敲穿牆壁，或者
奔向大地
總之不能問我
哪里有光
2009年4月10日星期五
2009年4月9日星期四
韓聯社注意金正日腿瘸、左手浮腫無法靈活擺動，看重張成澤
原標題：朝鮮國防委員會組織規模擴大 張成澤當選國防委員
韓聯社首爾4月10日電 朝鮮9日召開第12屆最高人民會議第一次會議，再次推舉金正日為國防委員長，並任命第二號人物——勞動党行政部長張成澤為國防委員。
此外，繼1998年之後，在時隔11年修改了《社會主義憲法》。
在平壤萬壽台議事堂舉行的此次會議上，常任委員長金永南根據黨中央委員會和黨中央軍事委員會的提議，提交了再次推舉金正日為國防委員長的議案。會議以100%的贊成票議決，宣佈繼1998年和2003年之後的第三屆金正日領導機制成立。
據朝中社報導，按照金正日的提議，他的妹夫、朝鮮政府領導層第二號人物、勞動党行政部長張成澤，和勞動黨軍需工業部第一副部長朱奎昌、人民安保相朱尚成、總政治局第一副局長金正閣，首次“當選”國防委員。
經過此次會議，國防委員會副委員長和委員分別由之前的2人和4人增加到3人和8人，並成為名副其實的朝鮮最高領導機構。
會議繼續任命金英日為總理，但4名副總理當中，全承勳被撤職，而新上任的是前電子工業相吳壽勇。此外，副總理盧鬥哲將兼任國家計劃委員會委員長。
當天，金正日出席會議時左腿有些瘸，走了大約10步後在主席臺就坐。在臺上他高舉雙手並鼓掌，但左手仍有些浮腫，無法靈活地擺動。
687名朝鮮最高人民會議代議員中，663人出席了當天的會議。
韓聯社首爾4月10日電 朝鮮9日召開第12屆最高人民會議第一次會議，再次推舉金正日為國防委員長，並任命第二號人物——勞動党行政部長張成澤為國防委員。此外，繼1998年之後，在時隔11年修改了《社會主義憲法》。
在平壤萬壽台議事堂舉行的此次會議上，常任委員長金永南根據黨中央委員會和黨中央軍事委員會的提議，提交了再次推舉金正日為國防委員長的議案。會議以100%的贊成票議決，宣佈繼1998年和2003年之後的第三屆金正日領導機制成立。
據朝中社報導，按照金正日的提議，他的妹夫、朝鮮政府領導層第二號人物、勞動党行政部長張成澤，和勞動黨軍需工業部第一副部長朱奎昌、人民安保相朱尚成、總政治局第一副局長金正閣，首次“當選”國防委員。
經過此次會議，國防委員會副委員長和委員分別由之前的2人和4人增加到3人和8人，並成為名副其實的朝鮮最高領導機構。
會議繼續任命金英日為總理，但4名副總理當中，全承勳被撤職，而新上任的是前電子工業相吳壽勇。此外，副總理盧鬥哲將兼任國家計劃委員會委員長。
當天，金正日出席會議時左腿有些瘸，走了大約10步後在主席臺就坐。在臺上他高舉雙手並鼓掌，但左手仍有些浮腫，無法靈活地擺動。
687名朝鮮最高人民會議代議員中，663人出席了當天的會議。
此前韓聯社分析認為，北京希望金正日長子金正男（左圖）、張成澤接金正日大權。
榮氏跌盪（1902-1938）
吴晓波
1
1900年之後，正當張謇的紗廠生意十分興隆的時候，江浙一帶的民間資本也迎勢而上，紛紛投入現代的民生產業。其中，對日後影響最大的是無錫榮家兄弟。
1902年3月，一家保興麵粉廠在無錫西門外梁溪河畔的一個土墩上悄悄開業了。它占地17畝，工人30個，最顯眼的是它有4套法國造煉的大石磨，引擎60馬力，磨出來的麵粉又細又白，每日夜可出面300包。它的主要投資人是榮宗敬（1873~1927）、榮德生（1875~1952）兄弟，共集資3.9萬兩白銀。榮家兄弟出身貧寒，太平天國起事期間，無錫遭遇戰亂，榮氏一門幾乎滅絕，其父因為在上海鐵鋪當學徒才倖免于難。10多歲時，兩兄弟就背著一個小包裹到廣州、上海等地謀生計。因頭腦活絡、手腳勤快，他們竟慢慢地有了一些積蓄。到1896年，他們與父親一起在上海開了一家廣生錢莊，自己當起了小老闆。又過了幾年，錢莊生意清淡，父親也因病去世，兄弟倆決定轉行去做麵粉廠。
當時國內已開業12家機器麵粉廠，最出名的就是老狀元孫家鼐家族開辦的阜豐麵粉廠，保興是最小的一家。榮家兄弟的工廠從一開張那天起就不順利，當地鄉紳告榮家兄弟私圈農田，還投訴他們搞了一根大煙囪正對著學宮，有礙風水。一場官司風波打到了兩江總督府，幸好總督劉坤一是個洋務派，把訟書給駁了回去。麵粉生產出來以後，銷路很差，頭一個月就積壓了上千包，因為江南人以大米為主食，麵粉銷路在北方。榮家兄弟從來就沒有跨過江，對那邊的市場是兩眼一抹黑。開廠一年多，其他股東就灰心喪氣撤了資，兩兄弟只好把名字改成茂新，重新去辦了註冊。
天下的生意都是咬牙熬出來的。榮家兄弟漸漸顯出了經營上的才幹。他們先是物色到了行銷上的能人，專門去打開北方市場。他們在銷售上還動了很多腦筋，比如在麵粉包裏隨機放進一塊銅元，作為“彩頭”，給消費者帶來意外的驚喜，這種促銷花樣在很多年後仍然有效。1904年，東北爆發了日俄戰爭，麵粉需求陡然增加，生意一下子就好了起來。兩兄弟還十分重視對新技術的投入。1905年，他們得知英國的制面設備比法國的要好，馬上決定購進六部英制鋼磨機器，生產能力頓時翻了一番。不久後，他們得悉美國研製出了新的麵粉機，性能更加優良，於是又下決心舉債採購。
榮家兄弟是一對十分奇特的組合。兄長榮宗敬長得濃眉方臉，英氣逼人，做起事來雷厲風行，手段霹靂；弟弟榮德生則面圓耳長，慈眉善目，慎思篤行，穩健保守。兩人在衣著上的區別也很明顯，老大喜歡穿西裝，整日髮蠟閃閃；老二終年是青衫長褂，一副鄉紳打扮。這種截然不同、頗為互補的個性也充分體現在生意上，甚至成為榮氏事業得以壯大的最重要的保證。榮宗敬大膽擴張，見到機會咬住就上，他的經營哲學是“只要有人肯借錢，我就敢要，只要有人肯賣廠，我就敢買”，是一個典型的激進戰略癡迷者。在進口美制麵粉機時，需12萬兩白銀，茂新根本拿不出那麼多錢，榮宗敬力主向洋行借款，先付兩成，其餘兩年還清。榮德生有點遲疑，他則認定，“只有欠入，賺下還錢，方有發達之日”。1905年，就在麵粉廠剛上正軌之後，榮宗敬當即提出“吃著兩頭，再做一局”，再辦一家棉紡廠。從此，榮家靠麵粉、紡紗起家，“既管吃，又管穿”，構築出一個驚人的商業王國。當然，他的冒進個性也常常陷企業於巨大的危機。1907年，榮宗敬在上海做金融投機失手，造成數萬元的巨額損失，連他先父創辦的廣生錢莊都搭了進去，錢莊被迫倒閉關門。生死關頭，身在無錫的榮德生捧著自家田單及房屋單契，火速趕到上海，以此作保，才把榮宗敬從爛泥中拉了出來。
後來20多年中，這種危急景象居然發生了多次，榮宗敬舔淨傷口，依然猛打猛衝，榮德生則在後面掩護救難，每每把兄長和公司從懸崖邊拉回。就這樣，榮家事業在激進與保守之間，十分奇妙而迅猛地擴張。
2
事實上，自1911年之後的16年間，由於國家一直處在軍閥割據及分裂中，這客觀上造成了中央集權政府的弱勢，是自“五胡亂華”的南北朝以來，1400年間第一次出現“中央真空”。於是，這段時間成了一個絕對自由，而自由又變得十分嚇人的時代。
在此16年中，中國民營經濟迎來了一個“黃金年代”，這也是百年中唯一的“黃金年代”。
……
從1912年到1917年，無錫的榮家兄弟一口氣開出了九家工廠。
茂新麵粉廠辦了八年之後，終於站穩腳跟，到1910年，工廠產量比初建時大了十倍，已經是國內數一數二的大廠了。這時候，兩兄弟兵分兩路，老二榮德生留守無錫，老大榮宗敬去了上海。1912年，榮宗敬在上海新閘橋開出第二家麵粉廠，起名福新。他在股東會上提出，為了擴大再生產，三年內不提紅利，所有的錢全部拿出來“滾雪球”。
為了加快“雪球”的滾動速度，以冒險為樂事的榮宗敬採取了新建、租辦和收購等多種手段。在上海灘上，他放出風聲：“只要有人願意把廠子賣出來，我就敢買。”1913年夏天，他租下陷入困境的中興麵粉廠（兩年後全資收買，改名為福新四廠），到了冬天，在中興廠東面，新建福新二廠。1914年6月，他又在福新一廠的旁邊吃進土地，建起福新三廠。
至此，在上海閘北的光復路上，沿蘇州河，一字排開四家榮家麵粉廠。其高聳的煙囪日日濃煙滾滾，機器的軋軋聲晝夜不絕，蘇州河裏運麥裝面的船隻更是川流不息，景象已是十分壯觀。1916年，榮宗敬又遠赴漢口，建福新五廠，第二年，租辦上海老牌的華資麵粉廠華興，改名為福新六廠。從此，無錫榮氏兄弟的名聲轟響於中國商界。
榮宗敬是一個瘋狂的擴張主義者，他開工廠有兩大手段，一是求多，一是求新。他的經營哲學在下面這段話中透露無遺：“造廠力求其快，設備力求其新，開工力求其足，擴展力求其多。因之無月不添新機，無時不在運轉。人棄我取，將舊變新，以一文錢做三文錢的事，薄利多做，競勝於市場，庶必其能成功。”在講求規模效應的同時，他在品質上也是不惜血本，工廠購置的制面設備都是當時最先進的美制機磨和600筒麵粉機。他又根據中國小麥的特點，對打麥機、蕎子機和圓篩等設備進行了技術改進，使得麵粉的品質和產量都高於同期的外國工廠。
榮宗敬在上海等地拳打腳踢，弟弟榮德生在老家也沒有閑著。當時無錫有五家麵粉廠，1914年，他收購惠元麵粉廠，改為茂新二廠，不久又租辦了泰隆、寶新兩廠，於是，五家工廠有四家歸入榮氏旗下。
短短五年中，榮家手握十家麵粉廠（其中八家自有，兩家租辦），每日夜可出麵粉4.2萬袋，已是無人可敵的“麵粉大王”。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歐洲工業停滯，麵粉軍需卻暴增。中國麵粉以價格低廉、產量可觀而一躍成為全球新出現的採購市場，榮家的“兵船”牌麵粉遠銷到歐洲和南洋各國，因品質穩定，它成了中國麵粉的“標準面”。
在麵粉上陡成霸業的同時，榮家的棉紗工廠竟也同步急進。
創辦於1905年的振新紗廠到1912年的時候已經很賺錢了，每年可得利潤20余萬元。1915年，榮宗敬在上海郊外的周家橋開建申新紗廠，購英制紡機36台，第二年投產開工，正趕上歐戰期間的需求饑渴。上海的棉紗價格大漲，從每件90餘兩狂漲到200兩，出現了“一件棉紗賺一個元寶”的暴利景象。申新在開工後的三年裏，棉紗產量從3584件增加到9811件，棉布產量從2.9萬匹增加到12.8萬匹，贏利更是驚人，從開辦當年的2.06萬元增加到22.2萬元，3年增長10餘倍。
榮宗敬還幹了一件讓中國商界很長臉的事情。1917年，他出40萬元買下上海一家原本由日本商人經營的紗廠，改名為申新二廠。自1884年“紅頂商人”胡雪岩鬥絲慘敗後，上海棉紗業先為英美商人控制，後成日本公司天下。如今，中國企業竟有氣魄和能力收購日本企業，一時成了埠上讓人津津樂道的新聞。
榮家兄弟在這些年所取得的成就，是新一輪工業化浪潮的縮影。
3
