七千多萬人的大黨，這在世界上也是獨一無二的。在長期戰爭時期，黨內生活難免受軍事化影響，在成為執政黨以後的和平時期，黨內生活須經重大的改造，民主化提上日程。所謂黨內民主，除了黨內應有真正的選舉，並依照黨章和憲法保障黨員的自由權利（所謂黨內“思想統一”只是對黨章和黨的決議而言，並非消滅黨員個人的思想自由，思想天生是自由的）以外，重要的是依法治黨。依法治黨有二：一是党的活動應限制在國家法律允許的範圍之內，二是黨自身的政治生活應有法律性的規範，以約束黨員的活動，如嚴格防止權力的過度集中，制止“個人說了算”，防止有權勢的領導人任意整人等。過去黨內曾有“關於黨內政治生活若干規定”，那是“文化大革命”後痛定思痛的產物，但只是原則性規定，而無具體執行的條例及細則，因此不足以稱“法”。如拿任意整人來說，這是黨內長期存在的一個惡習。這種現象在戰爭時期有些情況下難以完全避免，但和平時期必須制定法律嚴加制止。必須保障黨員的申訴權利，必要時進行法庭式的公開審理。試想，如果黨內沒有法律制止權勢者任意整人，冤案頻發，“莫須有”罪名隨意製造，致使黨內外《烏盆記》唱個不停，則必使党無寧日，黨心離散。試問上世紀70年代末如果不平反大量冤假借案，改革開放搞得起來嗎?總之，慘痛的歷史教訓必須記取，制定黨法，此其時矣!特別當此腐敗橫行、賣官買官等醜行在黨內惡性發作之際，“清黨”之舉亦屬情理中事。
2．改善黨際關係。中國不是多黨制，也不是一黨制，而是共產黨主導下的多黨合作制，共產黨為執政黨，各民主黨派為參政黨。因為依憲法共產黨在國家中居於領導地位，因此多黨合作以共產黨為主導是理所當然的，但各党應是獨立的，這是政治學常識，否則就無所謂“政治協商，互相監督”。在歷史上，多党合作曾處於不穩定不規範的狀態，至今多黨合作仍被淹沒在全國政治協商會議這個“汪洋大海”之中。為了改善党際關係，作為發展民主的重要一環，當務之急是將“政治協商”和“互相監督”兩者法制化、規範化、程式化，制定章程，條條分明，有實際操作性。有關國家人事安排，則可考慮開國初期的合作模式，各民主黨派的領導成員及專業人士經選舉或協商擔任政府領導實職。
3．民主重在選舉，無選舉就無所謂民主。中國共產黨當政，中國開始有選舉制度。但無可諱言，除某些基層選舉外，許多領域的選舉，包括人民代表的選舉，多以“內定選舉”或“指名選舉”，輔之以“協商選定”。近年來有些地方開始採取“差額選舉”，效果明顯，但舉辦者總不免戰戰兢兢。總之，中國要有真民主，必須有真選舉。中國之大，國情之特殊，選舉制只能逐步、逐區、逐級推開，既不能冒進，也不能畏首畏尾。世界上，以民主組成的國家一般採取代表選舉制。我國民主有一大特點，即代表制選舉和基層直選相結合。直選產生基層群眾自治，包括農村居民自治和城市居民自治，都有法律和特定的組織法保證。以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為內容的城鄉居民自治，已基本實現制度化、規範化，直選的範圍正在逐步擴大。據統計，目前中國農村已有61萬多個村民委員會和8萬多個城市社區居民委員會，全國已有85％的村建立了民主選舉的村民大會或村民代表大會，管理基層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從基層起步，這是中國民主發展的一個特徵，可說是豐富了世界民主政治的內容和形式。
4．在中國這個大國，中央直轄市、省、縣以及各個民族自治區的地位十分重要，為保持國家統一，這些地區直屬中央管轄。但中央與地方應適當分權。尤其對民族問題不可掉以輕心。應當懂得，由於現代化的推進，各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文化提高，必將喚起其民族覺醒和民族自尊，因此會珍惜其民族自治權。為保障國家統一，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似應考慮設置較高層次的機構專事處理民族問題。各直轄市、省、縣的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則應由民主提名、民主選舉產生。其主要領導人可考慮由自下而上提名和上級委派候選人相結合，而以差額選舉產生之，然後報上級領導批准。為慎重起見，地方民主建設可仿效設置經濟特區的辦法設置政治特區作為試驗區。
本文到此結束。最後還想特別提到一點：本文強調“改造集中”，目的之一是為了消除過去“過度集中”的弊病，為此必須有適應我國國情的分權及權力制衡制度。這個問題這裏未專門涉及，但這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中的應有之題，應當專門加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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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銳對改革開放的個人回顧
李銳口述，王建勳整理
今年是改革開放30周年，回顧往事，自然離不開鄧小平、陳雲、胡耀邦和趙紫陽四個人的作為，因為改革開放的成敗是同他們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其中關鍵人物是鄧小平。
鄧小平在歷史上是被毛澤東同志器重的。早在上世紀30年代的江西，鄧小平就因追隨毛澤東而挨過整，被撤職。隨著毛澤東在中共黨內地位的不斷上升和穩固，鄧小平在戰爭年代就更受到重用。1949年後，毛澤東發動的“反右派”運動，鄧小平是積極的。但在經濟建設等方面，他基本站在劉少奇、周恩來一邊。文革伊始，“打倒劉鄧”。毛澤東對劉少奇是一定要打倒的；而對鄧小平則是打而不倒，並不同意開除他的黨籍。林彪事件後，毛澤東又起用了鄧小平。一年後，由於鄧小平反對“四人幫”反對“文革”，再次被打倒。
1978年，沖在改革開放第一線的先鋒人物是胡耀邦、趙紫陽等人。耀邦首先幹了兩件大事：一是批“兩個凡是”，發動真理標準討論；二是平反冤假錯案。這就把毛澤東的文革，並把他的歷次整人的政治運動基本否定，毛澤東晚年織就的意識形態網路也被撕開了一條縫兒。那時，批“兩個凡是”、平反冤假錯案，陳雲是贊成的，鄧小平堅決站在胡耀邦一邊。1980年，鄧小平接受了李維漢關於要批判封建專制主義的意見，發表了《党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著名長文。可惜剛起步，又被胡喬木利用波蘭發生的團結工會事件腰斬。這是很令人遺憾的。
鄧小平與陳雲，這兩位政治老人的關係，按鄧小平的話說，是有時候有些“談不攏”。改革開放，鄧小平在經濟上是堅定的，如成立“特區”等等，這是壯舉；而陳雲仍堅持“鳥籠經濟”。這是原則性分歧。在意識形態上，鄧小平“不問姓資姓社”，“不管黑貓白貓”，“摸著石頭過河”，不被既往的正統理論所限制，敢於突破，這是有極大功勞的；而陳雲仍沒有完全跳出舊框框。1989年，中顧委發了個“一號文件”，是陳雲談學習哲學問題的，刊載了陳雲同趙紫陽、胡啟立、李瑞環1987年以後的談話。陳雲說：“列寧《帝國主義論》沒有過時。”
鄧小平多年領導過胡耀邦，也早就熟知趙紫陽和萬里，啟用他們三人是完全正確的。上世紀80年代中，對這“三駕馬車”，鄧小平都是大力支持的，給予積極肯定。
除開一些小事外，胡、趙二人合作得是好的，都贊成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全面改革。但鄧、陳兩位老人對全面改革卻有不盡一致的看法。又有幾個人在鄧小平、陳雲兩位老人中間穿梭，經常送材料；他們看不起胡耀邦，對趙紫陽也有意見。如1983年，陳雲要批胡耀邦，就是這幾個人從中興風作浪，後被鄧小平制止了。以後這幾個人又先搞“清除精神污染”，後批“資產階級自由化”。前者只搞了28天，被胡、趙聯手制止。
1989年風波，中顧委的四個人——杜潤生、李昌、於光遠和我贊同在民主與法治的軌道上處理學運。後來批鬥了我們幾個月，準備開除我們的黨籍，是陳雲把我們四個人保下來了。陳雲說：“這種事不能再幹了，否則以後還要平反。”
1992年春天，鄧小平的“南巡講話”，挽救了我國改革開放可能夭折的危機局面。現在，鄧、陳兩位老人已不在了，“左王”的干擾也不存在了，這是一種便於與世界同步前進的形勢。第二個“歷史決議”，對中共建國後的歷史經驗教訓，包括毛澤東同志晚年錯誤做過總結。現在改革開放30年了，我們總的說，取得極大成功，但也有教訓需要總結。鄧小平同志功績赫赫，但他也不是神，不可能句句正確，事事正確，所以，我建議也做一個歷史問題決議。這樣，我黨我國進一步全面改革開放的路就更好走了。
經過30年的經濟體制改革，我國的經濟總量已躍居世界第四位，但代價也大，單位能耗和對資源、環境的破壞也居世界前列。更可怕的是貪污、腐敗愈演愈烈，且呈難以遏制的勢頭，大大小小的腐敗分子上下其手，互相勾結，如此下去，會使中國共產黨淪為一個利益集團，構成新興的權貴資本主義或官僚資本主義。近幾年來，黨中央領導陸續提出了“和諧社會”、“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物質、精神、政治三大文明”等正確的治國方針，這些善良的願望明顯優於30年前的“四個堅持”，但要真正落實，前提是不能再走專制的老路了，必須按照促進人類社會進步的普世價值規律，即民主、法治、憲政來治國理民。這就涉及到政治體制改革這個老大難的問題了，不能再猶豫不決了。
政治體制改革千頭萬緒，我建議首先從開放言論自由、實行輿論監督，和縣處級以上黨員領導幹部個人收入、家庭財產申報、公示入手。為了早一天啟動20年前黨的十三大提出的政治體制改革，必須黨政分開，政企分開，以法治國，實施憲政。我曾在十五大、十六大和十七大召開時，連續三次上書中央，敦促開啟這一戰略舉措。現借此文，再次呼籲，為中國共產黨的執政黨地位的合法性計，為中共的興旺發達計，為國家、民族和天下蒼生計，政治體制改革迫在眉睫，時不我待！
中國政治體制改革論稿
吳江
中國今天似乎人人都在談民主，談政治體制改革，希望政治體制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相適應。但究竟什麼是政治體制，看來並不是人人都弄懂了的。所謂政治體制，就是權力集中的一種形式，並由此組成政府。權力的集中有專制的集中與民主的集中之分。在世界上，從十七十八世紀起，民主政體代替專制政體而起，國家現代化開始了。我國的政治體制就是民主權力的集中，其形式就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組成的政府。
自從民主代替專制，又有民主與自由之爭。歐洲一些啟蒙思想家對於民主是不是一個好東西，民主與個人自由孰重，是要民主還是要個人自由，一直爭論不休，直至如今。其集中表現就是從批判18世紀法國啟蒙運動傑出代表盧梭的《社會契約論》開始。盧梭在國家問題上是一個民主主義者，他的民主理論是：每個人都是主權者，都應當獲得應有的權利，包括自由和平等；但他同時認為，由於人們在自然狀態下生活會遇到各種困難，所以應當組織起來，即組成為國家，國家由普選產生，每個人把自己主權交給國家，構成共同意志，即“公意”或“總意志”（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民主決定”），每個人都要服從“公意”。所以“公意說”是《社會契約論》的核心。但盧梭同時指出，即使在這種情況下，“每個人仍有他做人的自由權利”，因此他主張將國家的立法權和行政權分開，反對有行政權的人擁有無限權利。為了防止行政權盜竊人民的意志和自由權力，他提出必須由人民經常監督行政者，例如定期召開人民會議審查行政權是否執行適當，有沒有權力私用或違反“公意”的行為，否則應予撤換。這裏要說，關於民主政治的這種理念並非自盧梭始，在盧梭前一位荷蘭著名啟蒙學者斯賓諾莎（17世紀人）就提出這種觀點，認為“民主政治是最自然，與個人自由最相合的政體”。他的觀點更為極端，認為人民應當將自己的天賦之權完全轉讓給國家，這樣國家就有唯一絕對政治權，每個人必須服從，而且“國家統治權不受任何法律的限制”，這就是向專制政治妥協了。注意：盧梭等人沒有從同時代人孟德斯鳩那裏吸取他的分權制衡思想，資產階級的三權分立思想是在法國大革命之後才逐漸確立起來的。
但也就是從18世紀開始，民主主義思想受到了批判，認為民主與個人自由是相衝突的。這種批判的觸發點，就是法國大革命追及盧梭的《社會契約論》思想。因為法國大革命期間發生了雅各賓專政和“暴政”，革命黨內部也互相殘殺；而盧梭的思想則被認為是法國大革命的指導思想（盧梭死於法國大革命前十多年）。這種批判的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和平主義者羅素在他的《西方哲學史》一書中就《社會契約論》所說的一段話，我且把它抄錄在下面：“這本書在民主政治理論家中間重新造成講形而上的抽象概念的習氣，而且通過‘總意志’（即‘公意’）說，使領袖和他的民眾能夠有一種神秘的等同，這是用不著靠投票箱那樣世俗的器具去證實的。他的哲學有許多東西是黑格爾為普魯士獨裁制度辯護時盡可能利用的。他在實際上的最初收穫是羅伯斯比爾的執政；俄國和德國（尤其是後者）的獨裁統治一部分也是盧梭學說的結果。”（《西方哲學史》下卷，商務印書館1976年版）
大家可能想不到，在我國，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大倡科學與民主之後，也有人（北京大學教授張奚若）同樣對民主主義者盧梭發起批判，其觀點基本與羅素相同，認為民主必然產生“多數暴政”，也就是說它也是站在民主與自由相衝突因此否認民主價值的立場上的。
西方學者關於民主與自由之爭，一派認為民主是通往個人自由之路，一派認為作為國家形式的民主權可能產生“多數暴政”，因此企圖通過民主道路來保證個人主權和個人自由不受侵犯只能是一種幻想。後一種思潮的影響曾很大，例如，當美國於1776年從殖民地獲得解放並發表《獨立宣言》之後，遲遲沒有正式成立國家，直到1789年才成立中央政府，選出總統並制定憲法，這就和上述思潮有關。馬克思恩格斯也深受這種思潮的影響，他們主張無產階級獲得勝利、生產資料歸社會所有之後，國家和民主應當消亡，他們不承認有所謂“自由的人民國家”之說，認為人民如果有了自由，民主國家也就不需要存在了；他們將作為國家形式的民主，與個人自由同樣看成互不相容。其實這也是一種空想。正由於此，馬克思主義沒有提出一個關於社會主義國家的完整的學說來，而以無確切含義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提法讓人任意操弄，結果傷害人民的民主和自由，這未免是一件憾事。
在我國，聽說目前也有自由主義派，不過並不涉及國家問題。在國家問題上，我們幾乎是清一色的民主主義者，這一點並不奇怪，因為幾個世紀的歷史事實（包括社會主義國家的出現）證明，我們能預想到的社會確實還不能超越民主，確實不能不以民主政治來代替專制政治。從民主和自由的關係來說，民主（國家）不僅包含一定程度的自由（從專制解放出來的自由），而且是通向自由的必由之路，自由程度的擴大依靠民主的進步和完善。即使從社會主義觀點看，民主和自由的統一是國家問題上不可避免的立腳點。
