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幼鳴訪談錄：論“不折騰”

原載於《理財一週報》，2008年12月27日

　　股市永遠出人意料，誰能預見2008奧運年的A股竟然會下跌60%多！
　　究竟是什麼摧毀了牛市？中國經濟將走向何方？下一輪的牛市邏輯在哪里？

　　理財一週報：今年A股大跌了近六成多，對此您是怎麼看的？是什麼摧毀了大牛市？
　　袁幼鳴：討論今年股市為什麼巨幅下跌的角度很多，我以為把股市視為中國經濟系統中的一個子系統，更易於獲得比較準確的答案。今年5月份我寫了兩篇文章——《管制之禍》與《解套方案》，之後就不再談股市了。在《解套方案》裏我明確提出，之後股市怎麼走全看政府經濟政策了，此話說完我也就無話可說了。
　　在此，我無意將所有責任都推給政府。事實上，自2004年以後，行政力量在中國經濟系統中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到去年底今年初，為了控制通脹，又是搞價格管制又是猛收流動性，“宏觀調控”已經全面制約微觀經濟活動，既如此，自然得為所產生的後果負責。
　　在此視角下不難發現，今年股市大跌固然是各種因素綜合作用、集體爆發的結果，其中一個難辭其咎的主要原因是政策失誤。上半年我們可以看到很多打壓股市的政策，手段非常嚴厲。即使在美國次貸危機顯性化、熱錢撤離的時候，管理層還允許平安出臺天量融資方案。貨幣政策也一路緊縮，汶川大地震後不到一個月，一舉將存款準備金率上調1%，現在回頭看，這些舉動均屬於誤判。
　　我寫《解套方案》時，整個經濟形勢已經很嚴峻，金融系統對實體經濟不支援進一步惡化著形勢，然而，直到7月份，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的成員仍然高喊繼續緊縮，三季度政策幾乎沒有作為，直到進入四季度，經濟政策才有180度的大調整。不得不說，那些充當經濟政策制定諮詢物件的所謂專家、智囊是低品質的，要為包括股市大跌在內的經濟惡化負責。
　　
　　理財一週報：今年股市的跌幅是A股18年之最，那麼除了政策上的誤判外，還有哪些因素也導致了現在這樣的局面？
　　袁幼鳴：貨幣政策之外，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和對發達國家實體經濟的衝擊凸現中國經濟的結構性問題，無疑也是股市大跌的深層原因。股票定價是一個心理博弈過程，如信心喪失，市盈率、市淨率等指標將變得沒有意義。實體經濟中的消費也是這樣的，一旦人們發現要過冬了，要失業了或者收入要減少了，心理上馬上會逆轉。
　　其實，中國經濟存在嚴重的結構性問題大家是知道的，但一旦全球經濟出現問題，就會讓中國經濟深層次的問題裸露出來，這種情況下，股市會做出反映，甚至某種程度的誇大反映。而儘管一些歧視中國股市的人拒不承認，事實卻是，中國股市發展到今天，已經在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之間建立依存關係，城市中產階層的個人財富、財產性收入、個人消費與個人金融資產關聯性很大，當中產階層的金融資產出現大面積縮水的時候，當然會影響消費行為，影響實體經濟。
　　
　　理財一週報：既然中國經濟嚴重依賴外需，但為何管理層對美國金融與經濟危機缺乏預警呢？問題的根源在哪里？
　　袁幼鳴：現在一些平時話很多、“十處打鑼九處在”的人聲稱誰也沒有本領預測世界經濟趨勢，這是不負責任的。一些專家對美國的金融與經濟危機到底嚴重到什麼程度缺乏研究、認識和預警，說到底是態度和能力都有問題。一些人在一些不是很大的事情上顯得特別較真，義正詞嚴，頗為捍衛我們這個經濟體的利益，骨子裏卻很迷信美國。
　　美國的許多制度安排是利益集團博弈的結果。美國缺乏貸款償還能力的階層其實是沒有資格通過金融服務獲得住房的，但美國政府通過房利美和房地美兩家公司貸款，讓沒有償還能力的人也獲得了房產。沒有償還能力怎麼辦？只能靠依賴房價上漲的金融遊戲支撐。這樣的行為已經不是自由經濟行為，而是一種政府行為、政治行為。
　　這些貸款被製作成金融衍生產品，拿到華爾街去賣時，雷曼兄弟等老牌投行的人不是不知道有風險，但既然交易起來了，不參與也不行。華爾街的人相信對沖，但對沖是有條件的，如果五個杯只有三個杯蓋，最後歸宿就會穿幫。
　　對此，我們缺乏研究且迷信美國人的能力，我們的很多投資都是在沒有搞清楚的情況下進行的，比如說對黑石的投資。如果我們對他們有個基本的判斷的話，我們會這麼投資嗎？
　　我們的專家、智囊甚至把預警聲音當作耳邊風。在世界經濟論壇上，很多人包括美國人都認為有50%以上的可能性爆發金融危機。但是，我們的學者型金融官員沒有把這些話當回事情。中國無法撤回對美國的投資或許有經濟之外的原因，但做好對來自美國的衝擊的準備是有緩衝期的。遺憾的是我們並沒有做到，甚至毫無準備。
　　源于美國的全球金融與經濟危機對中國經濟衝擊很大，奇怪的是，國內還有些人“打腫臉充胖子”，覺得輪到我們救世界經濟了。事實上，由於中國經濟本身存在的結構性缺陷，要付出的代價是很大的。如果不需要付出代價，如果全球金融與經濟危機沒有對中國經濟全局產生影響，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怎麼會定下“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的基調呢？
　　
　　理財一週報：從近兩個月的各項宏觀統計資料來看，中國由於結構性缺陷所付出的經濟代價已經非常明顯地顯現出來，那您能具體解讀一下中國經濟存在的結構性問題嗎？
　　袁幼鳴：所謂經濟結構是一個層次性很強的概念。經濟結構可以從多個角度剖析。中國經濟長期保持高增長，一部分中國人非常自戀或者人云亦云，硬說中國奇跡無法解釋。其實，中國經濟高增長的核心原因就是擔當了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工廠角色，跨國公司主導的產業價值鏈全球化分佈的原則是誰有比較優勢就把活給誰幹，中國勞動力廉價、資源廉價和願意承受環境污染，製造業自然向中國集聚。
　　有資料顯示，在產業價值鏈上，前端的研發環節增加值達到60%以上，後端的管道環節增加值達到20%以上，中間的製造環節增加值則不到10%。中國的比較優勢正是中國經濟的結構性問題所在，靠資源倒貼發達國家、長期壓低勞動力成本和不顧代價倫理污染環境的增長已經無法持續下去。
　　你成了世界的工廠，你的經濟自然對外依存度大，所以當美國和其他國家出現金融危機的時候，就會給你一個直接影響。有些學者認為，計算外貿減少的數字，好像影響也不算大。這是沒有看到中國經濟另有結構性問題，就是這一部分的減少是沒法彌補的，同時會引起多米諾骨牌的效應。