“五四運動”在7月份達到高潮，日本對華出口幾乎斷絕。抵制效果從後面兩年的貿易資料中清晰地呈現出來。1920年，日本對華進口額比1919年下降7.2%，損失達2915萬美元，而其他國家的對華出口卻增長33.3%。1921年日本對華出口又同比下降8696萬美元，同期，其他國家的進口則增長30%以上。美國經濟學家認為，這說明從1919年開始的抵制日貨運動，無論中國付出了什麼代價，都已成功地造成了日本在貿易、航運和工業方面的重大損失。據當時觀察家的記錄，抵制運動在華東地區推動了民族棉紗業的發展，在華南則為煙草和針織業提供了極為有利的市場環境。時任美國駐中國大使保羅•雷恩斯在寫給國會的信中就認為：“它給中國工業發展帶來了巨大的動力，並且給製造商和政府一個提示，即什麼是一場刺激國內工業發展的運動應該做到的。”
與此同時，一個十分有趣的現象是，在震耳欲聾的愛國呼聲中，天性反對動盪的商人們還十分注意抵制運動的邊界，不使之滑向社會秩序全面崩潰的境地。在整個運動過程中，企業家做了大量的工作，儘量把運動的邊界局限在非暴力的範圍內。他們多次撰文呼籲，“惟予竊欲警告國民，萬不可任令群眾再有激烈行動”。
6月份，就當紗廠聯合會決議聯合罷業的時候，榮宗敬曾經為此專門設宴招待歐美商人及外交人士。他解釋說：“（敝國）曆受諸貴國文明感化，雖罷課、罷市、罷工達十天有餘，而仍安靜如常，絕無一毫暴動，當可邀世界諸大國共諒。”接著，他講了一番很有技巧性的話：“敝國人士，一致戒用日本貨，而歐美諸大國之貨暢銷敝國，至好時機也。歐戰四年余，諸貴國銷行東亞之貨，被日本國爭攫殆盡，今公理戰勝，諸貴國正可廣造物品暢行東亞，今為在席諸公賀，而彼此聯絡友誼更加密切。”言下之意，中國抵制日貨，大大有利於歐美商品回歸中國市場，道理所及，當然很是引得歐美人的歡喜認同。
除了推動消費市場上的抵制運動之外，企業家們更利用這股愛國熱潮，奪取了產業經濟的某些主導權。麵粉和棉紗“兩料大王”榮宗敬就做成了兩件很有利於民族產業的大事。
從1919年的夏天開始，榮宗敬就四處奔走，聯絡麵粉業人士，自行組織麵粉交易所。當時在上海，日本商人開設了麵粉取引所（交易所），經營面、麥的期貨交易，基本控制了上海市場的原料和成品的價格，華人企業多年仰其鼻息而無可奈何。榮宗敬乘群情激奮之際，提出自辦交易所，擺脫日本人的控制，此議得到同業的一致回應。1920年1月11日，中國機制麵粉上海貿易所（後改名為上海麵粉交易所）宣告成立，籌集股本50萬元，榮宗敬、王一亭等滬上面業大亨均為理事。
同時，榮宗敬積極籌建紗布交易所。作為上海最重要也是那些年贏利最強的民族產業，棉紗的原料期貨交易也被日商開辦的取引所掌控。每年的棉花和紗布交易量非常大，各棉紗廠雖有心掙脫日商控制，但是也很擔心操作不當，重蹈當年胡雪岩的覆轍。所以榮宗敬提出，必須協同一心，斷流開源。在他的召集下，華商紗廠聯合會的所有會員齊聚一堂，通過了兩條跟日商決裂的原則：一是各廠不從日商的取引所採購棉花，必堅持到底；二是凡在取引所買賣棉花和紗布的行號或掮客，各廠與之斷絕往來，並登報宣佈此旨。與會廠商被要求一一舉手，以示慎重通過。1921年7月1日，紗布交易所正式開幕，籌集股本200萬元，榮宗敬、穆藕初等人為發起股東。
麵粉和紗布兩個交易所的建立，意味著這兩大民族產業的期貨價格主導權回歸華商。這是企業家階層借“五四運動”的東風打贏的兩場漂亮的商戰，特別是紗布交易所的建立，也算是給亂墳堆裏的胡雪岩一個遲到了30多年的告慰。
4
在1922年，南通模式還是如此的迷人和讓人感奮，在很長時間裏它成為企業家的夢想。也是在這一年，老買辦朱葆三在上海郊區購置1000畝地，設想建立一個類似南通的試驗城。而榮家兄弟則嘗試著在自己的工廠裏搞了一個“勞工自治區”。“自治區”設在家鄉無錫，建有男、女職工單身宿舍和職工家屬宿舍，宿舍分區、村、室三級，由工人自己推選各級負責人員進行管理；還興辦了食堂、儲蓄所、合作社、醫院、工人夜校、子弟學校、圖書館、電影場，乃至公墓、功德祠、尊賢堂，工人從生活、教育、文化娛樂、勞動保險到生老病死諸多方面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障，可謂社會功能一應俱全，宛若一個獨立的“公社”。到後來，為了處理各種糾紛事宜，“自治區”內還設了一個工人自治法庭。“自治區”的建立，一方面實踐了榮家兄弟的社會理念，另一方面也直接帶來了生產效率的提高，榮德生經常在週末集體訓話時宣傳自己的“自治主張”：“廠方的利益，就是各工友的利益，勞資應該充分合作，團結一致，否則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5
從1934年開始，中國經濟陷入了一場空前的大蕭條。
一切大的危機都是內外交困的結果，此次也不例外。內因是已經描述過的種種亂世景象，外因卻非常奇特，竟然是受了“羅斯福新政”的影響。當時的中國人中知道羅斯福這個美國總統的大概不會超過500人，他卻影響了至少5000萬人的生計。
美國經濟從1929年的“黑色星期四”開始崩塌，其後四年慘不忍睹。1933年4月，佛蘭克林•D•羅斯福接替焦頭爛額的胡佛擔任美國總統。他以“看得見的手”推出了眾多強勢的國家干預政策，包括禁止私人儲存黃金和黃金證券、使美元貶值40.94%以及加大重工業和基礎設施的投資等等，把美國經濟拉出了泥潭，這就是著名的“羅斯福新政”。新政中很重要的一項是暫時放棄金本位，這直接導致了世界白銀市場的價格大漲，白銀每盎司價格從1932年的0.27美元上漲到1933年4月的0.45美元，到1935年更升至0.67美元。羅斯福的政策刺激了美國經濟的復蘇，卻“意外”地傷害到了大洋另一端脆弱的中國經濟。白銀漲價讓中國的銀元快速增值，直接導致中國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優勢頓失，商品出口大幅減少，而在國內則誘發了金融和工商業動盪，大量白銀外泄、原材料價格跌落、消費市場陷入低迷。
民國經濟學家劉大鈞提供的資料反映了當時的景象：中國商品的淨出口從1931年的14.17億元猛降到1934年的5.35億元，棉紗出口從1929年的34萬擔降到1935年的24萬擔，生絲從42萬擔降到18萬擔，茶葉從94萬擔降到63萬擔。出口萎縮首先影響到農產品價格，從1931年到1934年，全國國民生產總值中的農業產值竟下降了47%，農村一片哀鴻蕭條。
1934年7月4日，就在孔祥熙宣佈對日有利的新稅則的第二天，中國最大的民族紡織企業上海申新總公司公開登報，宣告“擱淺”。榮家兄弟陷入創業以來的最大危機，當時的兇險景象竟與12年前發生在南通張謇身上的那一幕驚人相似。
就在兩年前，榮家事業還處在巔峰。當時申新紗廠約占全國民族資本棉紗廠紗錠數的20%，布機數占28%，茂新和福新的麵粉廠規模占全國同行業的1/3左右，占上海市的1/2，其旗下企業總數達21家，赫然是當時國內規模第一的民營實業集團。榮宗敬曾很得意地對友人說：“當今中國人，有一半是穿我的、吃我的。”1933年是他的60歲大壽，在賀壽堂會上，他很興奮地對濟濟一堂的賓客說：“烈士暮年，壯心不已，吾今已屆六十，紗錠數達到六十萬，我還要活到七十歲、八十歲，紗錠要達到七十萬、八十萬……”堂下，一片歡騰喝彩聲。
榮家事業的迅猛發展靠的是瘋狂的舉債擴張戰略。就在榮宗敬講那番豪言的時候，申新資產共值6898萬銀元，而負債達6375萬銀元，處在一個十分緊繃的狀態中。轉眼間，市場突變，榮家首當其衝。到1934年初，榮家麵粉工廠全面停產，申新各廠也風雨飄搖。榮宗敬在給友人的信中說：“花貴紗賤，不敷成本，織紗成布，布價僅及紗價，銷路不暢，存貨山積。”到1934年3月，上海所有銀行已無一家肯對榮家放款，連榮氏參股的16家錢莊也關上了大門。榮宗敬一度急得要自殺，陳光甫和宋漢章兩人在榮宅陪他一宿，溫言相勸，他才算是沒有走上絕路。在申新宣告“擱淺”前幾天，陳光甫天天都在申新總公司等到深夜一兩點。客觀而言，榮家之所以會陷入如此大的危機，與榮宗敬的激進做法有很大關係。很多年後，陳光甫評論說：“榮宗敬的申新企業是全國紡織企業中最大的，為了增加銀行存款，鞏固我們的地位，我們樂意與他合作；而他當時急需資金來更新擴大，自然也希望與我們合作。結果，沒有充分調查他的實際需要和個人性格，我們就提供了大筆貸款給他，導致我們資金周轉困難，甚至影響了活期存款的運行。”
好在榮家還有一個稍稍保守的榮德生。6月28日，榮宗敬派人到無錫向弟弟求救，族內有人擔心，去救上海申新會把無錫的產業也拖進泥潭。榮德生執一茶壺在手說：“我與哥哥好比這個壺，一經破裂，雖持半壺在手，亦複何用？”他當夜把家中所有的地契和有價證券全部收羅起來，第二天清晨就趕到上海，在陳光甫、宋漢章的斡旋下，中國銀行和上海銀行聯合借款220萬元，這才稍解燃眉之急。
但是，區區200多萬元僅夠榮家多吸幾天的氧氣，當時申新總公司每年的通稅和利息支出就在1000萬元以上。一周後，申新不得不登報宣告“擱淺”。
榮家若垮，中國民族紡織業和麵粉業的半壁江山就塌掉了，這是人人皆知的事實。而且，與華商在這兩個市場上競爭最激烈的就是日本企業，它們在棉紡織業擁有1/3左右的市場份額，幾年來的抵制日貨運動和宋子文的反日政策曾經讓它們元氣大傷，但是現在孔祥熙的新稅則及經濟危機卻給了日本企業反撲的大好機遇。很顯然，這裏正進行著一場沒有硝煙的“抗日戰爭”。
這時候，唯一能救榮家的，只有國民政府了。
6
1937年7月10日，是上海市政府成立10周年紀念日，而再過一個月，就是南京國民政府成立10周年紀念日。上海市中心舉行了盛大的慶祝大會，近萬人湧進會場觀看慶祝儀式，並參觀了6個成就展覽。這時候的上海正宛若一顆“東方明珠”，全國金融業資產的3/4聚集在這裏。53%的對外貿易和25%的國內外航運通過這裏運轉。在現代製造業方面，上海是“民族工業的中心”，全國近4000家現代工廠中，有1200多家開設於此，無論是資本投資額、現代新式機器的使用，還是勞動力的規模，上海都堪稱第一。這一天的上海灘，到處洋溢著快樂的激情。但是，一本關注時局的雜誌《人民論壇》則刊登了一篇時評，題為《上海成立日慶典的幽靈》。作者寫道：“總有一個幽靈遊蕩在慶祝活動中：戰爭的幽靈。”
就在三天前，日本軍隊在北平附近的盧溝橋對中國軍隊發動了攻擊，它被稱為“七七事變”。從這一天起，中國捲入一場長達8年的艱苦抗戰。
8月8日，日軍攻入北平城，隨即長驅南下進擊上海，超過400萬難民湧進租界。在後面的3個月裏，70萬中國軍隊進行了英勇的抵抗，11月8日上海淪陷。12月13日，首都南京淪陷，日軍實施了慘絕人寰的大屠殺，超過35萬軍民喪生。國民政府遷往重慶。日軍劍鋒直逼武漢，遙望重慶，東京宣稱將在3個月內滅亡中國。
戰爭爆發了。一切都變得身不由己。