二
現在，我們可以來談民主和民主的集中本身了。民主是國家的主體，它承認國家的“公意”是人民主權的集中，不是少數人所得而私。人民管理自己的國家，主要運用選舉制，經選舉產生自己的代表，組織代表大會（或議會），因此產生國家權力機構——立法機構、行政機構、司法機構以及各種監察機構和權力制衡機構等。國家首腦有的經全民直選產生。以上是就一般而論，民主的實施和民主的集中的形式因各國不同條件和歷史傳統而千差萬別，民主無統一的形式或統一的路徑可言。但是民主確實能夠顯現人民捍衛自己主權的能力。
對待民主，有兩個問題必須加以注意，第一，民主政體代替專制政體是一種社會的進步，有劃時代的意義，但民主政治本身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東西，例如，民主雖然承認保護少數人的主權和意志，但它畢竟依多數人的意志做出決定；選舉是比較公正的，但選舉的結果並不是完全公正的。因為社會總是分別為不同的階級階層，不同的利益集團，也有強勢群體和弱勢群體之別，如果選舉因種種原因（包括掌握的資源不同）被欺騙被操弄，選後又無有效的權力制衡力量，則確實有可能出現“多數暴政”，他們自詡為民主國家，但對內專制，對外侵略，無惡不作。這種例子在歷史上所在多有，如希特勒也是經多數人選舉上臺的。一位美國政論家揭露美國民主的虛偽，說美國統治者是“對內講自由，對外搞法西斯”，而美國的人權組織只是充當顛覆別人國家的工具而已。
第二，民主的道路、民主的模式以及民主的操作方式，並不是千篇一律的，而是千差萬別，多種多樣的，包括同類國家在內。在歷史上，一定的民主政體取代專制政體而起，因各國的歷史條件與傳統不同，往往各走各的路，有的激進，有的漸進，有的邁大步，有的邁小步，或民主與專制此起彼伏，不斷磨合，或互相交叉，互相包容，或復辟與反復辟往復迴圈，等等。英國從1688年光榮革命後，民主代替皇權，一直是一條妥協的、改良的路，直到l837年開始的維多利亞時代才稍有些頭緒。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採取激進的方式，催生出的民主政權長期處於動亂、暴政和專制復辟當中，到1946年的第四共和國還沒有穩定下來，有人統計，其間經過了三個民主政府，三個皇室政權，兩個帝國，一個法西斯政權，這些政權又都是以暴力告終。所以法國的民主革命最為人所詬病，被看做是“多數暴政”的樣板；如前所述，首倡“主權在民”的法國著名民主主義者盧梭也因此不斷遭受批判。我們的近鄰日本，從1868年的明治維新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天皇仍一直擁有最高權力。立國不久的移民國家美國，好像天生是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但它保留奴隸制的時間也最久，其民主則一直受資本霸權的支配。此外，還有一種情況不能不在此說一說，就是大國與小國實施民主的道路很不相同，人口眾多地域廣闊而文化素質不高的大國比起人口較少的小國來，民主改革的難度要大得多，稍有不慎，極容易造成亂局。例如印度這個大國因實行多黨政治被西方人譽為東方民主國家，實際上，其政局時呈亂象，國內麻煩不斷；當然印度仍有它發展的特色可供我們借鑒。
根據以上種種情況，所以最近有人向我們提醒：民主改革不能靠理想主義，也不能靠照抄照搬。這確是警策不易之論。
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走一條什麼樣的道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究竟是一個什麼樣子，這是當前中外都關注的問題。總的說，這種改革應有利於保障人民的主權和自由，以“法治”代替“人治”，應有利於民生的改善與國家的富強，尤其應有利於民族的團結與國家的統一穩定。依照中國國情，中國的民主改革首先要處理好集中或集權的問題。
中國的社會長期是宗法等級社會，兩千多年來都是一個中央集權大國。世界上有過幾個大帝國，為時都不算太長。紀元前建立的羅馬奴隸制大帝國和13世紀建立的奧斯曼封建制大帝國，為時都不過500年；18世紀沙皇建立的俄羅斯帝國連同後來的蘇聯，合起來也不過300年；還有一個1867年建立的奧匈帝國，其存在時間則只有半個世紀。惟獨中國這個東方大國已存在了兩千多年之久，而且將繼續存在下去。早在1959年，有一位歐洲女政治家華德（R.Word）曾預言：蘇聯必將因民族問題而瓦解，而中國則本質上是一個遼闊而統一的國家。這實屬驚人預言。其所以如此，蓋因各國集權的歷史條件、途徑有所不同。中國眾多的民族部落同處於一個大陸版圖內，中心為黃河長江兩大流域的中原地區，其地土肥民稠，有較高的文化和生產力，率先進入農耕社會。先秦以來逐漸融合形成的漢族首先據中原，其他落後地區的民族紛紛向中原地區靠近，彼此互相往來，雜居，衝撞，爭奪，戰爭頻繁，有時漢民族戰勝入侵的少數民族，有時少數民族戰勝漢族入主中原，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最後互相同化融合，以文化融合和生產力趨同為基礎，在中央集權制度下，形成具有強大凝聚力和向心力的統一的中華民族，中央集權制度在其中起著重要的作用。
16世紀以前，中華民族無論在文化上、在生產力上，都處於世界先進地位。16世紀以後落後了，於是列強欺淩，喪權辱國，割地賠款，接踵而來，中華民族面臨著被瓜分的危險。辛亥革命後仍是如此。但即使如此，中華民族的凝聚力並未見削弱，這一點最遭外國列強之忌，外國列強因此倡“分塊論”之說，認為中國太大，人口太多，因此欲征服之，必先分裂之。這種“分塊論”由日本人首倡，他們公開論述中國只有分成“七塊”或“十二塊”即分成“七國”或“十二國”，才能夠治理好（近期日本防衛大學和東京日本語大學的教授學者們就公開發表過此類謬論，臺灣的李登輝是積極應和人物之一）。無疑，對於這種“分塊論”凡我中華民族都必須高度警惕並堅決駁斥之。所以從中國幾千年歷史看，國家的統一和主權的完整有賴於國家一定的集中或集權制，無集中就無以談國家的統一。
但是，什麼樣的集中，什麼樣的統一，才適合國家發展的需要，要視不同時代而定，要根據時代的轉換而轉換。過去封建時代，基礎是宗法等級制，建立的是封建專制政體，此種政體以集權為主體，無民主可言。現在時代變了，民主占上風，民主社會需要建立民主政體，實現“主權在民”的理想，而民主政體的主體是民主。集中是必需的，必不可少的，但這個集中是民主本身的集中，是為民主、為實現“主權在民”服務的，同時也要實現社會平等，排除封建等級制（這種等級制和宗法性家族勢力在我們的社會和政體中還到處存在著，有時還受到某些改革者的寬容和支持）。這個問題辛亥革命以來一直沒有解決，中國共產黨當政後也沒有解決好。孫中山先生曾將民主政體的建立分為“軍政，訓政，憲政”三個階段。共產黨當政以後建立起來的民主政體稱為“集中指導下的民主”，這種所謂“民主指導”實際上等於“訓政”。訓政者，即人民交出自己的主權由黨和政府來指導你學會民主。這是將民主和集中的地位倒置：集中為主體，民主是集中指導的產物。這恰恰違背了民主政體的原旨。
說到這裏，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任務便呼之欲出了，我們可以用八個大字來概括：發展民主，改造集中。
三
根據我國國情，要先說一下將專制的集中（或過分集中，或處於指導地位的集中）改造成民主本身的集中的問題。“專制”兩字不免有些刺耳，換句話說“過度集中”，這相對于民主的集中而言，還是符合共產黨當政後所實行的“集中制”的實際情況的。毛澤東其實也沒有回避這個問題，他不是說過“百年猶行秦政制”嗎?兩千多年後他還稱頌秦始皇的專制集中制，並主張將“馬克思和秦始皇結合起來”。但現在必須有所改變，因為過度集中或專制使國家落後，人民受難。中國政治體制的改革首先要使“集中”民主化。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我們早已有了全國及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設置，而我國憲法莊嚴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國家最高權力機關。這就是民主的集中。但這在相當程度上僅僅是形式上的。因為我們又規定，共產黨是國家無可爭議的領導力量。這樣，作為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就和党的領導在權力運用上形成矛盾，以至形成積重難返的“以黨代政”，而黨的權力又往往集中於少數人乃至個別人之手，因此甚至出現如“文革”時期個人專權，即個人擁有像帝王一樣的無限權力這種歷史倒退現象。這個問題使我們的政治體制嚴重扭曲。我們試圖對這一問題作些分析，並探尋是否有哪怕是權宜的妥協的但至少可使政體有些民主氣息的辦法，或者將党的領導方式加以改變，以便使國家最高權力機關不僅有其名而且有其實。
首先應當指出，這對矛盾是由歷史形成的，它產生於特殊的歷史條件下。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取得解放，並進行社會改造使民族和人民有捍衛自己主權的可能。這個歷史功績是不能抹殺的，中國共產黨因此在人民中間獲得了極大的信任和極高的聲譽，其成為國家的領導力量是必然的，無可替代的。共產黨成為全國人民的核心力量，也成為不懷好意的外國列強的眼中釘，他們為了削弱和支配中國，百般污蔑中國共產黨，可以說，他們“亡我之心不死”。但是，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自身的限度或局限性，党的領導也不例外。歷史條件變了，特別是已建立了行使國家最高權力的人民代表大會。在這種條件下，党的領導雖不可少，但其怎麼領導，領導的思維與領導方式必須改變。主要的是，党不能淩駕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之上形成以黨代政，党的領導只能滲透于其中，以自己的正確主張和為人民服務的精神，說服（而不是指令）人民代表以實現自己的主張。循此邏輯，可以選擇的合理辦法，就是共產黨作為執政黨，通過人民代表中的黨員在人民代表大會中設置黨組進行工作，依法行政，依理服人，依此實現領導，而不是直接取代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人民代表大會所產生的行政機構同樣設置黨組以進行工作，但是國家最高檢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則不設黨組，而直接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負責，以保持兩機構的獨立性，使其不受任何外力影響而獨立執行職責。
這裏要說明，在人民代表大會中設置黨組以具體實行党的領導，並非是我個人的意見，這一主張是開國初期由一位革命前輩（同時也是一位老法學家）董必武所提出，可惜當時我們一切“學蘇聯”，走上了“以黨代政”這條路，設置黨組之議未被採納。現在重提此議謹供當政者參考，我想也是可以的吧？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本身是立法機構。代表大會中設置的黨組的重要職責之一，就是保障我們的國家最終擺脫“人治”或“黨治”，而實行“法治”，使之成為真正的法治國家，而“法治”屬於民主範疇。黨本身的活動也必須限制在國家法律範圍之內，任何黨的組織和党的領導人都不能“無法無天”獨行其是，他們的違法行為和平民一樣都要受國家監督機構和司法機關的處理。在這方面黨不能擁有任何特權。
私意以為，採取上述辦法，並不是取消党的領導，只是改變党的領導思維與領導方式，使党的領導居於第二線，突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作為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地位。這種党的領導思維與領導方式的轉變，可能促使黨政適當分開，也可能為增強黨內民主提供條件，並有利於精簡黨的機構。
人民代表大會是集中人民主權的機關，它的職責是代行人民主權，所以，人民代表大會本身是為人民服務的機構，人民代表及人民代表大會所產生的各機構的工作人員，都是服務於人民的，稱之為“公務員”，其性質與“服務員”、“公僕”相等。現在“官員”的名稱流行，“公務員”即“官”，而“官”者，牧民之謂也，自視高居於人民之上。這種情況應當改變。雖然各國皆有“官員”稱謂，但社會主義國家應當避免這種稱謂，共產黨人更不應以稱“官”為榮。
四
其次，談到發展民主。就政治體制改革而言，發展民主就是使集中真正建立在民主的基礎之上。而民主又重在實行真正的選舉。在既有的領導格局下，民主可以重漸進，邁小步，以小步積大步，應避免足以造成政局動盪的“激進民主”或“過度民主”。在這方面，我們的關切點主要是以下四項：
1．發展黨內民主，這是第一位。由於党在國家中的特殊領導地位，發展黨內民主是發展人民民主的關鍵一步，等於是一架民主的發動機。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有七千多萬人的大黨，這在世界上也是獨一無二的。在長期戰爭時期，黨內生活難免受軍事化影響，在成為執政黨以後的和平時期，黨內生活須經重大的改造，民主化提上日程。所謂黨內民主，除了黨內應有真正的選舉，並依照黨章和憲法保障黨員的自由權利（所謂黨內“思想統一”只是對黨章和黨的決議而言，並非消滅黨員個人的思想自由，思想天生是自由的）以外，重要的是依法治黨。依法治黨有二：一是党的活動應限制在國家法律允許的範圍之內，二是黨自身的政治生活應有法律性的規範，以約束黨員的活動，如嚴格防止權力的過度集中，制止“個人說了算”，防止有權勢的領導人任意整人等。過去黨內曾有“關於黨內政治生活若干規定”，那是“文化大革命”後痛定思痛的產物，但只是原則性規定，而無具體執行的條例及細則，因此不足以稱“法”。如拿任意整人來說，這是黨內長期存在的一個惡習。這種現象在戰爭時期有些情況下難以完全避免，但和平時期必須制定法律嚴加制止。必須保障黨員的申訴權利，必要時進行法庭式的公開審理。試想，如果黨內沒有法律制止權勢者任意整人，冤案頻發，“莫須有”罪名隨意製造，致使黨內外《烏盆記》唱個不停，則必使党無寧日，黨心離散。試問上世紀70年代末如果不平反大量冤假借案，改革開放搞得起來嗎?總之，慘痛的歷史教訓必須記取，制定黨法，此其時矣!特別當此腐敗橫行、賣官買官等醜行在黨內惡性發作之際，“清黨”之舉亦屬情理中事。
2．改善黨際關係。中國不是多黨制，也不是一黨制，而是共產黨主導下的多黨合作制，共產黨為執政黨，各民主黨派為參政黨。因為依憲法共產黨在國家中居於領導地位，因此多黨合作以共產黨為主導是理所當然的，但各党應是獨立的，這是政治學常識，否則就無所謂“政治協商，互相監督”。在歷史上，多党合作曾處於不穩定不規範的狀態，至今多黨合作仍被淹沒在全國政治協商會議這個“汪洋大海”之中。為了改善党際關係，作為發展民主的重要一環，當務之急是將“政治協商”和“互相監督”兩者法制化、規範化、程式化，制定章程，條條分明，有實際操作性。有關國家人事安排，則可考慮開國初期的合作模式，各民主黨派的領導成員及專業人士經選舉或協商擔任政府領導實職。