　　因為勞動力廉價，假使算總賬，全體國民的勞動收入增加也長期遠低於GDP增長，製造業的農民工更是10多年不漲工資。他們本身就沒有積累，一旦受到衝擊而失業，將陷入生存困難。我們貧富懸殊，農民工沒有集體談判能力，按照馬克思的觀點，勞動的價值由勞動者養活自己的成本、學習技能的成本以及勞動力再生產（養育後代）成本等部分構成。然而，我們的農民工勞動力成本沒有達到馬克思描述的標準。
　　在中西部有4500萬留守兒童，為什麼會有留守兒童，因為他們的父母在城市裏無法養活他們。也就是到了最近一兩年，在新勞動法支持下，勞動力才有所漲價，對此，以張五常為代表的一批人還在那裏高聲叫駡，難怪有人認為經濟學家和既得利益者，包括自以為是既得利益者的沒頭腦的人不講道德。
　　從財富分配的角度講，另一個嚴重的結構性問題是政府收入增長太多、太快。2007年，不計國企利潤和雜費收入，政府收入已經超過9萬億元，達到GDP的40%。政府經濟行為和國企高比例佔用包括金融資源在內的經濟資源，遇有宏觀調控，民營企業往往首當其衝。這些都是中國經濟運行品質不高的原因。
　　
　　理財一週報：為了刺激經濟、保增長，11月國家提出了4萬億元的投資計畫，那麼4萬億投資究竟能否保住中國經濟呢？
　　袁幼鳴：為實現“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目標，中央政府計畫投入4萬億元，加上地方政府投入，會有10多萬億元。我認為，這些巨量資金如果主要投于基礎設施建設，自然能起到“保增長”的作用，但對於“調結構”，效果未必彰顯，會拉動生產型的內需，但未必能改變消費在經濟總量中占比不足的狀況。
　　鑒於經濟存在嚴重的結構性弊端，“調結構”對中國經濟的良性發展更為關鍵。資金主要投于基礎設施建設，保護的是生產資料產能過剩，其實是在把矛盾後移。我們現在的情況是生產資料產能過剩，消費資料產能也過剩。消費資料過剩的原因是消費能力不強，不是因為消費供給太大，美國經濟的一大特點就是消費能力很強，美國的金融體系就是用來支撐消費的，美國一旦不消費，全世界經濟就感冒。我們無疑需要逐步從美國制定的這套遊戲規則中解脫出來。
　　起碼各級政府計畫拿出的資金的一部分應該用於拉動消費。改革開放已經三十年，國內的不少人對市場經濟的理解仍然存在很大問題。舉個簡單例子，不久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蒙代爾主張中國政府向全體國民發消費券，蒙代爾是有一套分析框架的，並非國內反駁他的學者與時評家想像的那麼膚淺。
　　有人從道德上考量，覺得平白無故讓老百姓拿錢不好，覺得應該以工代賑，提供以工代賑的自然是政府項目、基礎設施項目。其實，你甭操心老百姓因此變懶，中國人是勤勞的，那些在製造業工廠流水線一天工作10多個鐘頭，用非常高的勞動強度每月換來的1000多塊錢的農民工就是明證。有人則認為，即使發了消費券，由於老百姓沒有信心，未必會消費，甚至會將其以一定的折扣換成現金放進口袋，另一部分人則會產生替代效應，不花錢而用券，消費總量仍然沒有增長。
　　就事論事，後面一種說法有一定道理，但是論者不妨考慮一下，順著發消費券的思路，政府大規模“還錢於民”將是什麼效果。如果政府說，老百姓不是沒有信心消費嗎？我們再減稅，我們再告訴你收入分配將調整的，政府不要用那麼多的錢，每年只需要收入5萬億元了，我們把更多的錢還給老百姓，越是弱勢群體得到的越多，你們還是沒有信心消費嗎？所以不能孤立地看這個問題。
　　
　　理財一週報：調結構確實是更長遠的戰略目標，但問題是怎麼調？
　　袁幼鳴：要實現“調結構”目標，分配制度必須改革，不管採取什麼形式，最終做到讓更多財富由老百姓共用，百姓有了財富與信心，消費自然會上升。
　　拉動消費，大力發展服務業也具有重大戰略意義。中國經濟的結構性問題又一個是一二三產業比重需要調整，主要是第三產業比重仍然太低。
　　消費者服務業和生產者服務業均有很大發展空間。發展服務業需要進一步對外開放，總結改革開放30年歷程，不能只看到成績，還要看到問題所在。對外開放不足的一個主要領域就是服務業。
　　其實，服務業開放對產業結構優化是有重大促進作用的。外來先進服務業企業可以帶來顯著的溢出價值，體現在知識溢出、技術溢出、商業模式溢出等多個方面。比如把動漫製作市場開放了，本土的動漫製作水準也會快速提高。如果你一直封閉，表面上保護了市場，本土企業將在低水準上徘徊，本土市場做不大，更不可能有朝一日走出國門在國際市場上分一杯羹。
　　在近日廣東召開的一個會上，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教授許小年認為，中國提高消費的潛力是非常巨大的，特別是服務業消費。通訊、教育、媒體娛樂、醫療衛生等等都是我國服務業的發展方向。
　　許小年說：“要知道，中國的服務業發展比印度還要落後!像洗頭、搓腳這樣的服務業將得到巨大的發展。”有媒體報導許小年的觀點以“洗頭搓腳是朝陽行業”為題，把嚴肅的財經新聞娛樂化了，這很不好。洗頭、搓腳讓人聯想到腐敗，估計許小年會在網上會挨許多“板磚”。我對許小年對資本市場的一些看法一直是持反對意見的，但贊成他的以上觀點。
　　服務業對外開放的一個重點領域是教育，有海外學者認為中國大學以專業知識灌輸為模式是培養製造業工程師的，而美國大學以通識教育為模式是培養服務業和創造性研發人才的，並以“教育不轉型，國家只能賣苦力”概括其觀點。教育直接為國家競爭力貢獻人力資本，中國教育不符合經濟結構調整需要的落後與僵化局面顯然需要改變。
　　就基本消費之外的消費而論，其實中國城市中產階層除了上上餐館、泡泡酒吧、節假日旅遊旅遊以外，沒有什麼有品質的消費內容。因為消費供給是低層次的，所以也就無法產生旺盛的消費需求。如果歐洲人不搞出環法自行車賽，西班牙鬥牛節，英超足球賽這類活動，他們的經濟就會出問題。無論是從提高國家競爭力上看，還是從解決百姓的民生問題、提高國民生活品質上講，都到了需要實施經濟轉型的時候。
　　
　　理財一週報：那麼中國經濟結構的調整需要多久呢？在這個過程中股市會如何反映？
　　袁幼鳴：經濟轉型是一個過程，自然無法一蹴而就，但方向必須正確。何謂正確方向，就經濟政策供應而論，就是要以“調結構”為根本目的。經濟政策朝促進產業升級、增進消費方向制定，具體如何調整則要交給市場主體去完成。
　　中國要真正崛起為一個經濟大國，最終是需要把全球化分工產業鏈裏附加值最低的那一塊丟棄的。在這個問題上，如果說前些年還存在可議之處，當前中國經濟遭遇的“嚴峻形勢”、“嚴重困難”和“嚴峻挑戰”告訴我們，改變是必需的。