在國家存亡的重大時刻，企業家們的事業是如此的脆弱，它如蠶絲在大風中飄蕩，大大小小的企業家跟那個時代中的每個中國人一樣，突然間與民族命運這個大道義站在了一起。
就在這場改變了中國命運的戰爭到來之前，中國商業界的人們在做些什麼呢？
……
與官僚資本集團的骯髒不同，民營企業家們則正在自己的事業裏各自奮鬥。如果沒有戰爭，他們將迎來一個不錯的年份。
榮宗敬正在與工程師們潛心研製新的機器，預計每月可造紗錠5000枚，每天可造新式布機8台，性能比日本、英國的同類機器還好，價格卻便宜一半。在過去的3年裏，榮家經歷了地獄般的煎熬，好在上蒼保佑，終於滾爬了過來，申新事業從上一年秋天開始重回正軌。夏天，榮德生的四兒子、21歲的榮毅仁從聖約翰大學畢業了，上年他剛剛與出身無錫望族的楊鑒清結婚，7月1日，風華正茂的榮毅仁被老榮派到茂新麵粉二廠擔任助理經理。他興致勃勃地草擬了一份計畫，準備在全國建幾十個麵粉廠，形成“麵粉托拉斯”。榮德生笑著對他說：“你的瘋狂勁頭不像我，倒像你大伯。”
……
然而，7月7日的炮火打斷了這所有的一切。
榮家經略了30多年的龐大產業聚集於上海和江蘇，全數都在日軍的炮火覆蓋之下。淞滬會戰時，日軍與抵抗的十九路軍在閘北和滬東一線展開激戰，榮家的幾家工廠都在戰區內，均為日軍攻擊的目標。
8月13日，申新五廠遭到攻擊，中日軍隊在廠區附近激烈交戰，工廠停產，日軍佔領廠區，所有設施全部被毀。隨即，申新六廠、七廠被戰火燒毀，多部機器被日軍拆毀；福新一、三、六廠被日軍強佔為辦事處和軍用材料的倉庫。日軍轟炸機向設備最為先進的申新一廠、八廠投下了18枚炸彈，當場炸死70多人，傷350多人，榮德生的大兒子榮偉仁險遭不測。日軍把紗料當被子，把機器和麵粉包當掩體。
11月，上海失守後，榮家在上海的最強對手日本豐田紗廠—就是兩年前競購申新七廠未遂的那家日資企業—乘亂雇了一批日本浪人和流氓沖進申新八廠，用重磅榔頭把殘餘的126台精紡機盡數砸毀，車頭、馬達、油箱全部敲爛，皮帶盤、滾筒也都打得粉碎，還把倉庫裏的棉花、棉紗、棉布全都掠走。11月15日，無錫淪陷，日軍搶走茂新一廠倉庫裏的4萬袋麵粉，然後放火燒毀廠房機器，大火燒了半個月，榮家的發祥地變成一片瓦礫。申新三廠曾經為國軍製造過軍用服裝，更成日軍報復對象，他們用硫磺火藥和柴油焚燒了工廠和倉庫。
戰事中，無錫、上海兩地企業設備被毀紗錠18.7萬枚、布機2726台、粉磨36部，榮家產業三去其二。面對慘景，榮家兄弟束手無策，他們唯一能做的事情是，儘量把工人疏散到安全的地帶，把茂新四廠庫存的幾萬包麵粉和數千擔小麥，全部運出來給中國軍隊做軍糧。
……
1937年11月，上海淪陷後，滬上幾乎所有知名的商賈大亨都星夜出逃避難，只有少數人因為各種原因留了下來。
榮家兄弟決定一走一留。上海淪陷後，他們的生命面臨危險，畢竟在過去的那麼多年裏，他們一直是日本紡織和麵粉企業在中國市場的最大敵人。兩兄弟決定分擔去留，較為溫和、一直駐守無錫的榮德生到上海主持總務，大哥榮宗敬先離開躲避一下。
1938年1月4日深夜，榮宗敬從榮公館的後門出走，乘上轎車疾馳在黃浦江邊，在月色掩護下登上小火輪，悄悄逃往香港。一個月後，65歲的他因焦慮過度，導致腦溢血突發，不治而逝，臨終遺言曰：“那些廠子，來之不易，千萬不能落到日本人手裏……你們好自為之，善自為之。”他的靈柩一直沒有入土，直到1943年9月才下葬家鄉無錫。戰爭期間，榮家在上海、江蘇的所有麵粉、棉紗工廠，除了租界內的申新二廠、九廠之外，或毀於戰火，或被日本公司接管，或遭浪人砸毀，全無倖免。
此時，戰火由北而南，沿東南海岸線殘酷蔓延，這一線正是中國商業經濟最為繁華之地。自1870年的洋務運動以來，這個國家所積蓄的商業財富幾乎毀於旦夕。
（摘自吴晓波著作《跌荡一百年》，标题系编者所加）
11900年之後，正當張謇的紗廠生意十分興隆的時候，江浙一帶的民間資本也迎勢而上，紛紛投入現代的民生產業。其中，對日後影響最大的是無錫榮家兄弟。
1902年3月，一家保興麵粉廠在無錫西門外梁溪河畔的一個土墩上悄悄開業了。它占地17畝，工人30個，最顯眼的是它有4套法國造煉的大石磨，引擎60馬力，磨出來的麵粉又細又白，每日夜可出面300包。它的主要投資人是榮宗敬（1873~1927）、榮德生（1875~1952）兄弟，共集資3.9萬兩白銀。榮家兄弟出身貧寒，太平天國起事期間，無錫遭遇戰亂，榮氏一門幾乎滅絕，其父因為在上海鐵鋪當學徒才倖免于難。10多歲時，兩兄弟就背著一個小包裹到廣州、上海等地謀生計。因頭腦活絡、手腳勤快，他們竟慢慢地有了一些積蓄。到1896年，他們與父親一起在上海開了一家廣生錢莊，自己當起了小老闆。又過了幾年，錢莊生意清淡，父親也因病去世，兄弟倆決定轉行去做麵粉廠。
當時國內已開業12家機器麵粉廠，最出名的就是老狀元孫家鼐家族開辦的阜豐麵粉廠，保興是最小的一家。榮家兄弟的工廠從一開張那天起就不順利，當地鄉紳告榮家兄弟私圈農田，還投訴他們搞了一根大煙囪正對著學宮，有礙風水。一場官司風波打到了兩江總督府，幸好總督劉坤一是個洋務派，把訟書給駁了回去。麵粉生產出來以後，銷路很差，頭一個月就積壓了上千包，因為江南人以大米為主食，麵粉銷路在北方。榮家兄弟從來就沒有跨過江，對那邊的市場是兩眼一抹黑。開廠一年多，其他股東就灰心喪氣撤了資，兩兄弟只好把名字改成茂新，重新去辦了註冊。
天下的生意都是咬牙熬出來的。榮家兄弟漸漸顯出了經營上的才幹。他們先是物色到了行銷上的能人，專門去打開北方市場。他們在銷售上還動了很多腦筋，比如在麵粉包裏隨機放進一塊銅元，作為“彩頭”，給消費者帶來意外的驚喜，這種促銷花樣在很多年後仍然有效。1904年，東北爆發了日俄戰爭，麵粉需求陡然增加，生意一下子就好了起來。兩兄弟還十分重視對新技術的投入。1905年，他們得知英國的制面設備比法國的要好，馬上決定購進六部英制鋼磨機器，生產能力頓時翻了一番。不久後，他們得悉美國研製出了新的麵粉機，性能更加優良，於是又下決心舉債採購。
榮家兄弟是一對十分奇特的組合。兄長榮宗敬長得濃眉方臉，英氣逼人，做起事來雷厲風行，手段霹靂；弟弟榮德生則面圓耳長，慈眉善目，慎思篤行，穩健保守。兩人在衣著上的區別也很明顯，老大喜歡穿西裝，整日髮蠟閃閃；老二終年是青衫長褂，一副鄉紳打扮。這種截然不同、頗為互補的個性也充分體現在生意上，甚至成為榮氏事業得以壯大的最重要的保證。榮宗敬大膽擴張，見到機會咬住就上，他的經營哲學是“只要有人肯借錢，我就敢要，只要有人肯賣廠，我就敢買”，是一個典型的激進戰略癡迷者。在進口美制麵粉機時，需12萬兩白銀，茂新根本拿不出那麼多錢，榮宗敬力主向洋行借款，先付兩成，其餘兩年還清。榮德生有點遲疑，他則認定，“只有欠入，賺下還錢，方有發達之日”。1905年，就在麵粉廠剛上正軌之後，榮宗敬當即提出“吃著兩頭，再做一局”，再辦一家棉紡廠。從此，榮家靠麵粉、紡紗起家，“既管吃，又管穿”，構築出一個驚人的商業王國。當然，他的冒進個性也常常陷企業於巨大的危機。1907年，榮宗敬在上海做金融投機失手，造成數萬元的巨額損失，連他先父創辦的廣生錢莊都搭了進去，錢莊被迫倒閉關門。生死關頭，身在無錫的榮德生捧著自家田單及房屋單契，火速趕到上海，以此作保，才把榮宗敬從爛泥中拉了出來。
後來20多年中，這種危急景象居然發生了多次，榮宗敬舔淨傷口，依然猛打猛衝，榮德生則在後面掩護救難，每每把兄長和公司從懸崖邊拉回。就這樣，榮家事業在激進與保守之間，十分奇妙而迅猛地擴張。
2
事實上，自1911年之後的16年間，由於國家一直處在軍閥割據及分裂中，這客觀上造成了中央集權政府的弱勢，是自“五胡亂華”的南北朝以來，1400年間第一次出現“中央真空”。於是，這段時間成了一個絕對自由，而自由又變得十分嚇人的時代。
在此16年中，中國民營經濟迎來了一個“黃金年代”，這也是百年中唯一的“黃金年代”。
……
從1912年到1917年，無錫的榮家兄弟一口氣開出了九家工廠。
茂新麵粉廠辦了八年之後，終於站穩腳跟，到1910年，工廠產量比初建時大了十倍，已經是國內數一數二的大廠了。這時候，兩兄弟兵分兩路，老二榮德生留守無錫，老大榮宗敬去了上海。1912年，榮宗敬在上海新閘橋開出第二家麵粉廠，起名福新。他在股東會上提出，為了擴大再生產，三年內不提紅利，所有的錢全部拿出來“滾雪球”。
為了加快“雪球”的滾動速度，以冒險為樂事的榮宗敬採取了新建、租辦和收購等多種手段。在上海灘上，他放出風聲：“只要有人願意把廠子賣出來，我就敢買。”1913年夏天，他租下陷入困境的中興麵粉廠（兩年後全資收買，改名為福新四廠），到了冬天，在中興廠東面，新建福新二廠。1914年6月，他又在福新一廠的旁邊吃進土地，建起福新三廠。
至此，在上海閘北的光復路上，沿蘇州河，一字排開四家榮家麵粉廠。其高聳的煙囪日日濃煙滾滾，機器的軋軋聲晝夜不絕，蘇州河裏運麥裝面的船隻更是川流不息，景象已是十分壯觀。1916年，榮宗敬又遠赴漢口，建福新五廠，第二年，租辦上海老牌的華資麵粉廠華興，改名為福新六廠。從此，無錫榮氏兄弟的名聲轟響於中國商界。
榮宗敬是一個瘋狂的擴張主義者，他開工廠有兩大手段，一是求多，一是求新。他的經營哲學在下面這段話中透露無遺：“造廠力求其快，設備力求其新，開工力求其足，擴展力求其多。因之無月不添新機，無時不在運轉。人棄我取，將舊變新，以一文錢做三文錢的事，薄利多做，競勝於市場，庶必其能成功。”在講求規模效應的同時，他在品質上也是不惜血本，工廠購置的制面設備都是當時最先進的美制機磨和600筒麵粉機。他又根據中國小麥的特點，對打麥機、蕎子機和圓篩等設備進行了技術改進，使得麵粉的品質和產量都高於同期的外國工廠。
榮宗敬在上海等地拳打腳踢，弟弟榮德生在老家也沒有閑著。當時無錫有五家麵粉廠，1914年，他收購惠元麵粉廠，改為茂新二廠，不久又租辦了泰隆、寶新兩廠，於是，五家工廠有四家歸入榮氏旗下。
短短五年中，榮家手握十家麵粉廠（其中八家自有，兩家租辦），每日夜可出麵粉4.2萬袋，已是無人可敵的“麵粉大王”。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歐洲工業停滯，麵粉軍需卻暴增。中國麵粉以價格低廉、產量可觀而一躍成為全球新出現的採購市場，榮家的“兵船”牌麵粉遠銷到歐洲和南洋各國，因品質穩定，它成了中國麵粉的“標準面”。
在麵粉上陡成霸業的同時，榮家的棉紗工廠竟也同步急進。
創辦於1905年的振新紗廠到1912年的時候已經很賺錢了，每年可得利潤20余萬元。1915年，榮宗敬在上海郊外的周家橋開建申新紗廠，購英制紡機36台，第二年投產開工，正趕上歐戰期間的需求饑渴。上海的棉紗價格大漲，從每件90餘兩狂漲到200兩，出現了“一件棉紗賺一個元寶”的暴利景象。申新在開工後的三年裏，棉紗產量從3584件增加到9811件，棉布產量從2.9萬匹增加到12.8萬匹，贏利更是驚人，從開辦當年的2.06萬元增加到22.2萬元，3年增長10餘倍。