3．民主重在選舉，無選舉就無所謂民主。中國共產黨當政，中國開始有選舉制度。但無可諱言，除某些基層選舉外，許多領域的選舉，包括人民代表的選舉，多以“內定選舉”或“指名選舉”，輔之以“協商選定”。近年來有些地方開始採取“差額選舉”，效果明顯，但舉辦者總不免戰戰兢兢。總之，中國要有真民主，必須有真選舉。中國之大，國情之特殊，選舉制只能逐步、逐區、逐級推開，既不能冒進，也不能畏首畏尾。世界上，以民主組成的國家一般採取代表選舉制。我國民主有一大特點，即代表制選舉和基層直選相結合。直選產生基層群眾自治，包括農村居民自治和城市居民自治，都有法律和特定的組織法保證。以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為內容的城鄉居民自治，已基本實現制度化、規範化，直選的範圍正在逐步擴大。據統計，目前中國農村已有61萬多個村民委員會和8萬多個城市社區居民委員會，全國已有85％的村建立了民主選舉的村民大會或村民代表大會，管理基層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從基層起步，這是中國民主發展的一個特徵，可說是豐富了世界民主政治的內容和形式。
4．在中國這個大國，中央直轄市、省、縣以及各個民族自治區的地位十分重要，為保持國家統一，這些地區直屬中央管轄。但中央與地方應適當分權。尤其對民族問題不可掉以輕心。應當懂得，由於現代化的推進，各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文化提高，必將喚起其民族覺醒和民族自尊，因此會珍惜其民族自治權。為保障國家統一，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似應考慮設置較高層次的機構專事處理民族問題。各直轄市、省、縣的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則應由民主提名、民主選舉產生。其主要領導人可考慮由自下而上提名和上級委派候選人相結合，而以差額選舉產生之，然後報上級領導批准。為慎重起見，地方民主建設可仿效設置經濟特區的辦法設置政治特區作為試驗區。
本文到此結束。最後還想特別提到一點：本文強調“改造集中”，目的之一是為了消除過去“過度集中”的弊病，為此必須有適應我國國情的分權及權力制衡制度。這個問題這裏未專門涉及，但這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中的應有之題，應當專門加以研究。
Why China Is Too Scared to Spend
Boosting consumption is key to economic recovery. But that will take fixing a disastrous health system.
By Mary Hennock NEWSWEEK
Published Dec 13, 2008
From the magazine issue dated Dec 22, 2008
This month marks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Deng Xiaoping's economic reforms in China. But rather than celebrating, officials are in a panic. The global economic crisis has rammed home the message that China's old export-driven development model won't work forever; last month exports were down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February 2002, and overall GDP growth has dropped from nearly 12 percent last year to a projected 8 percent in 2009. Economists and party leaders now agree: the only way to keep China humming is to boost domestic consumption. That means getting Chinese people spending. But there's a problem. China's social-security network is broken, badly, and nowhere are the problems worse than in health care. A serious illness can still wipe out a family's savings. As long as that's the case, ordinary citizens will keep sticking large chunks of their income under their mattresses. And while that lasts, consumer demand will lag.
It's not that China doesn't have the money. Just the opposite: Chinese householders currently sit on savings worth $3 trillion, thanks to a savings rate of more than 25 percent, or about 16 percent of GDP—which is higher than all OECD countries, according to the World Bank. In theory, that cash could help China out of its conundrum. "We have a large domestic market. Savings are high, economic reserves are high," Vice Commerce Minister Yi Xiaozhun told a nervous gathering of elite Chinese entrepreneurs on a recent weekend. The government has already tried to allay fears with a stimulus package worth $586 billion, which Beijing will use to counter the effects of factory closures. But it plans to do this largely through infrastructure spending. According to the cabinet-level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NDRC), some 45 percent of the package will go to projects such as new railways, ports and power stations. Meanwhile, only one percent of the total stimulus spending is pegged for health care, culture and education.
A growing pool of experts argue that that represents a missed opportunity and is unlikely to help China long-term. Huang Ming, a Cornell professor who teaches at Beijing's Cheung Kong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sums up a widely held view when he says, "It's in the interest of the government to develop the social safety net fast. It will stimulate consumption. [Chinese] save because they are frightened of getting sick." The costs of illness can be ruinous. A better health-care system would unleash domestic spending and thereby boost employment, especially in retail and services. It could even offset the social unrest Chinese leaders fear will come with slower growth. "If you have nationwide health care, people are less likely to go on the street," says Huang.
Yet tackling China's vast medical crisis is daunting. Even President Hu Jintao acknowledged in 2006 that "medical-service fairness is declining and medical fees are too high for most people to afford." He called for faster development of rural services, a network of city clinics, timely treatment and safe drugs at affordable prices.
But progress has been glacial, centered on pilot studies and exercises more visible to experts than the public. In October 2008, the NDRC issued a road map for reforms. But the document was vague and said little beyond confirming that health-care reform is "an urgent expectation of the majority of Chinese people."
That's putting it mildly. While the 30 years since Deng's reforms have brought scorching growth, in terms of health care China has moved backward. Hu Shanlian, a health economist who has been advising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or 17 years, says there's been "great change since the 1960s," when there was "quite a good network for farmers to seek health care," including a broad system of "barefoot doctors" in village clinics as well as decent and affordable hospitals in towns. In the 1980s, this system collapsed when market reforms did away with the communes that funded such facilities. Something similar happened in cities, as state enterprises were privatized or laid off workers, cutting them off from the work-unit-based welfare net. In 1980 only one fifth of health-care costs were paid out of patients' own pockets, but by 2005 that had risen to more than half.
When the Mao-era system was dismantled, barefoot doctors disappeared and Chinese medicine became city- and hospital-based. Hospitals were permitted to charge for tests and drug prescriptions, and the more costly the procedure, the higher the revenue for both hospitals and doctors. The result has been "overprescription and overutilization of services," says Dr. Sarah Barber, who heads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s Health Policy and Systems team in Beijing.
With only a patchy network of primary-care clinics left, patients these days struggle to find the right doctor or diagnosis since they can rarely afford to visit many hospitals.