　　經濟狀況是股市的根本，我認為，如果中國經濟在轉型之路上踏實前進，將是股市的福音，股市發展將會有堅實的支撐。在一個長時段內，如果中國經濟轉型成功，那麼中國經濟裏面的一些好的因素就會發揮作用，包括城市化率存在巨大空間等。好的因素形成合力保障經濟以更加健康姿態持續高增長，中國的股市也會迎來一個長牛市。
　　
　　理財一週報：根據目前的經濟狀況，如果就明年一年來看，股市會有行情麼？
　　袁幼鳴：如果明年美國經濟不再惡化了，對中國製造的需求洗牌後穩定了，我們投向基礎設施建設的巨額政府投資產生了許多需求，雖然這是把問題後移，股市情況有可能會好轉。
　　我剛才說經濟轉型是股市的真正福音，另一方面必須考慮到，股票市場在一定意義上是一種貨幣現象。股票市場永遠是一個博弈場所，股票的死多頭和死空頭始終不是也不應該是特別多。經歷本輪全球性金融危機我們可以發現，那些諄諄教誨投資者在股票市場上死抱價值投資理念的人愈發可笑。
　　什麼叫價值？沒錢了，流動性沒有了，值錢的東西也不值錢了。流動性充沛了，錢多了，不值錢的也值錢了。今天我１０元錢買進的股票是便宜的，過多少年後它一定該漲到多少，這就是價值投資，這是很扯淡的說法。
　　如果在這個角度看這個問題的話，即使中國經濟不如我們所希望的逐步往健康的、高端的方向轉型，資金全投向政府項目、基礎設施建設，一旦保住ＧＤＰ增長，再加上市場流動性變得充沛，股價還是會漲上去的。
　　我覺得這次全球金融危機給股民，包括給國內的經濟學家，市場分析人士生動地上了一課，你吸納與收穫多少就看你的悟性了。現在對明年會不會有行情，很多人看得極其悲觀。我覺得未必沒有行情，只要市場存在，總歸會有人去博弈的，這就是人性。現在機構悲觀，歷史經驗顯示，大多數機構在市場的關鍵時段都是判斷不准的，這也是市場波動得很厲害的原因。他們往往發現錯了再追進去，進去了再恐高，最後表現出一種無頭蒼蠅般的破罐子破摔操作風格。
　　無法說2009年要有大級別的行情，現在還看不到依據，但我覺得上證指數2009年來個20%～30%的上升是有可能的。大盤漲20%～30%，有些板塊可能會漲50%～60%，我覺得這很正常。
　　
　　理財一週報：今年股市暴跌，基金受到的指責不絕於耳。事實上，今年的幾次行情都是遊資作為多方主力，基金幾乎是毫無作為。那麼我們應該如何看待基金的這種消極態度呢？
　　袁幼鳴：這裏有一個界限，就是在靜態的情況下，或在市場處於均衡狀態的情況下，我們可以指責基金不作為或惡性博弈。當這個均衡被打破了，再指責任何市場主體就喪失基礎了。
　　像我們講中國的比較優勢一樣，當全球市場均衡被打破了，外部需求衰竭了，你的產品再廉價也沒有買主。股市均衡被破壞有政策竭力打壓、國際金融形勢惡化、大宗商品出現價格拐點等原因，這種時候，任何市場主體都無法承擔維護市場穩定的責任。
　　我也指責基金，但我是在均衡情況下指責的。今年６月，全球金融與經濟已經出現問題，貨幣當局還在那裏收緊銀根，中小民營企業已經靠高利貸維持了，仍然不管它們死活。這種情況下如堰塞湖垮壩，市場崩盤是必然的，這時候你要求基金不奪路而逃是不公道的。在均衡的情況下面，成熟股市一般不會大起大落，但均衡一旦打破，西方市場不照樣大起大落嗎？我國的監管者應該多少從這次危機中西方市場的表現獲得一些啟示。
　　一些半灌水學者也不必再罵我們股市的大起大落了。當時，搞股改用了很多資源與政策去推動市場，它怎麼可能不大漲呢？漲起來了，又說市場不理智，非打壓下去不可，等到均衡不存在了，又說他暴跌不理智。拜託，講一點道理好不好。今後不要動不動就疾呼行政管制指數了。
　　
　　理財一週報：大小非也是市場認為的下跌元兇，對於大小非的減持您怎麼看？是不是也會制約明年的行情呢？還有，是不是需要平准基金？
　　袁幼鳴：大小非對市場造成的波動也是一個博弈行為。上半年，銀根收得那麼緊，大小非缺錢，不缺錢也可以放高利貸，市場下跌趨勢勢不可擋，大小非可以出貨為什麼不出啊？如果明年週邊的市場基本上走穩了，全球金融風險釋放得差不多了，實體經濟也開始穩住了，大小非也未必會放出來一批就減持一批，主要是看趨勢。現在獲得資金比較容易，資金成本也降了下來，為什麼非賣股票套現不可呢？市場主體永遠處於對機會成本的計算之中。
　　我一直主張市場需要出臺平准基金。誰都知道市場有神秘資金，這樣還不如公然搞一個平准基金。如果市場恐慌，你可以宣佈平准基金已經在接盤，平准基金用光了，那就宣佈接光了，沒辦法接了，這也是一種公開透明的說法啊。
　　平准基金不能出臺同一些反對它的嗓門大的人事實上不懂何謂平准基金有關，他們稱平准基金是為少數人群利益服務的，看不到它與經濟全局的關係，這是嚴重缺乏金融學常識的。
　　展望2009年，我覺得應該用更靈活的觀點看待市場機會，經歷了這麼多風雨，投資者應該變得更成熟，而成熟的標誌就是加大靈活性和彈性，看問題要有分析框架，做到多層次、多角度。到目前為止，我主張2009年以一種“長的短線”的心態看待市場機會，要麼不介入，一旦介入，還是要跟著熱點走，快進快出。
　　
　　理財一週報：整個一輪牛熊轉換下來，您覺得上輪牛市的根本動力在哪里？下一個牛市的邏輯又會是什麼？
　　袁幼鳴：上一輪牛市由政府決心完成股權分置改革的政策啟動。一度，股市露出了發展成為一個有效配置資源場所的端倪。由於其中多方面的關係沒有處理好，現在回頭看，它是一個標準的政策市，成于政策毀於政策。
　　行情發展於對股改的政策推動和政策不配套以及股改的後果出現的時間差之間。政府推動股改，在市場主體的博弈之下，給了很多利好，大盤上去了，財富效應出來了，老百姓參與的多了，但制度安排的改進並沒有跟上，掠奪機制的問題並沒有解決。如黃光裕明晃晃操縱中關村股價，全市場都知道，卻沒有人去管。
　　監管層沒有打擊巧取豪奪，沒有進行包括自身職能轉換在內的制度創新，相反在形形色色聒噪者的雜音之中，一如既往地關注大盤指數管理，用盡手段打壓市場，最後，監管失誤與經濟形勢惡化不期而遇，令股市再次淪為了中小散戶的財富的絞肉機。
　　我覺得類似前一輪牛市的條件已經不具備，真正的牛市什麼時候來？可能是在全球產業分工重新回到一個比較均衡的狀態之後，中國經濟有了一個健康轉型、經濟結構有了一定調整之後，屆時中國內地股市將迎來一輪大牛市。如果中國某些企業或某些行業成功實現向產業價值鏈高附加值方向轉型，這些企業和行業中更是會出現超級大牛股。在這個比較寒冷的冬天，投資者需要做功課，密切關注這些行業和企業。
　　2009年，中國資本市場的管理層應該匡扶股市，穩定股市，還應該進行自身改革，包括理順遊戲規則，讓市場更透明、更規範等等。按照道理，牛市氛圍內更易於進行監管制度改革，然而，每一次到了牛市時，改革便停滯了，這是耐人尋味的事情。但我還是希望，2009年管理層有改革動作，為了中國股市的下一輪健康發展。