榮宗敬還幹了一件讓中國商界很長臉的事情。1917年，他出40萬元買下上海一家原本由日本商人經營的紗廠，改名為申新二廠。自1884年“紅頂商人”胡雪岩鬥絲慘敗後，上海棉紗業先為英美商人控制，後成日本公司天下。如今，中國企業竟有氣魄和能力收購日本企業，一時成了埠上讓人津津樂道的新聞。
榮家兄弟在這些年所取得的成就，是新一輪工業化浪潮的縮影。
3
“五四運動”在7月份達到高潮，日本對華出口幾乎斷絕。抵制效果從後面兩年的貿易資料中清晰地呈現出來。1920年，日本對華進口額比1919年下降7.2%，損失達2915萬美元，而其他國家的對華出口卻增長33.3%。1921年日本對華出口又同比下降8696萬美元，同期，其他國家的進口則增長30%以上。美國經濟學家認為，這說明從1919年開始的抵制日貨運動，無論中國付出了什麼代價，都已成功地造成了日本在貿易、航運和工業方面的重大損失。據當時觀察家的記錄，抵制運動在華東地區推動了民族棉紗業的發展，在華南則為煙草和針織業提供了極為有利的市場環境。時任美國駐中國大使保羅•雷恩斯在寫給國會的信中就認為：“它給中國工業發展帶來了巨大的動力，並且給製造商和政府一個提示，即什麼是一場刺激國內工業發展的運動應該做到的。”
與此同時，一個十分有趣的現象是，在震耳欲聾的愛國呼聲中，天性反對動盪的商人們還十分注意抵制運動的邊界，不使之滑向社會秩序全面崩潰的境地。在整個運動過程中，企業家做了大量的工作，儘量把運動的邊界局限在非暴力的範圍內。他們多次撰文呼籲，“惟予竊欲警告國民，萬不可任令群眾再有激烈行動”。
6月份，就當紗廠聯合會決議聯合罷業的時候，榮宗敬曾經為此專門設宴招待歐美商人及外交人士。他解釋說：“（敝國）曆受諸貴國文明感化，雖罷課、罷市、罷工達十天有餘，而仍安靜如常，絕無一毫暴動，當可邀世界諸大國共諒。”接著，他講了一番很有技巧性的話：“敝國人士，一致戒用日本貨，而歐美諸大國之貨暢銷敝國，至好時機也。歐戰四年余，諸貴國銷行東亞之貨，被日本國爭攫殆盡，今公理戰勝，諸貴國正可廣造物品暢行東亞，今為在席諸公賀，而彼此聯絡友誼更加密切。”言下之意，中國抵制日貨，大大有利於歐美商品回歸中國市場，道理所及，當然很是引得歐美人的歡喜認同。
除了推動消費市場上的抵制運動之外，企業家們更利用這股愛國熱潮，奪取了產業經濟的某些主導權。麵粉和棉紗“兩料大王”榮宗敬就做成了兩件很有利於民族產業的大事。
從1919年的夏天開始，榮宗敬就四處奔走，聯絡麵粉業人士，自行組織麵粉交易所。當時在上海，日本商人開設了麵粉取引所（交易所），經營面、麥的期貨交易，基本控制了上海市場的原料和成品的價格，華人企業多年仰其鼻息而無可奈何。榮宗敬乘群情激奮之際，提出自辦交易所，擺脫日本人的控制，此議得到同業的一致回應。1920年1月11日，中國機制麵粉上海貿易所（後改名為上海麵粉交易所）宣告成立，籌集股本50萬元，榮宗敬、王一亭等滬上面業大亨均為理事。
同時，榮宗敬積極籌建紗布交易所。作為上海最重要也是那些年贏利最強的民族產業，棉紗的原料期貨交易也被日商開辦的取引所掌控。每年的棉花和紗布交易量非常大，各棉紗廠雖有心掙脫日商控制，但是也很擔心操作不當，重蹈當年胡雪岩的覆轍。所以榮宗敬提出，必須協同一心，斷流開源。在他的召集下，華商紗廠聯合會的所有會員齊聚一堂，通過了兩條跟日商決裂的原則：一是各廠不從日商的取引所採購棉花，必堅持到底；二是凡在取引所買賣棉花和紗布的行號或掮客，各廠與之斷絕往來，並登報宣佈此旨。與會廠商被要求一一舉手，以示慎重通過。1921年7月1日，紗布交易所正式開幕，籌集股本200萬元，榮宗敬、穆藕初等人為發起股東。
麵粉和紗布兩個交易所的建立，意味著這兩大民族產業的期貨價格主導權回歸華商。這是企業家階層借“五四運動”的東風打贏的兩場漂亮的商戰，特別是紗布交易所的建立，也算是給亂墳堆裏的胡雪岩一個遲到了30多年的告慰。
4
在1922年，南通模式還是如此的迷人和讓人感奮，在很長時間裏它成為企業家的夢想。也是在這一年，老買辦朱葆三在上海郊區購置1000畝地，設想建立一個類似南通的試驗城。而榮家兄弟則嘗試著在自己的工廠裏搞了一個“勞工自治區”。“自治區”設在家鄉無錫，建有男、女職工單身宿舍和職工家屬宿舍，宿舍分區、村、室三級，由工人自己推選各級負責人員進行管理；還興辦了食堂、儲蓄所、合作社、醫院、工人夜校、子弟學校、圖書館、電影場，乃至公墓、功德祠、尊賢堂，工人從生活、教育、文化娛樂、勞動保險到生老病死諸多方面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障，可謂社會功能一應俱全，宛若一個獨立的“公社”。到後來，為了處理各種糾紛事宜，“自治區”內還設了一個工人自治法庭。“自治區”的建立，一方面實踐了榮家兄弟的社會理念，另一方面也直接帶來了生產效率的提高，榮德生經常在週末集體訓話時宣傳自己的“自治主張”：“廠方的利益，就是各工友的利益，勞資應該充分合作，團結一致，否則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5
從1934年開始，中國經濟陷入了一場空前的大蕭條。
一切大的危機都是內外交困的結果，此次也不例外。內因是已經描述過的種種亂世景象，外因卻非常奇特，竟然是受了“羅斯福新政”的影響。當時的中國人中知道羅斯福這個美國總統的大概不會超過500人，他卻影響了至少5000萬人的生計。
美國經濟從1929年的“黑色星期四”開始崩塌，其後四年慘不忍睹。1933年4月，佛蘭克林•D•羅斯福接替焦頭爛額的胡佛擔任美國總統。他以“看得見的手”推出了眾多強勢的國家干預政策，包括禁止私人儲存黃金和黃金證券、使美元貶值40.94%以及加大重工業和基礎設施的投資等等，把美國經濟拉出了泥潭，這就是著名的“羅斯福新政”。新政中很重要的一項是暫時放棄金本位，這直接導致了世界白銀市場的價格大漲，白銀每盎司價格從1932年的0.27美元上漲到1933年4月的0.45美元，到1935年更升至0.67美元。羅斯福的政策刺激了美國經濟的復蘇，卻“意外”地傷害到了大洋另一端脆弱的中國經濟。白銀漲價讓中國的銀元快速增值，直接導致中國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優勢頓失，商品出口大幅減少，而在國內則誘發了金融和工商業動盪，大量白銀外泄、原材料價格跌落、消費市場陷入低迷。
民國經濟學家劉大鈞提供的資料反映了當時的景象：中國商品的淨出口從1931年的14.17億元猛降到1934年的5.35億元，棉紗出口從1929年的34萬擔降到1935年的24萬擔，生絲從42萬擔降到18萬擔，茶葉從94萬擔降到63萬擔。出口萎縮首先影響到農產品價格，從1931年到1934年，全國國民生產總值中的農業產值竟下降了47%，農村一片哀鴻蕭條。
1934年7月4日，就在孔祥熙宣佈對日有利的新稅則的第二天，中國最大的民族紡織企業上海申新總公司公開登報，宣告“擱淺”。榮家兄弟陷入創業以來的最大危機，當時的兇險景象竟與12年前發生在南通張謇身上的那一幕驚人相似。
就在兩年前，榮家事業還處在巔峰。當時申新紗廠約占全國民族資本棉紗廠紗錠數的20%，布機數占28%，茂新和福新的麵粉廠規模占全國同行業的1/3左右，占上海市的1/2，其旗下企業總數達21家，赫然是當時國內規模第一的民營實業集團。榮宗敬曾很得意地對友人說：“當今中國人，有一半是穿我的、吃我的。”1933年是他的60歲大壽，在賀壽堂會上，他很興奮地對濟濟一堂的賓客說：“烈士暮年，壯心不已，吾今已屆六十，紗錠數達到六十萬，我還要活到七十歲、八十歲，紗錠要達到七十萬、八十萬……”堂下，一片歡騰喝彩聲。
榮家事業的迅猛發展靠的是瘋狂的舉債擴張戰略。就在榮宗敬講那番豪言的時候，申新資產共值6898萬銀元，而負債達6375萬銀元，處在一個十分緊繃的狀態中。轉眼間，市場突變，榮家首當其衝。到1934年初，榮家麵粉工廠全面停產，申新各廠也風雨飄搖。榮宗敬在給友人的信中說：“花貴紗賤，不敷成本，織紗成布，布價僅及紗價，銷路不暢，存貨山積。”到1934年3月，上海所有銀行已無一家肯對榮家放款，連榮氏參股的16家錢莊也關上了大門。榮宗敬一度急得要自殺，陳光甫和宋漢章兩人在榮宅陪他一宿，溫言相勸，他才算是沒有走上絕路。在申新宣告“擱淺”前幾天，陳光甫天天都在申新總公司等到深夜一兩點。客觀而言，榮家之所以會陷入如此大的危機，與榮宗敬的激進做法有很大關係。很多年後，陳光甫評論說：“榮宗敬的申新企業是全國紡織企業中最大的，為了增加銀行存款，鞏固我們的地位，我們樂意與他合作；而他當時急需資金來更新擴大，自然也希望與我們合作。結果，沒有充分調查他的實際需要和個人性格，我們就提供了大筆貸款給他，導致我們資金周轉困難，甚至影響了活期存款的運行。”
好在榮家還有一個稍稍保守的榮德生。6月28日，榮宗敬派人到無錫向弟弟求救，族內有人擔心，去救上海申新會把無錫的產業也拖進泥潭。榮德生執一茶壺在手說：“我與哥哥好比這個壺，一經破裂，雖持半壺在手，亦複何用？”他當夜把家中所有的地契和有價證券全部收羅起來，第二天清晨就趕到上海，在陳光甫、宋漢章的斡旋下，中國銀行和上海銀行聯合借款220萬元，這才稍解燃眉之急。
但是，區區200多萬元僅夠榮家多吸幾天的氧氣，當時申新總公司每年的通稅和利息支出就在1000萬元以上。一周後，申新不得不登報宣告“擱淺”。
榮家若垮，中國民族紡織業和麵粉業的半壁江山就塌掉了，這是人人皆知的事實。而且，與華商在這兩個市場上競爭最激烈的就是日本企業，它們在棉紡織業擁有1/3左右的市場份額，幾年來的抵制日貨運動和宋子文的反日政策曾經讓它們元氣大傷，但是現在孔祥熙的新稅則及經濟危機卻給了日本企業反撲的大好機遇。很顯然，這裏正進行著一場沒有硝煙的“抗日戰爭”。
這時候，唯一能救榮家的，只有國民政府了。
6
1937年7月10日，是上海市政府成立10周年紀念日，而再過一個月，就是南京國民政府成立10周年紀念日。上海市中心舉行了盛大的慶祝大會，近萬人湧進會場觀看慶祝儀式，並參觀了6個成就展覽。這時候的上海正宛若一顆“東方明珠”，全國金融業資產的3/4聚集在這裏。53%的對外貿易和25%的國內外航運通過這裏運轉。在現代製造業方面，上海是“民族工業的中心”，全國近4000家現代工廠中，有1200多家開設於此，無論是資本投資額、現代新式機器的使用，還是勞動力的規模，上海都堪稱第一。這一天的上海灘，到處洋溢著快樂的激情。但是，一本關注時局的雜誌《人民論壇》則刊登了一篇時評，題為《上海成立日慶典的幽靈》。作者寫道：“總有一個幽靈遊蕩在慶祝活動中：戰爭的幽靈。”