Hospitals charge fees way beyond the reach of ordinary Chinese. The problem is illustrated by the case of Liu Jiangtao, a 25-year-old party member who fell sick with leukemia in mid-2007. Liu currently lies in Beijing's No. 307 military hospital, where he's been trying to persuade TV and radio stations to help him raise the $58,000 he needs for a bone-marrow transplant. That sum is the equivalent of 40,000 times the annual income of his parents, who grow wheat and flax on the salty margins of the Yellow River. Liu was originally hospitalized in Shandong's Dongying City, but after eight months of ineffectual chemotherapy, his parents in May asked relatives for money to move him to Beijing. "Now most of my relatives don't want to communicate with us," says Liu. Meanwhile, delay in treatment has eroded his chances of survival.
Liu's plight points to another basic problem: the lack of adequate health insurance in China, a supreme irony for a country that's still officially communist (indeed, many capitalist countries in the West provide more comprehensive care for free). Liu has insurance, but it's China's most basic program, the Rural Cooperative Medical Scheme (RCMS). The RCMS was rolled out in the last four years. It costs participants as little as $3 a year and has been extended to 90 percent of China's farmers in record time. But the system is badly flawed. For one thing, it's a pay-first, claim-later setup, which doesn't do much good to patients like Liu who can't come up with huge fees in the first place. For another, most claimants get back only 20 to 30 percent of their costs. Many of China's poorest, sickest or least-educated citizens find the RCMS baffling and can't manage to jump through its procedural hoops.
Employer-based schemes have similar problems. Benefits aren't portable geographically so they don't help China's massive migrant population, and workers who lose their jobs can't take their contributions with them. Among city dwellers, health insurance coverage levels dropped from 45 percent of the long-term, settled population in 1998 to 39 percent in 2003. To tackle this, the government consolidated numerous employment-based deals into a single package better suited to job mobility. It then plugged a key gap for migrants with a new safety-net scheme that covers both urban and rural poor. Yet the overall health-insurance system remains so badly designed that simply adding money, as the government is doing, will solve little. Extra insurance funds simply tend to be soaked up by profit-hungry hospitals.
Still, the government is trying. Total government health spending increased from $143 billion in 2006 to an estimated $219 billion in 2007, according to Hu, the economist. And Hu and Barber say that the government is rolling out multiple new pilot schemes, experimenting with fixing drug prices, drawing up a national recommended drug-purchase list and passing price-label laws to prevent rip-offs. Village medics (of whom China has far too few) are to get guaranteed basic salaries in five poor provinces to stop them from relying on prescribing. Perhaps the most promising experiment is taking place in Chongqing, where rural and urban insurance pools are being combined to create portable, individual insurance, something China's lacked until now.
So far the government has avoided fanfare; it seems to want to avoid any big announcements and to build on the results if they turn out to be positive. That's good research practice, says Barber. "In health systems it's not one fix, so you look at your system and adjust; the key is to monitor what's happening," she says.
Yet this approach may not be politically decisive enough for these troubled times. "What China really needs is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says Michael Shen Minggao, a former investment banker who is now chief economist with the highly regarded Caijing magazine. Without it, he argues, the Chinese economy may still manage to grow at 8 percent or more next year, but consumption won't budge. And that spells trouble long-term. Until Chinese start buying, their country's economic prospects over the next 30 years may fall far short of the world-beating growth they've enjoyed for the last 30.
By Mary Hennock NEWSWEEK
Published Dec 13, 2008
From the magazine issue dated Dec 22, 2008
This month marks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Deng Xiaoping's economic reforms in China. But rather than celebrating, officials are in a panic. The global economic crisis has rammed home the message that China's old export-driven development model won't work forever; last month exports were down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February 2002, and overall GDP growth has dropped from nearly 12 percent last year to a projected 8 percent in 2009. Economists and party leaders now agree: the only way to keep China humming is to boost domestic consumption. That means getting Chinese people spending. But there's a problem. China's social-security network is broken, badly, and nowhere are the problems worse than in health care. A serious illness can still wipe out a family's savings. As long as that's the case, ordinary citizens will keep sticking large chunks of their income under their mattresses. And while that lasts, consumer demand will lag.
It's not that China doesn't have the money. Just the opposite: Chinese householders currently sit on savings worth $3 trillion, thanks to a savings rate of more than 25 percent, or about 16 percent of GDP—which is higher than all OECD countries, according to the World Bank. In theory, that cash could help China out of its conundrum. "We have a large domestic market. Savings are high, economic reserves are high," Vice Commerce Minister Yi Xiaozhun told a nervous gathering of elite Chinese entrepreneurs on a recent weekend. The government has already tried to allay fears with a stimulus package worth $586 billion, which Beijing will use to counter the effects of factory closures. But it plans to do this largely through infrastructure spending. According to the cabinet-level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NDRC), some 45 percent of the package will go to projects such as new railways, ports and power stations. Meanwhile, only one percent of the total stimulus spending is pegged for health care, culture and education.
A growing pool of experts argue that that represents a missed opportunity and is unlikely to help China long-term. Huang Ming, a Cornell professor who teaches at Beijing's Cheung Kong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sums up a widely held view when he says, "It's in the interest of the government to develop the social safety net fast. It will stimulate consumption. [Chinese] save because they are frightened of getting sick." The costs of illness can be ruinous. A better health-care system would unleash domestic spending and thereby boost employment, especially in retail and services. It could even offset the social unrest Chinese leaders fear will come with slower growth. "If you have nationwide health care, people are less likely to go on the street," says Huang.
Yet tackling China's vast medical crisis is daunting. Even President Hu Jintao acknowledged in 2006 that "medical-service fairness is declining and medical fees are too high for most people to afford." He called for faster development of rural services, a network of city clinics, timely treatment and safe drugs at affordable prices.
But progress has been glacial, centered on pilot studies and exercises more visible to experts than the public. In October 2008, the NDRC issued a road map for reforms. But the document was vague and said little beyond confirming that health-care reform is "an urgent expectation of the majority of Chinese people."
That's putting it mildly. While the 30 years since Deng's reforms have brought scorching growth, in terms of health care China has moved backward. Hu Shanlian, a health economist who has been advising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or 17 years, says there's been "great change since the 1960s," when there was "quite a good network for farmers to seek health care," including a broad system of "barefoot doctors" in village clinics as well as decent and affordable hospitals in towns. In the 1980s, this system collapsed when market reforms did away with the communes that funded such facilities. Something similar happened in cities, as state enterprises were privatized or laid off workers, cutting them off from the work-unit-based welfare net. In 1980 only one fifth of health-care costs were paid out of patients' own pockets, but by 2005 that had risen to more than half.
When the Mao-era system was dismantled, barefoot doctors disappeared and Chinese medicine became city- and hospital-based. Hospitals were permitted to charge for tests and drug prescriptions, and the more costly the procedure, the higher the revenue for both hospitals and doctors. The result has been "overprescription and overutilization of services," says Dr. Sarah Barber, who heads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s Health Policy and Systems team in Beijing.
With only a patchy network of primary-care clinics left, patients these days struggle to find the right doctor or diagnosis since they can rarely afford to visit many hospitals.
Hospitals charge fees way beyond the reach of ordinary Chinese. The problem is illustrated by the case of Liu Jiangtao, a 25-year-old party member who fell sick with leukemia in mid-2007. Liu currently lies in Beijing's No. 307 military hospital, where he's been trying to persuade TV and radio stations to help him raise the $58,000 he needs for a bone-marrow transplant. That sum is the equivalent of 40,000 times the annual income of his parents, who grow wheat and flax on the salty margins of the Yellow River. Liu was originally hospitalized in Shandong's Dongying City, but after eight months of ineffectual chemotherapy, his parents in May asked relatives for money to move him to Beijing. "Now most of my relatives don't want to communicate with us," says Liu. Meanwhile, delay in treatment has eroded his chances of survival.
Liu's plight points to another basic problem: the lack of adequate health insurance in China, a supreme irony for a country that's still officially communist (indeed, many capitalist countries in the West provide more comprehensive care for free). Liu has insurance, but it's China's most basic program, the Rural Cooperative Medical Scheme (RCMS). The RCMS was rolled out in the last four years. It costs participants as little as $3 a year and has been extended to 90 percent of China's farmers in record time. But the system is badly flawed. For one thing, it's a pay-first, claim-later setup, which doesn't do much good to patients like Liu who can't come up with huge fees in the first place. For another, most claimants get back only 20 to 30 percent of their costs. Many of China's poorest, sickest or least-educated citizens find the RCMS baffling and can't manage to jump through its procedural hoops.
Employer-based schemes have similar problems. Benefits aren't portable geographically so they don't help China's massive migrant population, and workers who lose their jobs can't take their contributions with them. Among city dwellers, health insurance coverage levels dropped from 45 percent of the long-term, settled population in 1998 to 39 percent in 2003. To tackle this, the government consolidated numerous employment-based deals into a single package better suited to job mobility. It then plugged a key gap for migrants with a new safety-net scheme that covers both urban and rural poor. Yet the overall health-insurance system remains so badly designed that simply adding money, as the government is doing, will solve little. Extra insurance funds simply tend to be soaked up by profit-hungry hospitals.
Still, the government is trying. Total government health spending increased from $143 billion in 2006 to an estimated $219 billion in 2007, according to Hu, the economist. And Hu and Barber say that the government is rolling out multiple new pilot schemes, experimenting with fixing drug prices, drawing up a national recommended drug-purchase list and passing price-label laws to prevent rip-offs. Village medics (of whom China has far too few) are to get guaranteed basic salaries in five poor provinces to stop them from relying on prescribing. Perhaps the most promising experiment is taking place in Chongqing, where rural and urban insurance pools are being combined to create portable, individual insurance, something China's lacked until now.
So far the government has avoided fanfare; it seems to want to avoid any big announcements and to build on the results if they turn out to be positive. That's good research practice, says Barber. "In health systems it's not one fix, so you look at your system and adjust; the key is to monitor what's happening," she says.
Yet this approach may not be politically decisive enough for these troubled times. "What China really needs is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says Michael Shen Minggao, a former investment banker who is now chief economist with the highly regarded Caijing magazine. Without it, he argues, the Chinese economy may still manage to grow at 8 percent or more next year, but consumption won't budge. And that spells trouble long-term. Until Chinese start buying, their country's economic prospects over the next 30 years may fall far short of the world-beating growth they've enjoyed for the last 30.