陳志武訪談錄：民富論12則

原載于《理財一週報》，2008年12月27日

　　即使是在加勒比海溫暖的陽光下，陳志武的思緒依然沒有離開中國。
　　23日，正在多明尼加共和國度假的耶魯大學管理學院金融經濟學教授陳志武接受了理財一週報記者電話專訪。陳志武說，令他感觸最深的是，那個盛產陽光、沙灘、海景的大西洋小島國，依舊沒能逃脫世界金融危機的寒流。“多明尼加在加勒比海地區國家中相對比較窮，本來就不太富有，主要以旅遊業為主。美國的遊客比較多，因此總體上受到了一些影響。”
　　將“人的幸福感在於制度建設的突破”寫在自己博客首頁的陳志武，與記者對話中國人的財富積累、產權與財富分配等問題時說：“壞制度使好人無法繼續成為好人。”
　　
　　理財一週報：從湖南到耶魯，到今天，你個人的財富觀有過些如何的變化？什麼觸動了你的變化？
　　陳志武：對於許多傳統的中國人來說，所謂財富，人們最看重的是一些物質性的東西。比如土地、自然資源、黃金等，這些都是中國社會以往最熟悉、最能夠接受甚至也是只能夠接受的財富。但對於我來說，財富觀最大的變化就是到美國以後，我感覺在這裏最值錢的不一定是土地，雖然在這裏土地價值很高，但這是由於別的原因使得土地價值高，而不是土地本身；最值錢的也不一定是樓房，土地、樓房、金銀財寶這些東西可以一文不值，也可以值很多錢。關鍵就看它們是不是能夠幫助帶來更多的未來收入。對於未來收入中的貼現值等方面的認識，是我自1986年到美國後，觀念發生的最大變化。
　　說到是什麼促成了這種變化，其實我早在中南礦業學院（現中南大學）讀書時就對此有感觸。那時，我看到校園裏有很多儀器，都是學校花費很多錢購進、後來被廢棄掉的。如果按勞動價值論來理解，這些機器值很多錢，因為製造這些機器要花費很多勞動時間，使用很多物質性材料。但是，這些機器卻被放在校園裏風吹雨打，沒辦法派上用場。這是我上大學時的一些觀察，但認識不深。我到耶魯大學讀書後，慢慢從經濟學層面產生了認識。一個東西花了多少金錢和時間去製造不是最重要的，更能夠決定價值的方面是未來帶來多少收益，而不是過去投入多少。
　　
　　理財一週報：你提到過中國“改革開放165年”，把中國放在世界變遷格局下來探討中國崛起。今天，中國地位的話題空前熱鬧。作為普通國民而言，這個改革開放，真的讓我們的財富變多了嗎？我們到底有多少財富？
　　陳志武：今年上半年我有一篇文章叫做《“數”說“改革開放”165年》，裏面算了很多具體數字：乾隆中期的時候北京的一個工匠的日工資為77個銅錢，即0.077兩銀子，按當時物價，這相當於一天能賺5.4斤大米，5.6斤麵粉，2.9斤肉，2.8斤魚，7.3斤豆角，0.6米棉布，或者82只雞蛋。
　　第二次鴉片戰爭失敗後，1860年代中國才真正開放，洋務運動或說第一次“改革開放”才真正開始，從工業技術到金融技術、到現代學術政治文化等全方位引進，資本全球化捲入中國。從那以後，普通中國人一天勞動所得的實物購買力重新回升，到清末、民國時期慢慢向乾隆中期的水準靠近。
　　1950年代，中國選擇與世界隔絕，逆潮流而行，將全球資本的力量拒之門外，在內割資本主義尾巴，沒收私人財產，全面實行國有，抑制財富創造力和物質生產能力。結果，特別是文革期間，普通中國人的一天勞動所得重回新低。
　　1976年前，北京普通工人單位一天的邊際收入大約為1元，也就是說，多打一天工可得1元，按當時米價4毛一斤、肉7毛一斤、雞蛋1毛一隻計算，一天的工資相當於2.5斤米（是乾隆中期的0.46倍），1.4斤肉（乾隆中期的一半），或者10只雞蛋（乾隆中期的八分之一）。那時，普通中國人的收入可能達到乾隆之後的新低。
　　1978年改革開放以後的今天，我們還是按北京普通工人多工作一天的邊際收入算，打一天工的邊際收入大約45元。根據前面講到的物價，這45元相當於32斤米（是乾隆中期的5.9倍），41斤麵粉（乾隆中期的7.3倍），9斤肉（3.2倍），11.3斤魚（4倍），18斤豆角（2.5倍），9米棉布（乾隆中期的14.3倍），或113只雞蛋（乾隆中期的1.4倍）。按照棉布計算，北京老百姓一天的收入相對乾隆時期增長得最多，增加13倍多。按麵粉算次之，而依雞蛋價值基準算，兩個世紀裏收入增長40%。
　　總體而言，“改革開放”30年，普通老百姓的收入力，不僅相對文革時期翻了許多倍，而且相對于乾隆盛世時期也平均翻了數倍。
　　文革時期，買一台自行車、手錶要花120元左右，需花掉整整四個月的工資。到今天，同樣這些製造品的價格可能沒變，但一個普通工人一個月的工資可以買8輛功能更多、設計更美的自行車，真實收入和生產力提高了31倍。按照肉本位算，真實收入也提高了5倍。
　　自從鴉片戰爭以後，特別是洋務運動開始，在過去的100多年時間裏，個人的具體收入提高了，個人創造財富的能力也史無前例地提高。特別是過去三十年的改革開放，給中國人帶來的財富變化是非常大的。中國的計劃經濟期間，是中國過去200多年間最窮的階段，那時人們沒有任何權利擁有財產，也無法發揮自己的能力創收。從上世紀50年代初到1958年期間，人民喪失自由創業和擁有財產的權利，這是由當時中國國有化運動造成的，也是以前中國幾百年間都沒有過的局面。從1978年改革開放開始，特別是上世紀80年代初，通過個體戶的形式，允許私人擁有一些財產。到了上世紀80年代末，更多的人開辦私營企業。對於中產階級和普通百姓家庭來說，最大的變化是1998年底住房市場化的改革。目前絕大多數中國人最主要的財產就是房子，房子讓三四億左右的城市人終於感覺到，除了有自己的一雙手外，還擁有房子這樣的財產。從這個意義來說，過去30年的一系列改革，使中國人的財富感和實際擁有財產的程度發生改變。
　　
　　理財一週報：今天，中國人致富面臨哪些障礙？
　　陳志武：第一，意識形態方面。對私有財產在意識形態和社會文化上，非常不友好或者說是敵意的。
　　第二，國有經濟占主導地位在相當程度上抑制了中國人發財的機會。目前中國以國有經濟為主導，如果繼續宣導這樣的經濟結構，將導致無論個人的創新能力有多強，到最後都將面臨與國有企業、國有經濟競爭的局面。根據以往觀察得出，任何一個行業，無論大小，只要國有企業在這個領域經營，私營企業往往無法與其競爭。由於國家是這些大型國企的控股股東，有國家做後盾，任何個人和私營企業根本無法享受同樣的競爭權利。
　　第三，國家對金融和資本市場的絕對壟斷。到目前為止，民營銀行、私營銀行還沒有實質的發展空間，國家幾乎壟斷了所有金融資源。這意味著個人創業要想得到金融支持非常困難。
　　第四，各種不受制約的行政管制和審批限制。在中國辦一個股份責任公司，從申請到被允許開業，大概需要半年左右時間。我們也知道，在過去幾年，申請註冊公司的程式有所縮短。但實際上，現在還是有太多的行業，私營企業不能夠隨便進入。行政部門的審批權應受到大眾媒體和全國人大的監督和制約。