就在三天前，日本軍隊在北平附近的盧溝橋對中國軍隊發動了攻擊，它被稱為“七七事變”。從這一天起，中國捲入一場長達8年的艱苦抗戰。
8月8日，日軍攻入北平城，隨即長驅南下進擊上海，超過400萬難民湧進租界。在後面的3個月裏，70萬中國軍隊進行了英勇的抵抗，11月8日上海淪陷。12月13日，首都南京淪陷，日軍實施了慘絕人寰的大屠殺，超過35萬軍民喪生。國民政府遷往重慶。日軍劍鋒直逼武漢，遙望重慶，東京宣稱將在3個月內滅亡中國。
戰爭爆發了。一切都變得身不由己。
在國家存亡的重大時刻，企業家們的事業是如此的脆弱，它如蠶絲在大風中飄蕩，大大小小的企業家跟那個時代中的每個中國人一樣，突然間與民族命運這個大道義站在了一起。
就在這場改變了中國命運的戰爭到來之前，中國商業界的人們在做些什麼呢？
……
與官僚資本集團的骯髒不同，民營企業家們則正在自己的事業裏各自奮鬥。如果沒有戰爭，他們將迎來一個不錯的年份。
榮宗敬正在與工程師們潛心研製新的機器，預計每月可造紗錠5000枚，每天可造新式布機8台，性能比日本、英國的同類機器還好，價格卻便宜一半。在過去的3年裏，榮家經歷了地獄般的煎熬，好在上蒼保佑，終於滾爬了過來，申新事業從上一年秋天開始重回正軌。夏天，榮德生的四兒子、21歲的榮毅仁從聖約翰大學畢業了，上年他剛剛與出身無錫望族的楊鑒清結婚，7月1日，風華正茂的榮毅仁被老榮派到茂新麵粉二廠擔任助理經理。他興致勃勃地草擬了一份計畫，準備在全國建幾十個麵粉廠，形成“麵粉托拉斯”。榮德生笑著對他說：“你的瘋狂勁頭不像我，倒像你大伯。”
……
然而，7月7日的炮火打斷了這所有的一切。
榮家經略了30多年的龐大產業聚集於上海和江蘇，全數都在日軍的炮火覆蓋之下。淞滬會戰時，日軍與抵抗的十九路軍在閘北和滬東一線展開激戰，榮家的幾家工廠都在戰區內，均為日軍攻擊的目標。
8月13日，申新五廠遭到攻擊，中日軍隊在廠區附近激烈交戰，工廠停產，日軍佔領廠區，所有設施全部被毀。隨即，申新六廠、七廠被戰火燒毀，多部機器被日軍拆毀；福新一、三、六廠被日軍強佔為辦事處和軍用材料的倉庫。日軍轟炸機向設備最為先進的申新一廠、八廠投下了18枚炸彈，當場炸死70多人，傷350多人，榮德生的大兒子榮偉仁險遭不測。日軍把紗料當被子，把機器和麵粉包當掩體。
11月，上海失守後，榮家在上海的最強對手日本豐田紗廠—就是兩年前競購申新七廠未遂的那家日資企業—乘亂雇了一批日本浪人和流氓沖進申新八廠，用重磅榔頭把殘餘的126台精紡機盡數砸毀，車頭、馬達、油箱全部敲爛，皮帶盤、滾筒也都打得粉碎，還把倉庫裏的棉花、棉紗、棉布全都掠走。11月15日，無錫淪陷，日軍搶走茂新一廠倉庫裏的4萬袋麵粉，然後放火燒毀廠房機器，大火燒了半個月，榮家的發祥地變成一片瓦礫。申新三廠曾經為國軍製造過軍用服裝，更成日軍報復對象，他們用硫磺火藥和柴油焚燒了工廠和倉庫。
戰事中，無錫、上海兩地企業設備被毀紗錠18.7萬枚、布機2726台、粉磨36部，榮家產業三去其二。面對慘景，榮家兄弟束手無策，他們唯一能做的事情是，儘量把工人疏散到安全的地帶，把茂新四廠庫存的幾萬包麵粉和數千擔小麥，全部運出來給中國軍隊做軍糧。
……
1937年11月，上海淪陷後，滬上幾乎所有知名的商賈大亨都星夜出逃避難，只有少數人因為各種原因留了下來。
榮家兄弟決定一走一留。上海淪陷後，他們的生命面臨危險，畢竟在過去的那麼多年裏，他們一直是日本紡織和麵粉企業在中國市場的最大敵人。兩兄弟決定分擔去留，較為溫和、一直駐守無錫的榮德生到上海主持總務，大哥榮宗敬先離開躲避一下。
1938年1月4日深夜，榮宗敬從榮公館的後門出走，乘上轎車疾馳在黃浦江邊，在月色掩護下登上小火輪，悄悄逃往香港。一個月後，65歲的他因焦慮過度，導致腦溢血突發，不治而逝，臨終遺言曰：“那些廠子，來之不易，千萬不能落到日本人手裏……你們好自為之，善自為之。”他的靈柩一直沒有入土，直到1943年9月才下葬家鄉無錫。戰爭期間，榮家在上海、江蘇的所有麵粉、棉紗工廠，除了租界內的申新二廠、九廠之外，或毀於戰火，或被日本公司接管，或遭浪人砸毀，全無倖免。
此時，戰火由北而南，沿東南海岸線殘酷蔓延，這一線正是中國商業經濟最為繁華之地。自1870年的洋務運動以來，這個國家所積蓄的商業財富幾乎毀於旦夕。
（摘自吴晓波著作《跌荡一百年》，标题系编者所加）
紐約時報追問臥槽泥馬
A Dirty Pun Tweaks China’s Online Censors
BEIJING — Since its first unheralded appearance in January on a Chinese Web page, the grass-mud horse has become nothing less than a phenomenon.
A YouTube children’s song about the beast has drawn nearly 1.4 million viewers. A grass-mud horse cartoon has logged a quarter million more views. A nature documentary on its habits attracted 180,000 more. Stores are selling grass-mud horse dolls. Chinese intellectuals are writing treatises on the grass-mud horse’s social importance. The story of the grass-mud horse’s struggle against the evil river crab has spread far and wide across the Chinese online community.
Not bad for a mythical creature whose name, in Chinese, sounds very much like an especially vile obscenity. Which is precisely the point.
The grass-mud horse is an example of something that, in China’s authoritarian system, passes as subversive behavior. Conceived as an impish protest against censorship, the foul-named little horse has not merely made government censors look ridiculous, although it has surely done that.
It has also raised real questions about China’s ability to stanch the flow of information over the Internet — a project on whic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lready has expended untold riches, and written countless software algorithms to weed deviant thought from the world’s largest cyber-community.
Government computers scan Chinese cyberspace constantly, hunting for words and phrases that censors have dubbed inflammatory or seditious. When they find one, the offending blog or chat can be blocked within minutes.
Xiao Qiang, an adjunct professor of journalism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who oversees a project that monitors Chinese Web sites, said in an e-mail message that the grass-mud horse “has become an icon of resistance to censorship.”
“The expression and cartoon videos may seem like a juvenile response to an unreasonable rule,” he wrote. “But the fact that the vast online population has joined the chorus, from serious scholars to usually politically apathetic urban white-collar workers, shows how strongly this expression resonates.”
Wang Xiaofeng, a journalist and blogger based in Beijing, said in an interview that the little animal neatly illustrates the futility of censorship. “When people have emotions or feelings they want to express, they need a space or channel,” he said. “It is like a water flow — if you block one direction, it flows to other directions, or overflows. There’s got to be an outlet.”