許知遠對話江丙坤
《金融時報》中文網，2008-12-18
“大家都很意外，沒想到花那麼多時間”，回憶起晶華飯店的一幕，江丙坤這樣說。那是11月5日夜晚，國民黨主席吳伯雄在此宴請海協會會長陳雲林領導的大陸代表團。
原定晚上8點半結束的晚宴，一直到淩晨兩點才告完。數百名的民進党的支持者們，圍住了酒店，一些人還試圖從沖入三樓的宴會廳。
作為主要陪同嘉賓，江丙坤一直在場。“我們喝茶、聊天、吃牛肉麵”，他說的輕描淡寫，“大家利用這個機會聊聊天，交換意見。”
11月12日下午五點半，在台北海基會的寬大會客廳裏，海基會董事長江丙坤向我們講述了江陳會談的插曲，他對於海峽關係的看法，我們還談到了蔣經國的遺產，臺灣的邊緣化，和兩岸希望。
或許是過去一周的奔波與意外，讓他有點疲憊。談話時，他臉上帶著倦容，聲音低而輕，仿佛只願意微微張開嘴唇，但談話又是如此的清晰而富邏輯性，就像是書面的發言。他的記憶力也令人震驚，談話進行到一半時，他的鍍著金色外殼手提電話響起來，他聽著，偶爾用台語回上兩句，我聽不懂他們在說些什麼。三分鐘後，他收起電話，立刻繼續，從剛才的中斷處繼續講下去。
76歲的江丙坤，是臺灣半個世紀的歷史轉折的重要見證人之一。他出生在日據時代的南投縣，青年時在東京帝國大學接受教育。從駐日使館經參處的助理商務專員起，在四十年的政府生涯中，他出任過經濟部長、行政院副院長，還有各種委員會的負責人、談判代表。2008年，他出任了海基會會長，這是臺灣政府與中國大陸溝通的主要仲介單位。
許知遠：您對這次會談結果滿意嗎？
江丙坤：這次可以說是成功的會談。我在第一天陳會長到達的時候，就說這是歷史的一刻，也是兩會關鍵的一刻，也是兩岸走上和平發展的重要一步。他要走那一天，我說加一個“難忘的一天”。為什麼講歷史的一刻？因為兩岸分裂分治剛好一甲子，前四十年兩岸是完全的三不，後二十年是政治對立，但是經濟上有交流。現在進入另外一個甲子，也就是兩會第一次在臺灣舉行會談，也是兩岸分裂分治以來第一次有那麼高層的，代表雙方，能夠在這裏協商，而且要簽署協定。
因為這次協議是過去幾十年來，大家最盼望的就是兩通，包括通郵，包括通航，這兩通對臺灣來講是很重要的一個政策，是對臺灣經濟很重要的策略，現在能夠實現，雖然為時已晚，但對今後臺灣經濟有很大的幫助。
我為什麼講“和平的重要一步”呢？因為直航之後，兩岸人民的交流會增加，兩岸會晤交流會增加，因為時間會縮短，成本會降低，雙方貨品更有競爭力。但更重要是通過兩岸的交流、人民的接觸，相互化解敵意，走上和平的大道，所以它是兩岸和平發展重要的一刻。從經濟面再做說明的話，因為現在臺灣到大陸去有6、7萬家投資，也有100萬台商住在中國大陸，投資的金額超過1000億，有人說1500億美金，一年有480萬人次到中國大陸去。臺灣出口40%在大陸跟香港，臺灣一年對大陸有700億美金，這都是對臺灣經濟很重要的。
現在假如能夠縮短時間，減少成本的話，我們40%出口的產品，它的競爭力會提升，特別像海運，經過琉球，花時間、花成本，所以廠商留根在臺灣是比較困難的。因為產品競爭力提升，不一定搬到海外投資，可以讓工廠留根在臺灣。尤其將來時間縮短，臺灣希望變成在全世界台商的營運中心，也是亞洲的經貿樞紐，方便的交通不可或缺，不管空運、海運，臺灣都有很好的設施，假如結合大陸的世界工廠、世界市場，臺灣的地理位置跟方便的海空運，對兩岸來講，是很重要的一個經濟發展策略。
許知遠：您剛才提到經濟交往。過去二十年裏，北京看待兩岸關係基本是從經濟角度考慮的，但是臺灣對北京最大的憂慮與經濟無關，它是政治方面的原因。這種誤解非常深，怎麼來解決？
江丙坤：很多事情沒法一步登天。我在過去有機會跟中國大陸官方接觸，那時候是APEC，雙方是互不往來，我中間講過，相互怒目相斥。不管政治怎麼對立，對企業來講，不可能放棄投資賺錢的機會。儘管政府採取很多限制措施，但當全球化、自由化的時候，資金根本擋不住。所以你要想辦法讓臺灣經濟好起來，自然而然就會從經貿正常化做起，希望將來能夠通過經貿正常化有利於臺灣。大陸的因素，尤其政府的因素，會影響經濟，這個部分當然應該先排除。比如說我們在看到“東10+3”，我們也想跟新加坡、跟日本、跟美國，但是大家都顧慮到大陸，所以當你跟他談的時候，他們會說大陸有壓力。我們很早就跟新加坡談過，在1999年的時候，我在紐西蘭參加APEC領袖會議，那時候我跟吳作棟總理有會面，我要求能不能跟新加坡簽訂。他說經濟上面沒有問題，政治上有問題。到了2002年，我去看他的時候，他說你們現在是WTO的會員，我用WTO的架構跟你們來簽，我可以阻擋中共的壓力。但那個時候為什麼沒有做？因為陳水扁政府要改名字，原來WTO我們用的是“台旁金關稅領域（中華臺北）”，要改成臺北。但是現在你跟他談的時候有點刻意請求，跟日本談的時候有點刻意請求，美國一貫如此，理由就是因為十幾年前臺灣經濟好，在民進黨執政之前臺灣經濟很好，所以大家可以來克服這個困難。當臺灣經濟不好的時候，大家就不談。
為什麼臺灣經濟不好？大陸崛起七、八年都是超過10%。經濟不好的時候，在國際這一塊我們壓力就增加了。我一直說，臺灣最重要的資產就是把經濟做好，經濟做好，兩岸的關係不改善不可能。你可以從過去的投資，我們在連戰跟蕭萬長他們做行檢院長的時候，從1993年到1999年，我們平均經濟增長是6.3%，亞洲自由經濟體第二。2001年到2007年，只有3.8%，亞洲開發中國家最後一名。為什麼會這樣？就是兩岸的關係，兩岸一緊張，影響臺灣的投資。臺灣關係改善，讓臺灣經濟茁壯，讓我們在國際裏邊越來越有力量的一個表現。
我們第一個追求，一方面一定要和平，經濟的策略才能達到這個目標，就是為什麼我們兩岸談先經濟後政治，就是先擱置，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先不做，先做能夠做的問題，存異求同，來取得雙贏。經濟好起來，對方也好，我們也好，兩岸的和平會帶來大家的信心，這是從戰略來考量。這個沒有錯，兩岸的問題不是只有經濟問題，還有政治問題。過去國民黨的做法，可以說是務實。務實的意思是什麼呢？既要有面子，又要有理智。但是兩者不能兼得的話，那更要有理智。所以我們參加APEC，兩次領袖會議，為什麼我們能夠參加？因為它有一個線，你不要超過這個線，下面我很大的空間。
就像游泳池空間有三公尺的深，只要在水下面沒有事。但是你要努力把水變成五公尺、十公尺，而不是把頭伸進去。所以我們參加APEC成功，參加WTO成功，就是因為我們先求理智，我們沒有用“中華民國”，外交部長沒有去，但我們仍然可以去參加，比沒有參加好。所以兩者選擇的時候，我們是選擇經濟，而不是選擇政治犧牲經濟。選擇政治能夠成功，經濟也好，大家舉雙手贊成。假如選政治成功，經濟失敗，大家可以忍受，但假如選擇政治失敗、沒有成功，而經濟也失敗，什麼都沒有了。但我選擇經濟，這邊沒有滿足，但我通過經濟來提升政治。比如亞洲金融風暴的時候，我們去到哪里大家都歡迎，甚至到馬來西亞，總理說你們現在來四分之一的價錢可以買到很好的企業。我們到泰國去，過去我們跟泰國關係並不好，我們去，連見部長都很難，那次總理親自接待。我們到印尼，總理出來。我們在菲律賓，都不是總理出來。經濟好的時候，大家開拓企業。我們是用經濟實力來幫助開發中國家，來取得你講的這一塊，而不是追求你達不到，你滿足了自己，犧牲了這塊。
許知遠：您是說臺灣的國際形象在下降？
江丙坤：在下降，國際空間在下降，大家看不清。你走路沒有風範，有沒有能力幫助別人，對方經濟蓬勃發展。對我們來講，這是很心酸的八年。
但是現在兩岸開始恢復起三通，包括新加坡，包括很多國家，歐盟、美國、日本，都是肯定的。因為他覺得區域和平當中，兩岸能夠有這樣一個發展，表示兩岸不會走上戰爭。所以馬總統講，他要變成和平大使，其實是朝這個目標來做。我們現在為了維持區域的和平，會跟兩岸交流，這種努力大家都表示肯定。
許知遠：會談既要說服北京，又要說服臺灣社會自身。北京對臺灣肯定有理解的盲點，它是什麼？
江丙坤：因為我們兩會的接觸不是第一次，已經有十幾次了，這表明兩岸都有意通過兩會來建立一個更好的關係，當然這個中間中斷了將近八、九年，也是因為政治的原因。雙方都很珍惜將來兩岸和平穩定發展的大目標，雙方都很珍惜這個東西。假如說兩會能夠在這裏扮演角色，而且是值得雙方珍惜的。
許知遠：對您個人來講，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江丙坤：我在過去2005年3月份到大陸去，到現在已去了好多次。2005年的時候我去了好多趟，所以我跟陳會長熟悉，我跟當地的人熟悉，跟台商的關係相當之好，也瞭解台商的困難。另一方面，我過去一直從事臺灣經濟的發展，兩岸關係當時我有參加開發。同時我們跟很多國家談判，我瞭解兩岸經貿的問題，我也在想這個問題怎麼解決。所以對我來講，並不是很困難的事情。
但是慢慢地走上比較困難的就是，兩岸去談的東西都是對雙方有利的事情，這個比較容易談，假如談到雙方有利有弊的時候，那就比較麻煩。剛才講，跟新加坡談自由貿易協定，他現在有壓力，那最好跟大陸先談。當時的目標就是說，我跟你談，全世界都在看，全世界也要跟臺灣談，臺灣就有機會突破。當時考量也是說，我跟大陸談，因為大陸是最大的市場，而且今天假如雙方能夠有一個很好的綜合經貿協議專案，香港現在有優先進入的權利，有優惠。
所以臺灣講如果沒有優惠的話，會很麻煩，那雙方來完成協商的過程當中，其他美國、日本的問題應該就可以解決。對臺灣來講，不要被邊緣化。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問題就比較嚴重了，這跟參加WTO一樣，也要降關稅，我們到底選哪些產業，臺灣農業怎麼辦，當然這不是當前的課題，但將來這一塊會變成兩會經濟問題最嚴重最困難的一塊。
而政治問題，其實這裏邊的問題會低，將來都是兩會公開地談，大家互相來做就可以。比如國際空間的問題，這都是公開談的問題，就看以後用什麼方式完成。
許知遠：跟大陸代表團談判這麼久了，大陸談判風格是什麼樣的？
江丙坤：目前為止，因為這幾個題目是雙方差不多都有共同的利益，這不是我在談，都是交通單位，將來可能有金融單位、農業單位，理論上目前都可以看到對方的善意，感覺到他們的善意。因為這是對大家都好的事情。
許知遠：您談到務實的態度，正是蔣經國與鄧小平先生的務實態度開創了兩岸的新局面。今年正好是蔣經國先生逝世20周年。20年過去了，作為在他任內工作過的官員，您怎麼看待蔣經國？
江丙坤：他在1987年做了三件事情，那是關鍵的時候做了關鍵的決定。一個解除戒嚴，讓臺灣民主。第二個是開放老兵回大陸探親，探親就是今天投資的開頭，很多人跟著老兵去，去探親，他不是老兵，他也跑去探親，很多人就留下來投資，這是台商投資的開始。那時候鄧小平先生改革開放的政策，結合他的開發，赴大陸探親，後來變成赴大陸投資的政策，一拍即合。第三個，他讓台幣升值，推動國際化，所以勞力密集產業沒有辦法生存，趁這一撥勞動密集型，就分到東南亞、到大陸投資，大部分到大陸投資，造就了今天廣東的發展。鄧小平先生的決定跟蔣經國先生的決定剛好造就這20年來兩岸的經貿交流，這是最重要的一環。
許知遠：我記得在蔣經國先生去世之後，鄧小平先生在內部會議上說，蔣先生去世了，可能兩岸問題更難以解決，如果都在世可能還好解決。現在，您怎麼看當時這種說法？
江丙坤：沒有錯。回憶起來，兩岸在這20年當中應該有很多機會，這個機會當然有經濟的，有政治的，而且有些也努力過。李登輝先生那個時候我相信他們都努力過，通過某些管道互相都有來往，但是很可惜，那時候沒有第二個蔣經國，沒有第二個鄧小平，徹底抓住那時候的機會，兩岸出臺和平繁榮的做法，找到大家互相有尊嚴的做法。