　　理財一週報：中國產權制度方面，還有哪些亟需革新？
　　陳志武：第一，農村土地私有化這一最基礎的產權制度改革應加速發展。十七屆三中全會提出由政府來推動發展土地使用權的流轉市場。這是很好的一步，但還不夠，必須讓農村的土地無條件地私有化到農民手中。這是一項最基礎的產權制度改革，如果這項改革不實現的話，中國農民致富道路將佈滿障礙。
　　第二，要加快國有制的民有化改革。可以把所有央企的股份一部分劃撥社保基金以外，其他的都注入到國民權益基金。
　　也就是說，把國有產權通過“國民權益基金”股份的形式分給13億公民，以此完成國有資產民有化改革。讓百姓直接感受到未來經濟增長帶來的好處，特別是資產升值方面的好處。而不是像現在這樣都被埋藏在國家手中，應具體化到每個中國家庭中，使中國人的財富水準實現大的跳躍。
　　第三，知識產權制度改革。應加快並強化知識產權制度的改革，否則將影響中國在高科技化方面的發展。
　　
　　理財一週報：中國如何應對富豪原罪？如何讓國民放心成為富豪？
　　陳志武：近幾年，富豪榜上排名越高就越可能成為下一個“問題物件”。這不是個別現象而是普遍現象。這恰恰說明，中國的政治改革和對於權力的監督制約一定要有實質性進展。解決辦法是，結束國家對於土地、自然資源、行業准入的控制權和行政管制。否則，所有資源都控制在國家手中，任何人想進入都要經過官方批准，這樣，行政管制的存在就給腐敗提供很大的空間，真正的創業者也不得不去行賄。如果國有壟斷、行政管制、對權力的行使無實質性監督制約這三種情況得不到根本性改革，這種制度將使好人無法繼續成為好人。一個創業者能力再大也鬥不過權力條條框框的限制，除非你不想發財致富、生活得更好，否則就不得不與權力打交道，想要做得很清白也非常難。
　　所以說，不是“黃光裕到底是好人還是壞人”這個層面的問題。很遺憾的是，在討論這個問題時，仇富的心理主導了多數人的看法，而不是從制度層面來理解普遍性現象背後隱藏的共同原因。
　　
　　理財一週報：擴大內需，對我們來說到底意味什麼？除了政府組織投資外，讓我們把財富積累都拿出來刺激麼？
　　陳志武：中國的新經濟刺激計畫極其強調基礎設施建設，但是對諸如醫療和教育這樣的社會保障項目卻堪憂，即使這些社會保障項目可以降低家庭的儲蓄壓力並增加私人消費。
　　在2007年，中國在醫療、社會保險和失業福利項目上的政府開支總計約880億美元，即財政預算的15%，GDP的2.4%（既遠遠低於發達國家，也遠遠低於發展中國家的一般百分比）。巴西政府僅僅在醫療上的開支就占其GDP的4.7%。中國政府在教育上的開支大約是GDP的3%，而巴西的是GDP的 5.4%。
　　由政府主導的4萬億投資主要用於基礎設施方面，而不是用於改善民生，也不是用於促進百姓消費的增長，比如給中低等收入家庭補貼等。這樣產生的結果很多將是負面的，比如國家將錢用在建設鐵路、機場等基礎設施方面，必然意味著民營企業、個人創業者得到資金的難度更大。因為整個社會的資本供應量並不是無限的，這就會產生“擠出效應”，把民營企業、個人創業者在競爭中擠掉，另一個直接結果是導致未來中國的經濟結構繼續會以國有經濟為主導，更加強化了國有經濟和國家在經濟中的角色，同時弱化了民營經濟和個人創業的在中國經濟中的空間。
　　儘管進行過私有化，但是，現在中國仍然有大約119000家國有企業，這些企業的帳面價值大約有4萬億美元。中國國有土地的價值超過了7萬億美元。加起來，這些國有資產合計幾乎達到了中國國家生產財富的四分之三。
　　因為國家佔有了這麼多東西，所以在過去30年裏，中國資產價值的收益都進入了政府的口袋。當大多數家庭不擁有生產資產的時候，它們不能分享資產升值和財產受益。對大多數中國公民來說，工資是唯一的收入來源。但是，工資的增長速度遠遠低於GDP的增長速度。難怪中國的國內消費不能以與GDP相適應的方式增長。
　　中國缺乏的是促進內生性增長的足夠的私人消費。為了改變這一點，中國需要提高其人民對未來的金融安全感，並使私人收入的增長和GDP的增長相適應。建設一個國家需要的不僅僅是鋼鐵和混凝土。
　　
　　理財一週報：這場危機，會不會“滅”掉本來正日益壯大的中產階層？
　　陳志武：金融危機打擊對象最廣泛的是中低收入家庭，特別是低收入家庭。正像我們瞭解的，許多沿海製造業企業紛紛停產、倒閉，許多農民工回鄉。此外，中等收入階層未來就業的安全及收入增長前景，一下子變得黯淡。
　　
　　理財一週報：國有化是不是削弱了國民財富控制力？讓國民更加依賴政府保障？
　　陳志武：國有化肯定是削弱了國民財富控制力。這是許多經濟學家和社會科學家在過去30年完全忽視的問題。以往幾乎所有的經濟學家在討論國有化的好處、壞處以及國有企業是否該民營化時，完全是從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哪個能夠帶來更多的投資回報考慮，實際上國有化以後，國家作為賺錢的資本家出現，百姓的權利以及在社會中的地位、百姓對國家資源控制力削弱等問題都被忽略了。
　　今天我們可以從很多方面看到國有化帶來的負面影響，其一就是民間消費增長困難。這是由於大部分的財富增值都進入到國家而非民間手中，致使民間消費越來越弱。
　　
　　理財一週報：如何確保國有資產經營讓我們放心？
　　陳志武：這個複雜的問題是很難解決的。只要國有資產由行政官員或者政府指派的團隊經營，百姓就不太可能放心。從簡單層面來說，第一，過去這些年中，不管是在中國還是在前蘇聯前東歐的計劃經濟時代，還是在西歐國家實驗過的國有企業時代，所有這些國家的經歷都證明，國有資產由政府任命的官員來經營，效率不可能高，而且這些國有資產最後變成了官權力或者小金庫。
　　中國的經歷和這些國家都很相似，所以不可能根本解決這一問題，也不能根本克服委託代理關係鏈太長所帶來的利益扭曲和腐敗的後果。最好的辦法就是把國有資產民營化，使其民有化到個人身上，而不是由政府行政部門繼續控制。
　　
　　理財一週報：我們肩膀上的賦稅，到底有哪些可以砍掉或者減少？
　　陳志武：在中國徵稅權沒有得到實質性制約，這是一個最大的問題。在中國各個行政部門都可以隨意推出稅種或提高稅率。比如在房地產交易上，過去幾年呼籲的比較多的是把房產稅作為調控房地產市場的主要手段，這是很荒唐的。
　　在很多國家，以宏觀經濟調控推出稅種的做法是很難被接受的。因為國家要進行宏觀調控，就將財富從百姓手中轉移到政府手中，這從本質上說是侵犯私人財產的行為。如果某一個行政部門就可以推出一個新稅種的話，就等於讓這些行政部門具有了掠奪私有財產的權力。所以，要通過改革對這方面的權力進行限制，讓只有人民選舉的代表和立法者才擁有這項權力。
　　目前對於百姓家庭來說，個人所得稅起征點至少應上調至5000元。目前中國稅收膨脹過快，過去幾年都是以3倍於GDP的速度來增長，政府的財政稅收已經太多。此外，百姓收入總體上漲速度太慢，可支配收入上漲速度遠低於GDP的增長速度。這種時候，政府總體稅收應該減少，最應得到政府減稅好處的群體就是月收入在5000以下的人。
　　政府可以直接向月收入低於5000元的中低收入者每人派發1000元退稅刺激消費。中國目前月收入低於5000元的中低收入者大概有11億元，實施退稅需要1.1萬億的財政支出。而今年上半年我國財政盈餘1.1萬億元，全年財政盈餘將在1.5萬億元到1.8萬億元，加上國有企業去年沒有分紅的1.5萬億元，政府完全有能力拿出一部分用於退稅。
　　
　　理財一週報：如何確保財稅用到我們身上？而不是被浪費？
　　陳志武：由於缺乏對政府預算的公眾監督，中國特別偏向於贊成大型實體專案，並且，通過稅收和全民所有制，政府幾乎維持著對絕大多數國民收入和財富的完全控制，從而將這種偏向的影響最大化。
　　由於徵稅權力如果不受人民代表大會和媒體的制約，結果，從1995年到2007年，調整通脹後的政府財政收入增加了5.7倍。與此形成對比的是，在同期，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累積增長是1.6倍，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累積增長是1.2倍。這是越來越多的國民收入歸國家所有的經濟制度。
　　確保財稅用到了我們身上，一是對新聞媒體完全放開，一是全國人大以及地方人大應採取公開方式，對政府預算進行監督。政府的預算過程必須通過國家立法機構的公開聽證和經過媒體的公眾參與進行公開。因為這樣而增加的責任，可以使政府開支離開實體構造建設，向與人民需要相關的專案轉移。
　　
　　理財一週報：中國國民如何才能富起來？
　　陳志武：最好的辦法就是讓中國百姓自由地創業，賦予人民創業自由，進一步放開人們創業的手腳。其次就是強化對私有財產的保護。
　　為了讓財富能力在“深度”、“廣度”和“長度”三維上都發揮得好，又取決於一國的制度，包括產權保護體系、契約執行體系以及保障市場交易安全的其他制度。雖然一國在這些維度上的水準可以通過模仿在短期內上升很多（這即為“後發優勢”），但要想長久在這三維上都建立優勢，有利於市場發展和深化的制度資本不可或缺。各國在這三維上的差別是其制度品質的最終反映，也是決定國富國窮的核心維度。
　　親臨中國和世界在近半世紀的快速增長，我們今天真的很幸運。比這更幸運的是，我們有著比前人更好、更系統的機會認清財富的邏輯。在1860、1870年代，我們今天熟悉的科學技術（“深度”）、全球化（“廣度”）和證券技術（“長度”）要麼還剛起步，要麼還遠不成熟，所以，那時期的研究者還根本無法想像、更無法看到這三維度上的深層發展會給人類社會帶來何種奇跡，他們不可能充分理解資本化以及資本全球化的終極影響。而我們比他們幸運，因為我們能親身體驗財富的邏輯。

袁劍：三十年未見之變局

原载于《理财一周报》，2008年12月27日

　　什麼辭彙能夠最準確地概括2008年的世界？答案可能是：崩潰。
　　在這個即將完結的年份中，人們目不暇接地見證了一場又一場幾近完美的崩潰，從資產市場到宏觀經濟，仿佛永不落幕的盛宴一瞬間戛然而止。
　　此刻，驚魂未定的大眾仍然處於危機令人窒息的追擊之中，但已經有足夠多的理由讓我們相信：這些接踵而至的崩塌，雖然伴隨著諸多偶然，但也絕不是禍從天降。