China’s online population has always endured censorship, but the oversight increased markedly in December, after a pro-democracy movement led by highly regarded intellectuals, Charter 08, released an online petition calling for an end to the Communist Party’s monopoly on power.
Shortly afterward, government censors began a campaign, ostensibly against Internet pornography and other forms of deviance. By mid-February, the government effort had shut down more than 1,900 Web sites and 250 blogs — not only overtly pornographic sites, but also online discussion forums, instant-message groups and even cellphone text messages in which political and other sensitive issues were broached.
Among the most prominent Web sites that were closed down was bullog.com, a widely read forum whose liberal-minded bloggers had written in detail about Charter 08. China Digital Times, Mr. Xiao’s monitoring project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called it “the most vicious crackdown in years.”
It was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that the grass-mud horse and several mythical companions appeared in early January on the Chinese Internet portal Baidu. The creatures’ names, as written in Chinese, were innocent enough. But much as “bear” and “bare” have different meanings in English, their spoken names were double entendres with inarguably dirty second meanings.
So while “grass-mud horse” sounds like a nasty curse in Chinese, its written Chinese characters are completely different, and its meaning —taken literally — is benign. Thus the beast not only has dodged censors’ computers, but has also eluded the government’s own ban on so-called offensive behavior.
As depicted online, the grass-mud horse seems innocent enough at the start.
An alpaca-like animal — in fact, the videos show alpacas — it lives in a desert whose name resembles yet another foul word. The horses are “courageous, tenacious and overcome the difficult environment,” a YouTube song about them says.
But they face a problem: invading “river crabs” that are devouring their grassland. In spoken Chinese, “river crab” sounds very much like “harmony,” which in China’s cyberspace has become a synonym for censorship. Censored bloggers often say their posts have been “harmonized” — a term directly derived from President Hu Jintao’s regular exhortations for Chinese citizens to create a harmonious society.
In the end, one song says, the horses are victorious: “They defeated the river crabs in order to protect their grassland; river crabs forever disappeared from the Ma Le Ge Bi,” the desert.
The online videos’ scenes of alpacas happily romping to the Disney-style sounds of a children’s chorus quickly turn shocking — then, to many Chinese, hilarious — as it becomes clear that the songs fairly burst with disgusting language.
To Chinese intellectuals, the songs’ message is clearly subversive, a lesson that citizens can flout authority even as they appear to follow the rules. “Its underlying tone is: I know you do not allow me to say certain things. See, I am completely cooperative, right?” the Beijing Film Academy professor and social critic Cui Weiping wrote in her own blog. “I am singing a cute children’s song — I am a grass-mud horse! Even though it is heard by the entire world, you can’t say I’ve broken the law.”
In an essay titled “I am a grass-mud horse,” Ms. Cui compared the anti-smut campaign to China’s 1983 “anti-spiritual pollution campaign,” another crusade against pornography whose broader aim was to crush Western-influenced critics of the ruling party.
Another noted blogger, the Tsinghua University sociologist Guo Yuhua, called the grass-mud horse allusions “weapons of the weak” — the title of a book by the Yale political scientist James Scott describing how powerless peasants resisted dictatorial regimes.
Of course, the government could decide to delete all Internet references to the phrase “grass-mud horse,” an easy task for its censorship software. But while China’s cybercitizens may be weak, they are also ingenious.
The Shanghai blogger Uln already has an idea. Blogging tongue in cheek — or perhaps not — he recently suggested that online democracy advocates stop referring to Charter 08 by its name, and instead choose a different moniker. “Wang,” perhaps. Wang is a ubiquitous surname, and weeding out the subversive Wangs from the harmless ones might melt circuits in even the censors’ most powerful computer.
Zhang Jing contributed research.