因為現在機會越來越困難，你可以看到過去大陸還沒有經濟發展，臺灣已經經濟發展，那時候可以利用經濟的力量進入大陸，可以有計劃地發展。政治上取得某種地位，大家可以接受的一種地位，可能是有機會的。現在大陸這麼強了，臺灣目前經濟表現比過去還不好，現在兩岸怎麼做、怎麼走就變成馬總統跟胡總書記怎麼去解決了。
二十年來，當然從前有一些機會，但沒有實現。今後看他們兩個人如何解決，大家有意識建構一個和平協議，看看能不能為兩岸走出一條路，永遠的和平跟繁榮，主要靠雙方的智慧，關鍵的時刻有關鍵的兩位，看他們能不能做出關鍵的決定。
許知遠：您提到二十年中有好幾次是被錯過的機會，都有哪些呢？
江丙坤：像過去很多人跑來跑去，有些人跟我講過，很多朋友會談起，那些人都在世。張榮發先生有一次跟我講，有一次想安排兩位領導人在臺灣海峽見面。
許知遠：這麼富有戲劇性？
江丙坤：是這麼說過，後來沒有實現。
許知遠：這非常依賴領導人個人的魄力和勇氣。
江丙坤：對，沒有錯。最近我在總統府的報告裏面說，難得的歷史機遇，兩位領導人要有睿智，要有魄力，要有能力，來發揮。我中間提到這一點。
許知遠：但似乎偉人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江丙坤：現在是另外一個時代，另外一個新的開始，兩會開始恢復協商，這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許知遠：您怎麼評價這20年臺灣的轉變，是你們期望的嗎？
江丙坤：在前面一段時間，我們經濟轉型是成功的，特別是台幣升值之後，臺灣有很多的資金到大陸、到東南亞，臺灣企業在全世界都很多，現在有大陸的台商會，我們有全世界的台商會，每個地區人都很多。臺灣的力量延伸了。而且那個時候，經濟增長很快，金融風暴的時候，我們是亞洲唯一自由經濟體正增長的地區，其他都是負增長。所以經濟轉型很成功。
當然在這個當中，比較可惜的是兩岸的政策後來趨向保守，這裏有很多是政治理由。政治的制度民主化的過程，整個選舉的制度、議會的制度、整個政府的組織都沒有配合經濟的發展來更新，來創造符合時代潮流政府議會的制度，讓民主優質化，這點沒有做到。後來又碰到政黨輪替，這是國民黨分裂的結果，沒有分裂就沒有這個事情。
這八年真是臺灣痛苦的八年，制度被破壞，倫理道德喪失，貪圖變成普遍的現象，士氣不高，這些對臺灣傷害很大。所以這20年，企業發展還不錯，但這八年我們表現不好。期待以後，通過兩岸關係的改善，臺灣的投資環境能夠更進一步，加上總統那種清廉，不沾鍋，完全清廉，希望給臺灣社會帶來新的風氣，這是我們最大的期盼。
許知遠：這也是您看待馬先生身上最好的東西嗎？
江丙坤：這是沒有話說的。也是臺灣從一個極端到另外一個極端。他有他的優點，也沒有話說。現在就是如何克服當前經濟的困難。
許知遠：他的弱點是什麼呢？
江丙坤：每一個領導人都有他的個性，他是念法律的，所以很多是按照法律去想，但有些是政治的，用法律去想、用法律去做，未必適合政治的需求。他很清廉、認真，也很重視按照法律做事情，有很多優點。
許知遠：過去八年中，我們看到海峽兩岸中國和臺灣都有很強大的民族主義、甚至民粹主義的上升嗎？這使雙方理解隔閡加深了，這種東西未來應該怎麼克服？
江丙坤：這八年民進黨在政治上的操作的確是成功的。它強調臺灣化，強調臺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強調臺灣的文化價值、語言、認同，以前問你是中國人還是臺灣人？講臺灣的是45%，講雙方都有的45%，單單講中國的越來越少，這是一個例子。當然他有他的目標，為了達到這個政治目標，也採取了教育，很多措施，這點改變了很多。20年前，我們很少用臺灣，除非是臺灣經濟。現在相反，已經習慣了這個轉變，這80年也讓他們做了很多改變，現在有些民眾已經接受了，有些正在慢慢恢復，包括國旗，以前都不強調，現在慢慢恢復正常的做法。
許知遠：您請陳雲林會長觀看《海角七號》的電影，為什麼？
江丙坤：那個電影是讓他能夠對臺灣目前的歷史有進一步的瞭解，當然現在跟日本的關係越來越淺、越來越少，只是那種親情應該有機會讓他看一下，瞭解臺灣的歷史背景，跟老百姓的感情，應該是很好的。當然要瞭解並不容易，因為有些講日文，講臺灣話，他不一定聽得懂。我們當時安排，是希望讓臺灣老百姓瞭解他也是對臺灣很關注的，有這個目的。
許知遠：你覺得臺灣人身上最重要的特性是什麼？
江丙坤：重感情。那部電影就是感情的一種表現。
許知遠：臺灣過去四百年裏，不斷變幻著政權，這種不確定感會怎樣影響兩岸關係？
江丙坤：我想目前沒有人想那麼遠，大家還是想把兩岸的問題，該做的儘量做，不要到下一代。我們能夠做的就是和平發展，還有經濟繁榮，對臺灣來講，這是刻不容緩的。
（原文主要部分發表於週末畫報）
“大家都很意外，沒想到花那麼多時間”，回憶起晶華飯店的一幕，江丙坤這樣說。那是11月5日夜晚，國民黨主席吳伯雄在此宴請海協會會長陳雲林領導的大陸代表團。
原定晚上8點半結束的晚宴，一直到淩晨兩點才告完。數百名的民進党的支持者們，圍住了酒店，一些人還試圖從沖入三樓的宴會廳。
作為主要陪同嘉賓，江丙坤一直在場。“我們喝茶、聊天、吃牛肉麵”，他說的輕描淡寫，“大家利用這個機會聊聊天，交換意見。”
11月12日下午五點半，在台北海基會的寬大會客廳裏，海基會董事長江丙坤向我們講述了江陳會談的插曲，他對於海峽關係的看法，我們還談到了蔣經國的遺產，臺灣的邊緣化，和兩岸希望。
或許是過去一周的奔波與意外，讓他有點疲憊。談話時，他臉上帶著倦容，聲音低而輕，仿佛只願意微微張開嘴唇，但談話又是如此的清晰而富邏輯性，就像是書面的發言。他的記憶力也令人震驚，談話進行到一半時，他的鍍著金色外殼手提電話響起來，他聽著，偶爾用台語回上兩句，我聽不懂他們在說些什麼。三分鐘後，他收起電話，立刻繼續，從剛才的中斷處繼續講下去。
76歲的江丙坤，是臺灣半個世紀的歷史轉折的重要見證人之一。他出生在日據時代的南投縣，青年時在東京帝國大學接受教育。從駐日使館經參處的助理商務專員起，在四十年的政府生涯中，他出任過經濟部長、行政院副院長，還有各種委員會的負責人、談判代表。2008年，他出任了海基會會長，這是臺灣政府與中國大陸溝通的主要仲介單位。
許知遠：您對這次會談結果滿意嗎？
江丙坤：這次可以說是成功的會談。我在第一天陳會長到達的時候，就說這是歷史的一刻，也是兩會關鍵的一刻，也是兩岸走上和平發展的重要一步。他要走那一天，我說加一個“難忘的一天”。為什麼講歷史的一刻？因為兩岸分裂分治剛好一甲子，前四十年兩岸是完全的三不，後二十年是政治對立，但是經濟上有交流。現在進入另外一個甲子，也就是兩會第一次在臺灣舉行會談，也是兩岸分裂分治以來第一次有那麼高層的，代表雙方，能夠在這裏協商，而且要簽署協定。
因為這次協議是過去幾十年來，大家最盼望的就是兩通，包括通郵，包括通航，這兩通對臺灣來講是很重要的一個政策，是對臺灣經濟很重要的策略，現在能夠實現，雖然為時已晚，但對今後臺灣經濟有很大的幫助。
我為什麼講“和平的重要一步”呢？因為直航之後，兩岸人民的交流會增加，兩岸會晤交流會增加，因為時間會縮短，成本會降低，雙方貨品更有競爭力。但更重要是通過兩岸的交流、人民的接觸，相互化解敵意，走上和平的大道，所以它是兩岸和平發展重要的一刻。從經濟面再做說明的話，因為現在臺灣到大陸去有6、7萬家投資，也有100萬台商住在中國大陸，投資的金額超過1000億，有人說1500億美金，一年有480萬人次到中國大陸去。臺灣出口40%在大陸跟香港，臺灣一年對大陸有700億美金，這都是對臺灣經濟很重要的。
現在假如能夠縮短時間，減少成本的話，我們40%出口的產品，它的競爭力會提升，特別像海運，經過琉球，花時間、花成本，所以廠商留根在臺灣是比較困難的。因為產品競爭力提升，不一定搬到海外投資，可以讓工廠留根在臺灣。尤其將來時間縮短，臺灣希望變成在全世界台商的營運中心，也是亞洲的經貿樞紐，方便的交通不可或缺，不管空運、海運，臺灣都有很好的設施，假如結合大陸的世界工廠、世界市場，臺灣的地理位置跟方便的海空運，對兩岸來講，是很重要的一個經濟發展策略。
許知遠：您剛才提到經濟交往。過去二十年裏，北京看待兩岸關係基本是從經濟角度考慮的，但是臺灣對北京最大的憂慮與經濟無關，它是政治方面的原因。這種誤解非常深，怎麼來解決？
江丙坤：很多事情沒法一步登天。我在過去有機會跟中國大陸官方接觸，那時候是APEC，雙方是互不往來，我中間講過，相互怒目相斥。不管政治怎麼對立，對企業來講，不可能放棄投資賺錢的機會。儘管政府採取很多限制措施，但當全球化、自由化的時候，資金根本擋不住。所以你要想辦法讓臺灣經濟好起來，自然而然就會從經貿正常化做起，希望將來能夠通過經貿正常化有利於臺灣。大陸的因素，尤其政府的因素，會影響經濟，這個部分當然應該先排除。比如說我們在看到“東10+3”，我們也想跟新加坡、跟日本、跟美國，但是大家都顧慮到大陸，所以當你跟他談的時候，他們會說大陸有壓力。我們很早就跟新加坡談過，在1999年的時候，我在紐西蘭參加APEC領袖會議，那時候我跟吳作棟總理有會面，我要求能不能跟新加坡簽訂。他說經濟上面沒有問題，政治上有問題。到了2002年，我去看他的時候，他說你們現在是WTO的會員，我用WTO的架構跟你們來簽，我可以阻擋中共的壓力。但那個時候為什麼沒有做？因為陳水扁政府要改名字，原來WTO我們用的是“台旁金關稅領域（中華臺北）”，要改成臺北。但是現在你跟他談的時候有點刻意請求，跟日本談的時候有點刻意請求，美國一貫如此，理由就是因為十幾年前臺灣經濟好，在民進黨執政之前臺灣經濟很好，所以大家可以來克服這個困難。當臺灣經濟不好的時候，大家就不談。
為什麼臺灣經濟不好？大陸崛起七、八年都是超過10%。經濟不好的時候，在國際這一塊我們壓力就增加了。我一直說，臺灣最重要的資產就是把經濟做好，經濟做好，兩岸的關係不改善不可能。你可以從過去的投資，我們在連戰跟蕭萬長他們做行檢院長的時候，從1993年到1999年，我們平均經濟增長是6.3%，亞洲自由經濟體第二。2001年到2007年，只有3.8%，亞洲開發中國家最後一名。為什麼會這樣？就是兩岸的關係，兩岸一緊張，影響臺灣的投資。臺灣關係改善，讓臺灣經濟茁壯，讓我們在國際裏邊越來越有力量的一個表現。
我們第一個追求，一方面一定要和平，經濟的策略才能達到這個目標，就是為什麼我們兩岸談先經濟後政治，就是先擱置，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先不做，先做能夠做的問題，存異求同，來取得雙贏。經濟好起來，對方也好，我們也好，兩岸的和平會帶來大家的信心，這是從戰略來考量。這個沒有錯，兩岸的問題不是只有經濟問題，還有政治問題。過去國民黨的做法，可以說是務實。務實的意思是什麼呢？既要有面子，又要有理智。但是兩者不能兼得的話，那更要有理智。所以我們參加APEC，兩次領袖會議，為什麼我們能夠參加？因為它有一個線，你不要超過這個線，下面我很大的空間。
就像游泳池空間有三公尺的深，只要在水下面沒有事。但是你要努力把水變成五公尺、十公尺，而不是把頭伸進去。所以我們參加APEC成功，參加WTO成功，就是因為我們先求理智，我們沒有用“中華民國”，外交部長沒有去，但我們仍然可以去參加，比沒有參加好。所以兩者選擇的時候，我們是選擇經濟，而不是選擇政治犧牲經濟。選擇政治能夠成功，經濟也好，大家舉雙手贊成。假如選政治成功，經濟失敗，大家可以忍受，但假如選擇政治失敗、沒有成功，而經濟也失敗，什麼都沒有了。但我選擇經濟，這邊沒有滿足，但我通過經濟來提升政治。比如亞洲金融風暴的時候，我們去到哪里大家都歡迎，甚至到馬來西亞，總理說你們現在來四分之一的價錢可以買到很好的企業。我們到泰國去，過去我們跟泰國關係並不好，我們去，連見部長都很難，那次總理親自接待。我們到印尼，總理出來。我們在菲律賓，都不是總理出來。經濟好的時候，大家開拓企業。我們是用經濟實力來幫助開發中國家，來取得你講的這一塊，而不是追求你達不到，你滿足了自己，犧牲了這塊。