房地產負重死扛
　　一場不期而至的雪災，蹊蹺地發生在很少下雪的中國南方，為2008年的中國做出了巫術般的預言。它似乎在暗示：2008年將註定是詭異而又充滿轉折意味的一年。接下來的汶川地震、甕安事件、股市崩潰、三鹿奶粉，以及驚濤拍岸的金融海嘯，無不暗合了這個預言。顯然，對所有這些事件加以解讀並理解其中的神秘聯繫，已經超出了我們的智力範圍，因此，我們僅僅能夠對那些我們可能理解的一部分予以追索和評論。
　　2008年，在經過長達接近十年的牛市之後，中國熾熱的房地產市場，終於冷卻下來，價格下滑，成交銳減。如果說在奧運會之前，人們還對房地產市場抱有某種不切實際的預期的話，那麼奧運會之後，絕大多數人都應該承認，中國的房地產市場已經出現了趨勢性的逆轉。
　　起始於1998年的這一輪房地產的超級牛市，大致有如下幾個動力。一是所謂住房制度改革，即由以前主要由單位分配住房的制度變為個人購買住房。這個改革所釋放的需求形成了中國房地產市場第一級動力。在住房制度改革動力釋放的同時，中國的大規模城市化成為中國房地產市場的第二級動力，城市化所引發的大量外來人口的進入進一步刺激了房地產的市場需求。中國房地產市場的第三個動力來自於投資需求。其中，國際資本以及中國中產階層的投資和投機性介入是這一動力的主要成分。
　　不過，在中國的房地產市場上，還有一個更加隱蔽和更加強勁的動力，那就是政府。自1990年代中後期以降，中國各級地方政府出於對經濟增長的渴求，開始強力介入房地產市場。而到了後期，房地產更成為政府推動GDP以及增加地方財政收入的法寶。資料表明，在中國的大城市中，賣地收入以及房地產的相關稅收普遍占到地方政府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而房地產對相關產業的拉動則更是為其他行業所望塵莫及。以上諸多因素的不斷接力，相互疊加，共同推動了中國房地產市場的這一超級週期。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由於中國土地市場以及政治的特殊性，中國房地產市場充滿了剝奪、腐敗並因此充滿了暴利，這使得各類資本對這一市場趨之若鶩，並極大地加劇了這一市場的狂熱和泡沫程度。容易看出，在推動中國房地產市場的主要因素中，很多是其他經濟體所不具備的所謂獨特的中國因素。因是之故，中國房地產市場才能夠不斷讓預言家們名聲掃地,不管他是外來的和尚，還是本土的專家。
　　然而，再特殊的因素也無法阻止市場本身榮衰交替、牛熊迴圈的基本規則。在2008年，中國“特殊”的房地產市場終於暴露了它早應該暴露的疲態。面對這個遲到但顯然是再正常不過的調整，賺慣了快錢、過慣了好日子的房地產商們開始集體跳腳。對於絕大部分沒有經歷過完整市場週期因而也顯得特別幼稚的中國的房地產商來說，這種反應並不奇怪。真正讓人奇怪的是，部分地方政府在這個調整面前所表現出的輕率和瘋狂。就資料和我們的觀察而言，中國房地產市場的調整才剛剛開始。如果用一個更為人們所熟悉的指數來標示的話，今天的中國房地產價格仍然相當於上證指數的5000點，繼續調整的空間依然巨大。而就是在這樣的時候，有些地方政府就開始緊急出臺各種救市措施。從減稅到降低按揭門檻，從直接入市購買到提供買房補貼，花樣之多，令人目不暇接。更有甚者，在東南沿海的一些主要城市中，地方政府竟然採取各種行政措施，禁止房地產商降價。這種行為非但不能起到阻止房價下跌的作用，反而更彰顯了中國房地產市場內在的下跌趨勢。同時，它也強化了消費者對房地產市場的熊市預期，從而推動房地產市場的加速下跌。顯然，無論從房價收入比、月供收入比、租售比等最終決定房地產價格的基本面因素來看，中國的房地產市場依然泡沫飛濺。尤其需要提醒的是，隨著一個從未見過的經濟下滑週期的到來，潛在購房人群的未來收入預期將會惡化，這可能是壓垮仍然在“負重死扛”的中國房地產市場並將其最終推入深淵的最後一根稻草。
　　毫無疑問，特殊的中國因素仍然會在未來的中國房地產市場中發揮作用。但同樣毫無疑問的是，所有這些特殊因素都已是強弩之末。所以，假如在2009年，中國房地產市場發生一場真正意義上的崩潰並將國有銀行以及經濟整個拖下水的情況，我們絲毫也不應該感到驚訝。其中理由其實十分簡單：以前透支了多少，以後就要還回去多少。從長期看，任何人都無法挑戰這一鐵律。事實上，我們已經看到高盛在2009年的投資策略中，將中國內地的房地產基本假設從降幅5%~10%擴大至35%~40%。

股市不堅強
　　如果2008年的中國房地產還顯示了某種“豬堅強”的韌性的話，那麼，2008年的中國股票市場就是一場標準的崩潰。在這一年中，中國股市一再打破人們的預期，從6000點一路狂瀉到最低1600多點，最高跌幅達到將近75%。在前幾年全球最牛的中國股市，2008年變成了全球最熊的股市。
　　與房地產市場相比，中國股市的許多投資者都已經經歷過好幾輪牛熊迴圈，對牛市之後的熊市已經有所準備，但如此跌法，仍然超出絕大多數人的預期。這除了顯示了那些在集體癲狂時還在高喊“黃金十年”的分析師們的輕佻之外，也給我們留下了一個巨大的疑問：這裏面究竟發生了什麼？或者換一個問法：究竟有哪些因素遠遠超出了我們曾經堅信不疑的投資假設？
　　中國的消費率在2007年已經下降到35%的超低水準，而其他國家的同一指標大多在70%以上。居民在國民收入的所占比例不僅沒有隨著經濟發展而增加，反而不斷縮小。在1994年，政府、企業和居民三者的分配比例為18∶16∶66，而到了2005年，這個比例變化為23.8∶16.2∶60.0，居民收入占比不斷下滑。
　　無疑，中國股票市場中的絕大部分投資者都深信這樣一個假設：中國是全球最具有成長性的經濟體，其高速成長的週期至少還可以再延續三十年。中國經濟即便出現調整，也只是我們以前見過的那種周而復始的調整。這個信念被中國的主流媒體反復灌輸和強化，成為中國大眾思維框架中無需檢驗的假設。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大多數人都相信，中國股票市場即便發生下跌，也只是正常的調整，最多也只是一個短暫的熊市週期。不幸的是，正是這樣一個我們曾經篤信不疑的基礎假設正在接受嚴峻的考驗。就我們的智慧可以洞悉的，中國經濟基本面的超預期下滑可能是解釋中國股票市場超常下跌的最重要的因素。如果中國投資者一直堅信的基本假設——中國經濟仍然可以高速成長三十年，果真受到侵蝕的話，2009年的中國股票市場就可能比2008年更為嚴酷。
　　在上一輪牛市過後，中國資本市場發生了一個重要的嬗變，那就是，大型壟斷企業和國有銀行已經成為中國資本市場的主體，佔據了絕對份額。從相當程度上，為大型國企和銀行上市鋪路，正是政府方面推動上一輪牛市的重要動力之一。雖然在上一個經濟擴張週期中，這些巨無霸企業的表現似乎差強人意，但這些主要依靠壟斷地位以及國家財政挹注的大型企業自1990年代末期逐漸成形之後，畢竟沒有經歷過真正意義上的下行週期，更不用說像2008年這樣突如其來且破壞性極強的下行週期。所以，這些大型壟斷企業在即將到來的慘澹日子中的抗擊打能力將對股票市場的表現產生重要影響。對這一點，我們一點也不敢樂觀。最新的證據是，三家最重要的大型航空公司已經陸續發生大面積虧損，而這種虧損竟然出現在GDP增速仍然達到10%的條件下。我們很難想像如果GDP增速跌落到8%或者更低的情況下，這些企業將如何應對。人們的確有理由擔心，在幾年之後，中國的納稅人是不是還需要對這些大型企業及銀行再來一次巨額的輸血？在資本市場上，唯一確定的就是不確定性。對於2009年及其之後的中國資本市場，則尤其如此。
　　中國股票市場的巨幅崩跌，雖然稱得上是2008年中國的重要事件之一，但就其影響層面以及讓人意外的程度，無疑都遠遠不敵中國經濟在2008年三季度所開始呈現出的突然失速。