BEIJING — Since its first unheralded appearance in January on a Chinese Web page, the grass-mud horse has become nothing less than a phenomenon.A YouTube children’s song about the beast has drawn nearly 1.4 million viewers. A grass-mud horse cartoon has logged a quarter million more views. A nature documentary on its habits attracted 180,000 more. Stores are selling grass-mud horse dolls. Chinese intellectuals are writing treatises on the grass-mud horse’s social importance. The story of the grass-mud horse’s struggle against the evil river crab has spread far and wide across the Chinese online community.
Not bad for a mythical creature whose name, in Chinese, sounds very much like an especially vile obscenity. Which is precisely the point.
The grass-mud horse is an example of something that, in China’s authoritarian system, passes as subversive behavior. Conceived as an impish protest against censorship, the foul-named little horse has not merely made government censors look ridiculous, although it has surely done that.
It has also raised real questions about China’s ability to stanch the flow of information over the Internet — a project on whic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lready has expended untold riches, and written countless software algorithms to weed deviant thought from the world’s largest cyber-community.
Government computers scan Chinese cyberspace constantly, hunting for words and phrases that censors have dubbed inflammatory or seditious. When they find one, the offending blog or chat can be blocked within minutes.
Xiao Qiang, an adjunct professor of journalism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who oversees a project that monitors Chinese Web sites, said in an e-mail message that the grass-mud horse “has become an icon of resistance to censorship.”
“The expression and cartoon videos may seem like a juvenile response to an unreasonable rule,” he wrote. “But the fact that the vast online population has joined the chorus, from serious scholars to usually politically apathetic urban white-collar workers, shows how strongly this expression resonates.”
Wang Xiaofeng, a journalist and blogger based in Beijing, said in an interview that the little animal neatly illustrates the futility of censorship. “When people have emotions or feelings they want to express, they need a space or channel,” he said. “It is like a water flow — if you block one direction, it flows to other directions, or overflows. There’s got to be an outlet.”
China’s online population has always endured censorship, but the oversight increased markedly in December, after a pro-democracy movement led by highly regarded intellectuals, Charter 08, released an online petition calling for an end to the Communist Party’s monopoly on power.
Shortly afterward, government censors began a campaign, ostensibly against Internet pornography and other forms of deviance. By mid-February, the government effort had shut down more than 1,900 Web sites and 250 blogs — not only overtly pornographic sites, but also online discussion forums, instant-message groups and even cellphone text messages in which political and other sensitive issues were broached.
Among the most prominent Web sites that were closed down was bullog.com, a widely read forum whose liberal-minded bloggers had written in detail about Charter 08. China Digital Times, Mr. Xiao’s monitoring project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called it “the most vicious crackdown in years.”
It was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that the grass-mud horse and several mythical companions appeared in early January on the Chinese Internet portal Baidu. The creatures’ names, as written in Chinese, were innocent enough. But much as “bear” and “bare” have different meanings in English, their spoken names were double entendres with inarguably dirty second meanings.
So while “grass-mud horse” sounds like a nasty curse in Chinese, its written Chinese characters are completely different, and its meaning —taken literally — is benign. Thus the beast not only has dodged censors’ computers, but has also eluded the government’s own ban on so-called offensive behavior.
As depicted online, the grass-mud horse seems innocent enough at the start.
An alpaca-like animal — in fact, the videos show alpacas — it lives in a desert whose name resembles yet another foul word. The horses are “courageous, tenacious and overcome the difficult environment,” a YouTube song about them says.
But they face a problem: invading “river crabs” that are devouring their grassland. In spoken Chinese, “river crab” sounds very much like “harmony,” which in China’s cyberspace has become a synonym for censorship. Censored bloggers often say their posts have been “harmonized” — a term directly derived from President Hu Jintao’s regular exhortations for Chinese citizens to create a harmonious society.
In the end, one song says, the horses are victorious: “They defeated the river crabs in order to protect their grassland; river crabs forever disappeared from the Ma Le Ge Bi,” the desert.
The online videos’ scenes of alpacas happily romping to the Disney-style sounds of a children’s chorus quickly turn shocking — then, to many Chinese, hilarious — as it becomes clear that the songs fairly burst with disgusting language.
To Chinese intellectuals, the songs’ message is clearly subversive, a lesson that citizens can flout authority even as they appear to follow the rules. “Its underlying tone is: I know you do not allow me to say certain things. See, I am completely cooperative, right?” the Beijing Film Academy professor and social critic Cui Weiping wrote in her own blog. “I am singing a cute children’s song — I am a grass-mud horse! Even though it is heard by the entire world, you can’t say I’ve broken the law.”
In an essay titled “I am a grass-mud horse,” Ms. Cui compared the anti-smut campaign to China’s 1983 “anti-spiritual pollution campaign,” another crusade against pornography whose broader aim was to crush Western-influenced critics of the ruling party.
Another noted blogger, the Tsinghua University sociologist Guo Yuhua, called the grass-mud horse allusions “weapons of the weak” — the title of a book by the Yale political scientist James Scott describing how powerless peasants resisted dictatorial regimes.
Of course, the government could decide to delete all Internet references to the phrase “grass-mud horse,” an easy task for its censorship software. But while China’s cybercitizens may be weak, they are also ingenious.
The Shanghai blogger Uln already has an idea. Blogging tongue in cheek — or perhaps not — he recently suggested that online democracy advocates stop referring to Charter 08 by its name, and instead choose a different moniker. “Wang,” perhaps. Wang is a ubiquitous surname, and weeding out the subversive Wangs from the harmless ones might melt circuits in even the censors’ most powerful computer.
Zhang Jing contributed research.
2009年4月8日星期三
泰式按摩與泰式民主
泰國女技師拿著我的手錶端詳了好長時間。多長時間我忘記了。不過，我還是例行問了他們對於他信以及後任的預期。那是在去年了，地點是在香港機場酒店。她45歲左右，相信他信是治國能臣，“說話算數”。
點（壓）法 、揉（拿）法、推法、劈叩法、踩（跪）法、運動關節法，都用上了。你會以為自己是在泰國。
其實我一直對泰國美女懷有憧憬，主要是上次軍變之後，他信下臺，美女上街犒軍，看起來真的很美。
上臺下臺的人，都屈膝于泰王跟前，身姿靈活。
阿披實才當總理沒幾天，大風暴又開始了。他信捲土重來。
這種動盪，很容易讓人想到，亞洲人的民主是靠不住的。陳水扁、盧武鉉也都糾纏於腐敗案漩渦。菲律賓的美式民主也一樣不管用，阿羅約的男人帶頭腐敗。
其實太平洋那頭，奧巴馬也頭大，提名高官，個個曝出醜聞。
俄羅斯官僚體系也面臨考驗。普京總理和梅德維傑夫總統看似不太和諧。
告別2008年的選舉高峰，民主好像正被經濟危機所淹沒。還好，有泰國在，看似風起雲湧，實際，就像一群人按摩。民主的鐘擺，就這樣不停修復。
民主嘛，就是要這樣推來拿去。頂頂背，動動腿。你還可以看到坦克旁邊妖嬈的美人和玫瑰，而不是鮮血淋淋。
不許開槍，我要泰式按摩。
2009年4月7日星期二
表妹的簡歷
表妹要畢業了。弟弟發來她的簡歷。
綜合獎學金情況：獲得一等獎學金1次、二等獎學金2次、三等獎學金2次。
其他獲獎情況：2007年9月被評為 “三下鄉先進個人”；
2007年5月獲學院“五四杯”演講賽一等獎；
2006年9月獲“優秀實踐論文”獎；
2006-2007年度被評為重慶市“優秀學生幹部”；
2006-2007年度被評為 “優秀團幹部”；
2006-2007年度被評為學院“優秀團幹部”；
2005-2006年度被評為 “優秀團員”；
2003-2005年度被評為 “文明大學生”。
在校期間未受任何處分。
參加社會活動：
2005—2008年義務獻血共計四次；
2007年5月組織策劃綠色校園行；
2006年5月組織策劃學院“五四杯”演講賽；
2006年4月組織策劃學院參與大學田徑運動會；
2006年1月組織策劃學院新生團拜會。
任職情況：
2007年至今擔任學院學工助理；
2006-2007學年度擔任學院團總支學生會副書記；
2005-2006學年擔任學院2005級XX班班長。
簡歷上寫到：身高162釐米。
她是600萬畢業生裏面的一個。
“2005—2008年義務獻血共計四次”寫進了簡歷。我有點心痛。
綜合獎學金情況：獲得一等獎學金1次、二等獎學金2次、三等獎學金2次。
其他獲獎情況：2007年9月被評為 “三下鄉先進個人”；
2007年5月獲學院“五四杯”演講賽一等獎；
2006年9月獲“優秀實踐論文”獎；
2006-2007年度被評為重慶市“優秀學生幹部”；
2006-2007年度被評為 “優秀團幹部”；
2006-2007年度被評為學院“優秀團幹部”；
2005-2006年度被評為 “優秀團員”；
2003-2005年度被評為 “文明大學生”。
在校期間未受任何處分。
參加社會活動：
2005—2008年義務獻血共計四次；
2007年5月組織策劃綠色校園行；
2006年5月組織策劃學院“五四杯”演講賽；
2006年4月組織策劃學院參與大學田徑運動會；
2006年1月組織策劃學院新生團拜會。
任職情況：
2007年至今擔任學院學工助理；
2006-2007學年度擔任學院團總支學生會副書記；
2005-2006學年擔任學院2005級XX班班長。
簡歷上寫到：身高162釐米。
她是600萬畢業生裏面的一個。
“2005—2008年義務獻血共計四次”寫進了簡歷。我有點心痛。
到哪里去
國家新聞出版總署日前印發《關於進一步推進新聞出版體制改革的指導意見》，提出：擴大對外交流，積極實施“走出去”戰略。充分利用國際國內兩種資源、兩個市場，努力推動新聞出版產品通過各種管道進入國外主流市場、國際漢文化圈和港澳臺地區。抓好“走出去”重大工程項目的組織實施工作，著力打造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外向型出版傳媒企業，打造具有重要影響力的國際出版版權交易平臺。加強出版物內容和形式的創新，採取多種措施鼓勵版權輸出和實物出口。鼓勵以政府資助方式進行優秀作品和著作的相互翻譯出版。鼓勵有條件的出版傳媒企業採取獨資、合資、合作等形式，到境外興辦報紙、期刊、出版社、印刷廠等實體，拓展國外和港澳臺地區市場，進一步擴大中華文化的國際影響力和傳播力。臺灣經濟日報報導時解讀稱：由於大陸迄今對於新聞出版品仍采高度管制，絕大多數報刊與雜誌仍隸屬於黨政機關。這些報刊雜誌基本上無需自行負擔盈虧，大陸報紙期刊數量之多，幾乎可以稱冠全球。
网络流传的山寨版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9年4月6日星期一
新聞週刊：陳竺這些留洋官員
China’s Best Westerns
Chen Zhu is a new model Chinese leader, a non-communist who trained in the West.