許知遠：您是說臺灣的國際形象在下降？
江丙坤：在下降，國際空間在下降，大家看不清。你走路沒有風範，有沒有能力幫助別人，對方經濟蓬勃發展。對我們來講，這是很心酸的八年。
但是現在兩岸開始恢復起三通，包括新加坡，包括很多國家，歐盟、美國、日本，都是肯定的。因為他覺得區域和平當中，兩岸能夠有這樣一個發展，表示兩岸不會走上戰爭。所以馬總統講，他要變成和平大使，其實是朝這個目標來做。我們現在為了維持區域的和平，會跟兩岸交流，這種努力大家都表示肯定。
許知遠：會談既要說服北京，又要說服臺灣社會自身。北京對臺灣肯定有理解的盲點，它是什麼？
江丙坤：因為我們兩會的接觸不是第一次，已經有十幾次了，這表明兩岸都有意通過兩會來建立一個更好的關係，當然這個中間中斷了將近八、九年，也是因為政治的原因。雙方都很珍惜將來兩岸和平穩定發展的大目標，雙方都很珍惜這個東西。假如說兩會能夠在這裏扮演角色，而且是值得雙方珍惜的。
許知遠：對您個人來講，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江丙坤：我在過去2005年3月份到大陸去，到現在已去了好多次。2005年的時候我去了好多趟，所以我跟陳會長熟悉，我跟當地的人熟悉，跟台商的關係相當之好，也瞭解台商的困難。另一方面，我過去一直從事臺灣經濟的發展，兩岸關係當時我有參加開發。同時我們跟很多國家談判，我瞭解兩岸經貿的問題，我也在想這個問題怎麼解決。所以對我來講，並不是很困難的事情。
但是慢慢地走上比較困難的就是，兩岸去談的東西都是對雙方有利的事情，這個比較容易談，假如談到雙方有利有弊的時候，那就比較麻煩。剛才講，跟新加坡談自由貿易協定，他現在有壓力，那最好跟大陸先談。當時的目標就是說，我跟你談，全世界都在看，全世界也要跟臺灣談，臺灣就有機會突破。當時考量也是說，我跟大陸談，因為大陸是最大的市場，而且今天假如雙方能夠有一個很好的綜合經貿協議專案，香港現在有優先進入的權利，有優惠。
所以臺灣講如果沒有優惠的話，會很麻煩，那雙方來完成協商的過程當中，其他美國、日本的問題應該就可以解決。對臺灣來講，不要被邊緣化。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問題就比較嚴重了，這跟參加WTO一樣，也要降關稅，我們到底選哪些產業，臺灣農業怎麼辦，當然這不是當前的課題，但將來這一塊會變成兩會經濟問題最嚴重最困難的一塊。
而政治問題，其實這裏邊的問題會低，將來都是兩會公開地談，大家互相來做就可以。比如國際空間的問題，這都是公開談的問題，就看以後用什麼方式完成。
許知遠：跟大陸代表團談判這麼久了，大陸談判風格是什麼樣的？
江丙坤：目前為止，因為這幾個題目是雙方差不多都有共同的利益，這不是我在談，都是交通單位，將來可能有金融單位、農業單位，理論上目前都可以看到對方的善意，感覺到他們的善意。因為這是對大家都好的事情。
許知遠：您談到務實的態度，正是蔣經國與鄧小平先生的務實態度開創了兩岸的新局面。今年正好是蔣經國先生逝世20周年。20年過去了，作為在他任內工作過的官員，您怎麼看待蔣經國？
江丙坤：他在1987年做了三件事情，那是關鍵的時候做了關鍵的決定。一個解除戒嚴，讓臺灣民主。第二個是開放老兵回大陸探親，探親就是今天投資的開頭，很多人跟著老兵去，去探親，他不是老兵，他也跑去探親，很多人就留下來投資，這是台商投資的開始。那時候鄧小平先生改革開放的政策，結合他的開發，赴大陸探親，後來變成赴大陸投資的政策，一拍即合。第三個，他讓台幣升值，推動國際化，所以勞力密集產業沒有辦法生存，趁這一撥勞動密集型，就分到東南亞、到大陸投資，大部分到大陸投資，造就了今天廣東的發展。鄧小平先生的決定跟蔣經國先生的決定剛好造就這20年來兩岸的經貿交流，這是最重要的一環。
許知遠：我記得在蔣經國先生去世之後，鄧小平先生在內部會議上說，蔣先生去世了，可能兩岸問題更難以解決，如果都在世可能還好解決。現在，您怎麼看當時這種說法？
江丙坤：沒有錯。回憶起來，兩岸在這20年當中應該有很多機會，這個機會當然有經濟的，有政治的，而且有些也努力過。李登輝先生那個時候我相信他們都努力過，通過某些管道互相都有來往，但是很可惜，那時候沒有第二個蔣經國，沒有第二個鄧小平，徹底抓住那時候的機會，兩岸出臺和平繁榮的做法，找到大家互相有尊嚴的做法。
因為現在機會越來越困難，你可以看到過去大陸還沒有經濟發展，臺灣已經經濟發展，那時候可以利用經濟的力量進入大陸，可以有計劃地發展。政治上取得某種地位，大家可以接受的一種地位，可能是有機會的。現在大陸這麼強了，臺灣目前經濟表現比過去還不好，現在兩岸怎麼做、怎麼走就變成馬總統跟胡總書記怎麼去解決了。
二十年來，當然從前有一些機會，但沒有實現。今後看他們兩個人如何解決，大家有意識建構一個和平協議，看看能不能為兩岸走出一條路，永遠的和平跟繁榮，主要靠雙方的智慧，關鍵的時刻有關鍵的兩位，看他們能不能做出關鍵的決定。
許知遠：您提到二十年中有好幾次是被錯過的機會，都有哪些呢？
江丙坤：像過去很多人跑來跑去，有些人跟我講過，很多朋友會談起，那些人都在世。張榮發先生有一次跟我講，有一次想安排兩位領導人在臺灣海峽見面。
許知遠：這麼富有戲劇性？
江丙坤：是這麼說過，後來沒有實現。
許知遠：這非常依賴領導人個人的魄力和勇氣。
江丙坤：對，沒有錯。最近我在總統府的報告裏面說，難得的歷史機遇，兩位領導人要有睿智，要有魄力，要有能力，來發揮。我中間提到這一點。
許知遠：但似乎偉人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江丙坤：現在是另外一個時代，另外一個新的開始，兩會開始恢復協商，這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許知遠：您怎麼評價這20年臺灣的轉變，是你們期望的嗎？
江丙坤：在前面一段時間，我們經濟轉型是成功的，特別是台幣升值之後，臺灣有很多的資金到大陸、到東南亞，臺灣企業在全世界都很多，現在有大陸的台商會，我們有全世界的台商會，每個地區人都很多。臺灣的力量延伸了。而且那個時候，經濟增長很快，金融風暴的時候，我們是亞洲唯一自由經濟體正增長的地區，其他都是負增長。所以經濟轉型很成功。
當然在這個當中，比較可惜的是兩岸的政策後來趨向保守，這裏有很多是政治理由。政治的制度民主化的過程，整個選舉的制度、議會的制度、整個政府的組織都沒有配合經濟的發展來更新，來創造符合時代潮流政府議會的制度，讓民主優質化，這點沒有做到。後來又碰到政黨輪替，這是國民黨分裂的結果，沒有分裂就沒有這個事情。
這八年真是臺灣痛苦的八年，制度被破壞，倫理道德喪失，貪圖變成普遍的現象，士氣不高，這些對臺灣傷害很大。所以這20年，企業發展還不錯，但這八年我們表現不好。期待以後，通過兩岸關係的改善，臺灣的投資環境能夠更進一步，加上總統那種清廉，不沾鍋，完全清廉，希望給臺灣社會帶來新的風氣，這是我們最大的期盼。
許知遠：這也是您看待馬先生身上最好的東西嗎？
江丙坤：這是沒有話說的。也是臺灣從一個極端到另外一個極端。他有他的優點，也沒有話說。現在就是如何克服當前經濟的困難。
許知遠：他的弱點是什麼呢？
江丙坤：每一個領導人都有他的個性，他是念法律的，所以很多是按照法律去想，但有些是政治的，用法律去想、用法律去做，未必適合政治的需求。他很清廉、認真，也很重視按照法律做事情，有很多優點。
許知遠：過去八年中，我們看到海峽兩岸中國和臺灣都有很強大的民族主義、甚至民粹主義的上升嗎？這使雙方理解隔閡加深了，這種東西未來應該怎麼克服？
江丙坤：這八年民進黨在政治上的操作的確是成功的。它強調臺灣化，強調臺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強調臺灣的文化價值、語言、認同，以前問你是中國人還是臺灣人？講臺灣的是45%，講雙方都有的45%，單單講中國的越來越少，這是一個例子。當然他有他的目標，為了達到這個政治目標，也採取了教育，很多措施，這點改變了很多。20年前，我們很少用臺灣，除非是臺灣經濟。現在相反，已經習慣了這個轉變，這80年也讓他們做了很多改變，現在有些民眾已經接受了，有些正在慢慢恢復，包括國旗，以前都不強調，現在慢慢恢復正常的做法。
許知遠：您請陳雲林會長觀看《海角七號》的電影，為什麼？
江丙坤：那個電影是讓他能夠對臺灣目前的歷史有進一步的瞭解，當然現在跟日本的關係越來越淺、越來越少，只是那種親情應該有機會讓他看一下，瞭解臺灣的歷史背景，跟老百姓的感情，應該是很好的。當然要瞭解並不容易，因為有些講日文，講臺灣話，他不一定聽得懂。我們當時安排，是希望讓臺灣老百姓瞭解他也是對臺灣很關注的，有這個目的。
許知遠：你覺得臺灣人身上最重要的特性是什麼？
江丙坤：重感情。那部電影就是感情的一種表現。
許知遠：臺灣過去四百年裏，不斷變幻著政權，這種不確定感會怎樣影響兩岸關係？
江丙坤：我想目前沒有人想那麼遠，大家還是想把兩岸的問題，該做的儘量做，不要到下一代。我們能夠做的就是和平發展，還有經濟繁榮，對臺灣來講，這是刻不容緩的。
（原文主要部分發表於週末畫報）
甕安交待
《財經》網綜合報導
貴州省黔南州甕安縣“6·28”事件發生近半年後，仍有餘波。甕安縣原縣委書記王勤、原縣委副書記王海平被給予撤銷中共黔南州第九屆州委委員職務的處分。
這是兩位地方官員第二次受到撤職處分。在“6·28”事件發生後不久，二人即被免去甕安縣的一切黨政職務。
12月16日下午，中共黔南州九屆六次全委（擴大）會表決通過對王勤、王海平的處分決定。
貴州官方網站“金黔線上”12月17日發佈消息，此次表決通過的處分決定稱，在對甕安。
“6·28”事件的處置過程中，該縣原縣委書記王勤，原縣委副書記、縣長王海平處置不當，存在失職行為。
根據《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中的相關規定，經黔南州委常委會2008年8月21日決定，給予王勤撤銷黔南州第九屆州委委員，甕安縣縣委書記、常委、委員，甕安縣人民武裝部黨委第一書記等職務的處分，職級由正縣級降為副縣級；給予王海平撤銷黔南州第九屆州委委員，甕安縣委副書記、常委、委員職務的處分，職級由正縣級降為副縣級的處分。此後，此處分決定在8月29日得到貴州省委常委會的批准。
2008年6月28日下午，因對該縣女中學生李樹芬死因鑒定結果不滿，甕安縣部分群眾聚集到縣政府和縣公安局上訪。在有關負責人接待過程中，一些人煽動不明真相的群眾衝擊縣公安局、縣政府和縣委大樓，最終釀成群體性突發事件。
7月3日下午，中共貴州省委在貴陽召開甕安“6·28”事件階段性處置情況彙報會，決定嚴查徹究在此次事件中嚴重失職瀆職的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的責任。
第二日，“金黔線上”即發佈消息稱，中共貴州省委、中共黔南州委作出決定，免去王勤的中共甕安縣委書記、常委、委員職務；免去王海平的中共甕安縣委副書記、常委、委員職務，同時提請甕安縣人大常委會免去其縣人民政府縣長職務。據悉，當時兩人被免掉的是其在甕安縣的黨政職務，其在黔南州的職務及行政級別仍被保留。
貴州省黔南州甕安縣“6·28”事件發生近半年後，仍有餘波。甕安縣原縣委書記王勤、原縣委副書記王海平被給予撤銷中共黔南州第九屆州委委員職務的處分。