危機的氣味
　　2008年下半年之後，在上半年還一路狂飆的中國的經濟開始出現增長乏力的趨向，而到了九十月份，這種減緩開始演變成高空墜落的硬著陸態勢。各種公開資料的轉向之快，跌幅之巨，完全可以用急速崩落形容。在10月份，中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增加值同比增長僅為8.2%，比去年同期狂跌9.7個百分點，僅僅為過去5年平均增幅的一半。而到了11月份，這個資料更是跌落到5.4%，創2001年末以來的新低。在財政收入方面，中國2008年11月的財政收入出現多年未見的同比負增長，比去年同月下降3.1%。而在被認為最能夠真實反映經濟增長的發電量方面，中國11月份統調電廠發電量同比急劇下降7%，是1989年以來的最大跌幅。與此同時，11月份發佈的中國11月份採購經理人指數(PMI)也從10月份44.6大幅跌至38.8。與這些宏觀資料相印證的則是，微觀經濟方面所呈現的蕭條景象。按照目前最流行的說法就是，需求幾乎在一夜之間就消失了。一位為某家全球新能源巨頭供貨的朋友告知，這家曾經風光無限的廠商突然之間幾乎凍結了所有原材料進貨。而另外一位遠在南方的朋友則透露，那邊的港口出現了1989年以來最慘澹的景象。如果足夠細心，我們就會發現，中國諸多宏觀資料的下滑幅度，都是20年甚至30年以來所僅見。令人迷惑的是，中國宏觀經濟的這種急速轉向幾乎是在短短兩三個月之間發生的。這一切，此前雖然多少有所察覺，但下滑之快仍然讓人措手不及。僅僅在幾個月之前，中央政府還在不斷調高銀行準備金及利率以抑制經濟過熱，但在幾個月之後，同樣是中央政府，卻以罕見的頻率和幅度大幅降低準備金及利率，並旋即推出了三十年來規模最大的四萬億財政刺激計畫。如果你看到一個司機在猛踩刹車之後又突然猛踩油門，那他一定是遇到了某種緊急情況。這可能正是隱藏在政策急轉彎背後的東西。然而，無論是從決策層所表現出的“驚訝”中，還是從中國經濟學家們所表現出的令人尷尬的集體失語中，抑或是中國企業界的驚慌失措中，都透露出了這樣一個資訊：我們對危機以及危機的形式幾乎毫無準備。這不啻於證明，在蒙受了三十年難以置信的好運之後，在我們的主流意識中存在著一種危險的智力缺陷——近乎蒙昧的自大和樂觀。有趣的是，最早嗅到危機氣味的竟然是中國的幾位最高領導人。留意傾聽他們含蓄的發言，我們或許可以更早地察覺目下這場危機。其中最直言不諱的是溫家寶總理，早在春天，溫家寶就直率地發出了預警，他說，2008年將是中國經濟最困難的一年。為此，曾有人向媒體力薦溫為2008年的最佳宏觀分析師。顯然，這不僅僅是一個相當有創意的幽默。不過，最困難的可能不是2008年，而是2009年或者再下一年。
　　相比於奧運會、“神七”上天、雪災、地震、股市崩潰、房地產低迷，中國經濟的突然失速無疑都是2008年頭號事件，也必將成為2009年中國最重要的看點。在多年以GDP為中心，甚至以GDP為壓倒一切的目標之後，沒有什麼比經濟莫名其妙的失速更令人恐懼的了。因為它已經成為這個社會唯一的凝聚力和黏合劑。值得補充的是，就個人的觀察而言，中國所謂精英階層中的悲觀氣氛也為二十年來所僅見。
　　到現在為止，我們仍然無法判斷，中國經濟在2008年的怪異表現，究竟是一次短暫的意外事故，還是持續了三十年的中國發展模式的最後終結，但毫無疑問的是，我們已經越來越逼近一個危險的轉捩點。然而，2008年並不是突然來到的，它不過是一段複雜而晦澀的歷史最終顯示了它驚人的力量而已。如果我們能夠更好地理解過去的三十年，那麼，2008年的變化可能就不再會顯得如此詭異了，而中國刻下的處境也會被更清晰地呈現出來。