這是兩位地方官員第二次受到撤職處分。在“6·28”事件發生後不久，二人即被免去甕安縣的一切黨政職務。
12月16日下午，中共黔南州九屆六次全委（擴大）會表決通過對王勤、王海平的處分決定。
貴州官方網站“金黔線上”12月17日發佈消息，此次表決通過的處分決定稱，在對甕安。
“6·28”事件的處置過程中，該縣原縣委書記王勤，原縣委副書記、縣長王海平處置不當，存在失職行為。
根據《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中的相關規定，經黔南州委常委會2008年8月21日決定，給予王勤撤銷黔南州第九屆州委委員，甕安縣縣委書記、常委、委員，甕安縣人民武裝部黨委第一書記等職務的處分，職級由正縣級降為副縣級；給予王海平撤銷黔南州第九屆州委委員，甕安縣委副書記、常委、委員職務的處分，職級由正縣級降為副縣級的處分。此後，此處分決定在8月29日得到貴州省委常委會的批准。
2008年6月28日下午，因對該縣女中學生李樹芬死因鑒定結果不滿，甕安縣部分群眾聚集到縣政府和縣公安局上訪。在有關負責人接待過程中，一些人煽動不明真相的群眾衝擊縣公安局、縣政府和縣委大樓，最終釀成群體性突發事件。
7月3日下午，中共貴州省委在貴陽召開甕安“6·28”事件階段性處置情況彙報會，決定嚴查徹究在此次事件中嚴重失職瀆職的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的責任。
第二日，“金黔線上”即發佈消息稱，中共貴州省委、中共黔南州委作出決定，免去王勤的中共甕安縣委書記、常委、委員職務；免去王海平的中共甕安縣委副書記、常委、委員職務，同時提請甕安縣人大常委會免去其縣人民政府縣長職務。據悉，當時兩人被免掉的是其在甕安縣的黨政職務，其在黔南州的職務及行政級別仍被保留。
2008年12月16日星期二
讓中國繼續走資本主義道路
中國應該避免誤讀目前全球金融危機帶來的教訓。讓時鐘倒轉不論是對世界還是對中國自身而言都是一個悲劇性的錯誤
胡祖六,《金融時報》中文網
在當前全球經濟減速中為數眾多的實際或可能的受害者中，其中麻煩最大的一個可能就是中國的經濟改革開放進程了。西方金融機構的動盪和信貸緊縮，正在令許多中國人質疑全盤引入類似的資本主義模式是否明智。與此同時，全球衰退對中國外向型經濟的影響也在政治上制約著北京，可能降低對大刀闊斧推進改革的興趣。現在從很多方面來說，中國都處在何去何從的重要關頭。迄今為止，中國一直是推行市場經濟改革的成功範例。改革讓中國前所未有地保持了30年9%以上的實際年GDP增長率，人均收入增長了10倍，3億人脫貧。中國改革前後的歷史為自由市場經濟體制在釋放創業熱情和創造財富的潛力方面提供了生動鮮活的案例。不過最近的一些事件也暴露出這一過程中的一些漏隙。經濟依然高度依賴於出口，而不是國內消費，歐美經濟的放緩導致數千家工廠關閉，令成千上萬的工人失去了工作。危險之處在於，北京正在從近期國內外的事件中吸取錯誤的經驗教訓。近年來改革派贏得了很多次戰役，但在學術領域的戰鬥卻未必如此。現在越來越多的決策者似乎不願進一步推行經濟改革。當前的全球金融危機讓反對自由市場的調門越來越高。中國的一些學者開心地宣稱，美國為首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已經開始陷入衰落。這些批評者將全球金融危機歸因於自由放任理念的失敗，也注意到了西方政府對知名金融機構的國有化。這樣的爭論可能帶來嚴重的政策後果。許多人以目前海外的金融動盪為由，認為應該進一步收緊國家的控制和對經濟的監管。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的情緒滲透到了國家決策過程中，從而對吸引海外直接投資，尤其外資收購中國企業產生了越來越大的抵觸情緒。中國企業還面臨著國內對投資海外進一步限制，就算不是直接禁止的話，北京起碼也是“不鼓勵” 對西方金融機構的股權投資。進一步實行市場自由化的新舉措已經完全停滯了。對改革開放思想的重新評價來得非常不是時候。儘管中國在這幾十年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它仍沒有完成向自由市場經濟的過渡。法律法規以及對包括農民在內的公民私有財產的保護仍做得不夠。國內經濟的大部分領域仍主要為國家直接掌控。政府嚴厲甚至獨斷專行的干預導致經濟發生了明顯的扭曲，對電價和油價的控制就是最明顯的例子。中國的金融市場仍然不夠發達，效率低下。資本項目的封閉和人民幣靈活性不足導致了越來越大的貿易失衡，以犧牲國內消費為代價促進了出口。建立涵蓋退休金、失業保險和醫療保險的全國社會保障體系的失敗，給中國的社會結構造成了越來越大的壓力。所有這些改革對中國經濟的長期持續增長都絕對是至關重要的。不過，目前的全球金融危機動搖了中國對西方自由市場體系的信心。值得讚賞的是，中國針對全球危機迅速出臺了刺激措施，以解決當前的經濟問題。但自危機以來，中國領導層對30年來大獲成功的經濟改革開放道路的懷疑似乎增加了。如果中國對當前的危機反應過度，全面停止必要的改革，則可能是最不幸的事。儘管自由市場體系可能會定期發生金融危機，但中國自身的經驗已經顯示，即便這樣，各國仍能從市場化改革和融入全球市場體系中獲益。一次金融危機，即使是像目前這樣嚴重的危機，也不會損害自由市場經濟體制在創造長期繁榮和人類進步方面的功績。中國自己在面對不利外部因素時推行此類改革的歷史也證明了這點。當鄧小平1978年啟動經濟改革時，西方經濟體仍陷入滯脹中難以自拔。中國領導層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時並未動搖，仍堅定地執行改革開放的進程。在2000年互聯網泡沫破裂和2001年美國陷入衰退後，中國再次選擇了加快改革開放，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使這個進程達到了頂峰。因此，中國應該避免誤讀目前全球金融危機帶來的教訓。讓時鐘倒轉不論是對世界還是對中國自身而言都是一個悲劇性的錯誤。中國自然希望能夠在全球經濟和金融體系中發揮越來越大的領導作用。但作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如果中國顯示出對自由市場經濟體系的信心，並繼續致力於市場自由化，中國則可以憑藉自身的經歷更有效地發揮領導作用。
（編者按：胡祖六(Fred Hu)為高盛集團(Goldman Sachs)大中華區主席，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聯執主任。）
胡祖六,《金融時報》中文網
在當前全球經濟減速中為數眾多的實際或可能的受害者中，其中麻煩最大的一個可能就是中國的經濟改革開放進程了。西方金融機構的動盪和信貸緊縮，正在令許多中國人質疑全盤引入類似的資本主義模式是否明智。與此同時，全球衰退對中國外向型經濟的影響也在政治上制約著北京，可能降低對大刀闊斧推進改革的興趣。現在從很多方面來說，中國都處在何去何從的重要關頭。迄今為止，中國一直是推行市場經濟改革的成功範例。改革讓中國前所未有地保持了30年9%以上的實際年GDP增長率，人均收入增長了10倍，3億人脫貧。中國改革前後的歷史為自由市場經濟體制在釋放創業熱情和創造財富的潛力方面提供了生動鮮活的案例。不過最近的一些事件也暴露出這一過程中的一些漏隙。經濟依然高度依賴於出口，而不是國內消費，歐美經濟的放緩導致數千家工廠關閉，令成千上萬的工人失去了工作。危險之處在於，北京正在從近期國內外的事件中吸取錯誤的經驗教訓。近年來改革派贏得了很多次戰役，但在學術領域的戰鬥卻未必如此。現在越來越多的決策者似乎不願進一步推行經濟改革。當前的全球金融危機讓反對自由市場的調門越來越高。中國的一些學者開心地宣稱，美國為首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已經開始陷入衰落。這些批評者將全球金融危機歸因於自由放任理念的失敗，也注意到了西方政府對知名金融機構的國有化。這樣的爭論可能帶來嚴重的政策後果。許多人以目前海外的金融動盪為由，認為應該進一步收緊國家的控制和對經濟的監管。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的情緒滲透到了國家決策過程中，從而對吸引海外直接投資，尤其外資收購中國企業產生了越來越大的抵觸情緒。中國企業還面臨著國內對投資海外進一步限制，就算不是直接禁止的話，北京起碼也是“不鼓勵” 對西方金融機構的股權投資。進一步實行市場自由化的新舉措已經完全停滯了。對改革開放思想的重新評價來得非常不是時候。儘管中國在這幾十年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它仍沒有完成向自由市場經濟的過渡。法律法規以及對包括農民在內的公民私有財產的保護仍做得不夠。國內經濟的大部分領域仍主要為國家直接掌控。政府嚴厲甚至獨斷專行的干預導致經濟發生了明顯的扭曲，對電價和油價的控制就是最明顯的例子。中國的金融市場仍然不夠發達，效率低下。資本項目的封閉和人民幣靈活性不足導致了越來越大的貿易失衡，以犧牲國內消費為代價促進了出口。建立涵蓋退休金、失業保險和醫療保險的全國社會保障體系的失敗，給中國的社會結構造成了越來越大的壓力。所有這些改革對中國經濟的長期持續增長都絕對是至關重要的。不過，目前的全球金融危機動搖了中國對西方自由市場體系的信心。值得讚賞的是，中國針對全球危機迅速出臺了刺激措施，以解決當前的經濟問題。但自危機以來，中國領導層對30年來大獲成功的經濟改革開放道路的懷疑似乎增加了。如果中國對當前的危機反應過度，全面停止必要的改革，則可能是最不幸的事。儘管自由市場體系可能會定期發生金融危機，但中國自身的經驗已經顯示，即便這樣，各國仍能從市場化改革和融入全球市場體系中獲益。一次金融危機，即使是像目前這樣嚴重的危機，也不會損害自由市場經濟體制在創造長期繁榮和人類進步方面的功績。中國自己在面對不利外部因素時推行此類改革的歷史也證明了這點。當鄧小平1978年啟動經濟改革時，西方經濟體仍陷入滯脹中難以自拔。中國領導層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時並未動搖，仍堅定地執行改革開放的進程。在2000年互聯網泡沫破裂和2001年美國陷入衰退後，中國再次選擇了加快改革開放，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使這個進程達到了頂峰。因此，中國應該避免誤讀目前全球金融危機帶來的教訓。讓時鐘倒轉不論是對世界還是對中國自身而言都是一個悲劇性的錯誤。中國自然希望能夠在全球經濟和金融體系中發揮越來越大的領導作用。但作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如果中國顯示出對自由市場經濟體系的信心，並繼續致力於市場自由化，中國則可以憑藉自身的經歷更有效地發揮領導作用。
（編者按：胡祖六(Fred Hu)為高盛集團(Goldman Sachs)大中華區主席，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聯執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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