中國模式後遺症
　　從1978年到2008年，中國改革開放於今已經走過了三十個年頭。三十年之後，在人們對市場化的成果已經習以為常的時候，中國獨特發展模式所遺留下來的一些後果正在以一種尖利的方式為中國社會所感知。
　　二十年來，經濟的高速增長，更加準確地說，GDP的高速增長成為緩解某種社會焦慮的唯一藥方。如此，是不是能夠迅速增加GDP，便成為衡量改革和真理的唯一標準。在這樣一種思維的推動下，並基於當時的政治及自然稟賦，中國經濟被迅疾推上了一條高投資率、高外向型、高污染、低內需、低福利、低保障的發展路徑。在1990年代初期冷戰結束之後，這種發展模式更被澎湃而至的全球化浪潮推向了極致水準。在經過十數年的醞釀並在新世紀（尤其是2001年加入WTO之後）發力衝刺之後，中國雖然取得了奇跡般的GDP增長速度，但也同樣存在結構的扭曲以及內部問題的積累等弊端。
　　在內需方面，中國的消費率在2007年已經下降到35%的超低水準，而其他國家的同一指標大多在70%以上。隱藏在這種不不尋常的消費率背後的，實際上是財富分配結構的嚴重扭曲。資料表明，居民在國民收入的所占比例不僅沒有隨著經濟發展而增加，反而不斷縮小。在1994年，政府、企業和居民三者的分配比例為18∶16∶66，而到了2005年，這個比例變化為23.8∶16.2∶60.0，居民收入占比不斷下滑。有評論者指出：
　　中國當今消費率比1950年代末期開始的“三年困難”時期還要低。這實際上就是中國內需長期低迷的主要因素。需要指出的是，中國內需低迷並不是一個市場博弈的後果，而是一個政治博弈的後果、其對應的是政府和企業在改革過程中權力的擴張，以及公民權利在同一時期的極度抑制。所謂低保障成本指的即是這樣一種情形。
　　事實上，中國經濟中的另外一個畸形指標，也源於同樣的政治稟賦。從建國初期起，高投資率就一直是經濟的一個隱患，但這種疾病似乎並沒有在改革中得到徹底根治。到2005年底，中國的投資占GDP的比率達到48.6%。就此有人調侃道：如果投資率按照這樣的速度增長下去，到2012年中國將是一個只有投資沒有消費的經濟體。從邏輯上說，長期的高投資率一定會導致產能過剩並最終引發經濟的劇烈調整。這一點在中國以前作為一個封閉的經濟體系的時候，已經得到了反復驗證。這也正是那個時代發生的故事。然而，在中國極速融於全球體系之後，這種過剩產能卻在全球市場中得到了消化。加之，中國的各級地方政府通過對各種資源的控制能力將土地、稅收、環境、資源以及人力成本壓低到極致，這就使中國龐大的過剩產能擁有了其他國家無法匹敵的價格優勢。這樣，中國過剩產能的投資者不僅沒有受到市場的懲罰，反而獲得了利潤。這反過來鼓勵了政府以及企業的這種微觀合理，但宏觀上可能引發巨大災難的投資衝動。這種短暫的成功迷惑了許多人，在他們看來，十數年如一日的超高投資率似乎並沒有想像的那麼嚇人。不過，超高投資率與超低消費率的經濟增長組合要想得以維繫其脆弱的平衡，對外部市場和外部資源的高度依賴就是一個符合邏輯的結果。其在經濟指標上的表現，就是中國變成一個外貿依存度奇高的經濟體。到2006年，中國的外貿依存度達到64%的罕見高度，遠遠超過其他大型經濟體。作為一個擁有十幾億人口的大型經濟體，中國的外貿依存度是非常不尋常的，也是相當危險的。這意味著，中國每1元的GDP就有0.64元是通過與外部經濟交換而來的，這也同時意味著，一旦外部消費需求滑坡，中國經濟就可能遭遇重創。2008年初冬中國經濟的急跌已經對這種危險性做出了經典的詮釋。可是，就在全球金融海嘯發生之後，一些主流輿論還在安慰公眾說：中國的實體經濟是健康的，不會受到金融危機太大的影響。不出所料，這種膚淺的“專家言論”以最快的速度淪為了笑柄。事實上，鑒於中國如此之高的外貿依存度，連中國經濟這個概念本身都已經顯得不合時宜。在相當程度上，中國經濟在2008年三季度開始的急速下滑，很有可能就是長期積累的問題借助金融危機所發出的兇狠的報復。容易看到，在這三十年中，中國雖然取得了獨步全球的增長速度，但其經濟的基本體質仍然有相當脆弱的一面。當然，按照樂觀看法，經濟結構的扭曲可能正是中國經濟最具潛力的一面，消費率低下正說明內需還有大幅提高的可能，產業落後正說明中國還有產業升級的潛力。我們不否認這種中國式辯證法中所包含的智慧，但顯而易見，作為導致這些後果的原因，需要經濟體制改革之外的改變。提振內需，調整結構，一直是被反復提出要完成的任務，然而多年努力之後，仍未竟其功，其謎底正在於政治體制改革之難。足可見，這絕對不是一樁輕鬆的任務。
　　自1990年代之後，以GDP為唯一標準，以特殊政治稟賦為條件的發展模式，不僅在經濟層面造成了誇張的扭曲，也同樣在社會層面及精神文化層面留下了嚴重的後遺症。後者由於不會反應在具體的經濟指標上，因而也特別容易被隱匿和忽略。在這方面，最應該提及的是貧富差距問題。改革之前，雖然也同樣存在著相當嚴重的不平等，但在經濟上，中國仍然是一個相當平等的國家，但在短短三十年之後，中國一躍成為貧富最為懸殊的經濟體之一。從一個相對平等的社會急速演變成一個貧富差距極為懸殊的社會，社會中被壓縮的潛在憤怒情緒可能相當具有爆炸性。一旦危機襲來，這種情緒就可能成為危險的導火索。換言之，中國在社會安定團結方面的一些問題，很有可能最先暴露在經濟危機的火力之下，並成為社會整體性危機的第一個燃點。2008年的甕安事件實際上就是這種危機最活生生的預言。如果正在加速成形的經濟危機真的不幸到來的話，上述情形就將不再只是邏輯上和概率上的推論，而是很可能要直面的嚴峻現實。
　　不僅如此，在三十年改革之後，以世俗物質利益為主要目標的機會主義已經成為中國社會從精英到百姓，從政府到企業，幾乎所有利益主體的壓倒性行動文化。在這種毒性極大的文化中，人們被告知，只要對自己有利的，就是理性的，就是好的。只要能達到目標，最基礎的商業倫理及文化準則都可以棄之如草芥。2008年引起軒然大波的“毒奶粉事件”，暴露的正是當今中國在文化精神層面這種最真實的面貌。在這方面，一些地方政府官員在經濟增長上所展現出的赤裸裸的機會主義性格，為這種文化精神的形成起到推波助瀾甚至直接示範的作用。我們不能想像，構築在這樣一種文化基礎上的社會如何能夠應付一次巨大的經濟衝擊？當然，如果繼續享有好運氣的話，我們仍然可能僥倖過關。但一個只能不斷祈靈於運氣的國度又是一個何等脆弱的共同體，而其離所謂崛起又何止於十萬八千里？雖然我們不願相信，但我們必須非常遺憾地告訴人們：在危機日漸迫近的2008年，中國社會真正需要的是精神基礎和起點。物質的成就可能因為一場危機而一夜散盡，而精神的力量卻可以成為危機中最堅強的堡壘。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可能比其他經濟體更接近危機。
　　正如我們上面所提示的那樣，1978年之後，尤其是1990年代中期之後的中國經濟增長，不僅是中國本身制度變革的結果，也是1990年代之後全球體系擴張的一個結果。換句話說，以美元為符號的全球體系實際上已經成為中國經濟增長隱形但卻非常重要的基礎。因此，在考察中國經濟增長的未來圖景的時候，我們就不能離開全球體系的視域。二戰之後，以美國為中心形成了一個新的全球體系。冷戰之後，借助資訊技術革命以及美國意識形態的魅力，這個全球體系急速膨脹。以中國、印度、俄羅斯等巨型人口國家完全融入為標誌，這個全球體系達到了其巔峰時期。然而，巔峰從來就意味著衰敗的開始，以次貸危機為引信並在2008年被最終引爆的金融危機，實際上就是這個體系盛極而衰的一個明確信號。其本質是，通過濫發美元來吸納全球過剩產能的美國消費能力的崩潰。在相當程度上，次貸危機就是美國通過所謂“金融創新”膨脹其消費需求並同時吸納全球儲蓄而導致的一場危機。有人戲稱：次貸危機的情形就好像是美國（像一個勞模一樣扮演全球消費火車頭）長期帶病堅持工作最終不支倒地。顯然，目前的危機不僅僅是美國的危機，也不是哪一國的危機，而是二戰之後這個曾經創造過無數神話的全球體系的危機。也只有在全球體系的視角上，我們才能夠更加接近目前這場危機的真相。與發生在體系邊陲的亞洲金融危機不同，目前的金融危機發生在全球體系的心臟部分。亞洲金融危機之所以能夠很快平息，乃是因為作為當時全球體系的發動機的美國消費需求（包括其他發達國家）依然強勁，而這種需求很快就將亞洲新興經濟體的過剩產能重新組織起來，從而迅速將體系推回到正常運轉狀態。就此而論，這一次的全球金融危機顯然要比十年之前的亞洲金融危機遠為不測。道理非常簡單，心肌梗死要比局部病痛危險得多。沿著這一線索，我們得知，美國及其他發達國家的消費需求何時能夠修復，這場危機就何時能夠結束。但我們已經瞭解，發達國家（尤以美國為甚）的消費需求多年來一直是通過金融杠杆被“吹”出來的，隨著發達國家從企業到家庭全面的去杠杆化時代的到來，這種需求的恢復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實際上，到目前為止，發達國家的消費需求的萎縮可能還剛剛開始。接下來要發生的，則是體系內從金融到實體、從發達國家到新興國家的一個全面負反饋——一個螺旋式下降的過程。迄今可以旁證這個趨勢的證據是，全球三大主要發達經濟體，已經同時陷入衰退。這種情形是二戰之後從未見過的。與此同時，那些原來被人們寄予厚望的諸如中國、印度這樣的新興經濟體也在危機中迅速顯露了他們對體系的高度依附性。希望這些出口導向型的新興經濟體能夠一夜之間轉型並拯救體系危機，不僅在經濟上不現實，而且也將與目前的全球政治權力格局發生嚴重衝突。這提醒我們，全球體系的確遭遇到了二戰之後最嚴峻的局面。我們不知道這種發展最終會指向哪里，但顯然，變局已經開始。

改變的時刻已經到來
　　如果說前面十多年是以美國為中心的全球體系急劇擴張的時代的話，那麼接下來我們將要進入的，則是這個體系不斷收縮的時代。顯然，這並不是一個令人愉快的時代。在這個過程中，體系內的任何國家都不能倖免於收縮所帶來的痛苦。這是一個相當確定的全球體系前景。不確定的則是，如果其中有任何一個大國承受不了這種收縮所帶來的痛苦而導致劇變，那麼，二戰之後的這個全球體系的爆炸就會立即被引發。老練的投資者都知道，不確定是人類智慧的天敵。無論是確定的經濟收縮，還是不確定的體系考驗，都將是中國在2009年將要面對的艱難處境。
雖然預測一向被認為是一件愚蠢的事業，但一些與中國高度相關的重要趨勢仍然值得我們冒險予以提示。其一是，2009年，美元可能出現大幅貶值，並導致全球金融市場的進一步動盪。其二是，在中國，雖然已經緊急採取了大規模的刺激措施，但經濟下滑的幅度仍然超過預期，延續了三十年的發展模式可能被迫轉變。其三，在經濟增長下滑的背景下，積累多年的各種矛盾趨於臨界，政治體制改革空前緊迫，改革會獲得新動力。往更遠處看則有，在對立意識形態“休克”之後，為本輪全球化提供主要意識形態的保守主義也將面臨退潮。繼之而起的是各種替代性方案和思想的興起。無疑，這將是一個大時代。
　　無論從全球體系的角度，還是從中國內部的情況看，一幅未來圖景都已經無比清晰：中國正在遭遇三十年未見之變局。以一種樂觀主義的態度來觀察，危機從來就不僅僅只意味著崩潰，它同樣意味著涅槃，意味著巨大的機會。雖然我從來就不是一個樂觀主義者，但今天，我願意以這樣一種態度期待中國的2009，正如奧巴馬在其勝選演講中所說的那樣：改變的時刻已經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