By Mary Hennock NEWSWEEK
Published Mar 28, 2009
From the magazine issue dated Apr 6, 2009
In the relative privacy of the minibus, Chen Zhu lets down his guard. "It's a shame," China's health minister almost whispers, glancing at his hands. Between stops on a whirlwind morale-boosting tour of Beijing's outlying health facilities, he's remembering the worst crisis since his appointment to the job in June 2007. "There was a warning," he says. When he heard of a strange epidemic of kidney stones among Chinese infants last September, his first thought was of the American dogs and cats that died after developing kidney stones from eating melamine-tainted pet food from China in 2007.
Those pet deaths should have alerted China's food-safety authorities to the risk that melamine, which gives falsely high protein readings, might resurface in other foods, Chen says. "I believe there was not much attention paid to that [North American] case—not enough," says Chen, whose ministry took over food safety in mid-2008. "Otherwise, if the management was a little bit tighter …" Instead, corrupt officials tried to cover up the baby-formula problem for months. Six infants died and 300,000 were sickened because the formula wasn't taken off the market fast enough. "We cannot say 'If, if'," Chen adds. "We have to face the reality here. But these are the lessons we've learned." The minibus pulls up at Chen's next stop, and he climbs out, smiling and shaking hands.
Evidence that these lessons have been taken to heart came this month, when China's Parliament passed a new food-safety law, ensuring that the issue is now overseen by a cabinet-level body and that Chen's Health Ministry leads a huge project aimed at improving Chinese standards. Beyond that, however, Chen's moment of introspection was remarkably revealing. Most apparatchiks are obsessed with projecting an air of determined competence, if not infallibility; mistakes are admitted only under duress.
But Chen, 55, is no bland bureaucrat. He's only the second Chinese minister not to be a memb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36 years. The firs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inister Wan Gang, was appointed in April 2007. The two of them are leading members of a generation of Chinese officials just now coming into power—men (and a few women) who take a more sophisticated approach to governing. They're defined by a "growing professionalism, a greater emphasis on functional expertise, a greater emphasis on actual performance as opposed to who might be in your network … [and] a growing emphasis on pure competence," says Kenneth Jarrett, a former U.S. diplomat who served as Asia director on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from 2000 to 2001. Non–party members are growing increasingly influential in China's public life. Though there are no reliable statistics, Chen says that there are now many of them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When I go to the provinces, I meet many people of this kind," he says.
Many in this new generation of leaders were trained in the West and are heavily influenced by Western trend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inister Wan got his doctorate at Germany's Clausthal Technical University in 1991 and later became a senior designer at Audi. He has since become the father of China's clean-energy R&D program, which involves both electric and hybrid vehicles. The mayor of the Chaoyang district in Beijing, Chen Gang (no relation), says he learned cutting-edge administrative techniques when he studied at Harvard and is now promoting greater transparency in dealing with citizens' complaints. The heads of some of China's most vital state-owned companies, including oil giant CNOOC, also studied abroad. Health Minister Chen studied at Paris's St-Louis Hospital. And his current job is of particular interest to the outside world, as he's responsible for day-to-day coordination on food safety, as well as tracking infectious diseases like bird flu.
Chen has a refreshingly rough-hewn air. He's wearing a suit this day while making his rounds, but his rumpled mien somehow makes him look less like a CEO than the farmhand he once was. The son of two Shanghai doctors, Chen was sent to a dirt-poor village in Jiangxi province as a teenager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fter realizing "my life in the countryside would be quite long," he says, he asked his parents to help him learn a few simple medical treatments. He performed his first operation on a woman with a stomach ulcer; the only anesthetic he had was a set of acupuncture needles, which he still considers a "simple but effective technology." He worked in the village as a "barefoot doctor" from 1970 to 1975. His reward came when a grateful local commune sent him to a district medical college, where he became a teacher.
That was only the start of his medical education. In 1984, Chen was sent to continue his studies in Paris. He reveled in the wide-open style of learning he found there, a stark contrast to the deferential attitude of Chinese students reared on Confucian respect for their elders. Young medics at St-Louis tried to catch out their famous teachers with tough diagnostic puzzles. "Very grand professors," Chen recalls, "they laugh—they were so happy the interns are so smart." He cracks up at the memory. "I was so fortunate," he says of his time abroad.
The number of other professionals sent abroad began to increase in the 1980s, creating a layer of technocrats now in their 40s and 50s and hitting their professional peak. Many of these students returned home with a newfound sense of confidence and independent thought. Zhong Nanshan, the Edinburgh-trained lung specialist who first identified SARS in 2003, recently told the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The Lancet what his Scottish training taught him: "Never believe what the authorities say is correct. Only believe what you yourself have observed."
Home again in China, Chen made his mark, first as director of a Shanghai hematology lab (his global reputation as a blood scientist has earned him membership in the U.S. and French academies of science) and then as head of the National Human Genome Center, where he impressed visiting leaders. As health minister, he has won high praise from colleagues around the world. "He's a wonderful amalgamation of East and West," says Dr. Murray Lumpkin, the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deputy commissioner for international and special programs. "He's quite a sincere and down-to-earth guy," says Cris Tunon, head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s program for food safety in China. "I have no hesitation about his serious interest in public health." Overseas experts particularly like the way Chen pursued the tainted-baby-formula case. "His actions have given us a great sense of hope and a great sense of confidence," says Lumpkin. The FDA has opened a Beijing office and is training China's food producers in U.S. safety laws.
After a year and a half on the job, Chen is beginning to reshape his ministry. It has taken bold steps like inviting public comment on proposed reforms—"not a thing that normally happens," says Sarah Barber, a WHO officer who works on Chinese health policy. One of Chen's pet plans is now to install independent experts on hospital boards. "We must cut [out] the management from the oversight," he says. "Institutions can't be expected to monitor themselves objectively." Adding directors from outside will probably bring more non-party people into public life, but Chen says the communist establishment has already embraced that idea. "Non-party people are considered a very important political strength," he says. Of cours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n't about to embrace real pluralism, let alone multiparty democracy. But it does want to make sure it hears from China's best talent. With the country facing a massive slowdown in exports and declining growth, Beijing's leaders can't be sticklers for ideological purity. They, too, are facing reality.
Chen Zhu is a new model Chinese leader, a non-communist who trained in the West.
By Mary Hennock NEWSWEEK
Published Mar 28, 2009
From the magazine issue dated Apr 6, 2009
In the relative privacy of the minibus, Chen Zhu lets down his guard. "It's a shame," China's health minister almost whispers, glancing at his hands. Between stops on a whirlwind morale-boosting tour of Beijing's outlying health facilities, he's remembering the worst crisis since his appointment to the job in June 2007. "There was a warning," he says. When he heard of a strange epidemic of kidney stones among Chinese infants last September, his first thought was of the American dogs and cats that died after developing kidney stones from eating melamine-tainted pet food from China in 2007.
Those pet deaths should have alerted China's food-safety authorities to the risk that melamine, which gives falsely high protein readings, might resurface in other foods, Chen says. "I believe there was not much attention paid to that [North American] case—not enough," says Chen, whose ministry took over food safety in mid-2008. "Otherwise, if the management was a little bit tighter …" Instead, corrupt officials tried to cover up the baby-formula problem for months. Six infants died and 300,000 were sickened because the formula wasn't taken off the market fast enough. "We cannot say 'If, if'," Chen adds. "We have to face the reality here. But these are the lessons we've learned." The minibus pulls up at Chen's next stop, and he climbs out, smiling and shaking hands.
Evidence that these lessons have been taken to heart came this month, when China's Parliament passed a new food-safety law, ensuring that the issue is now overseen by a cabinet-level body and that Chen's Health Ministry leads a huge project aimed at improving Chinese standards. Beyond that, however, Chen's moment of introspection was remarkably revealing. Most apparatchiks are obsessed with projecting an air of determined competence, if not infallibility; mistakes are admitted only under duress.
But Chen, 55, is no bland bureaucrat. He's only the second Chinese minister not to be a memb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36 years. The firs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inister Wan Gang, was appointed in April 2007. The two of them are leading members of a generation of Chinese officials just now coming into power—men (and a few women) who take a more sophisticated approach to governing. They're defined by a "growing professionalism, a greater emphasis on functional expertise, a greater emphasis on actual performance as opposed to who might be in your network … [and] a growing emphasis on pure competence," says Kenneth Jarrett, a former U.S. diplomat who served as Asia director on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from 2000 to 2001. Non–party members are growing increasingly influential in China's public life. Though there are no reliable statistics, Chen says that there are now many of them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When I go to the provinces, I meet many people of this kind," he says.
Many in this new generation of leaders were trained in the West and are heavily influenced by Western trend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inister Wan got his doctorate at Germany's Clausthal Technical University in 1991 and later became a senior designer at Audi. He has since become the father of China's clean-energy R&D program, which involves both electric and hybrid vehicles. The mayor of the Chaoyang district in Beijing, Chen Gang (no relation), says he learned cutting-edge administrative techniques when he studied at Harvard and is now promoting greater transparency in dealing with citizens' complaints. The heads of some of China's most vital state-owned companies, including oil giant CNOOC, also studied abroad. Health Minister Chen studied at Paris's St-Louis Hospital. And his current job is of particular interest to the outside world, as he's responsible for day-to-day coordination on food safety, as well as tracking infectious diseases like bird flu.
Chen has a refreshingly rough-hewn air. He's wearing a suit this day while making his rounds, but his rumpled mien somehow makes him look less like a CEO than the farmhand he once was. The son of two Shanghai doctors, Chen was sent to a dirt-poor village in Jiangxi province as a teenager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fter realizing "my life in the countryside would be quite long," he says, he asked his parents to help him learn a few simple medical treatments. He performed his first operation on a woman with a stomach ulcer; the only anesthetic he had was a set of acupuncture needles, which he still considers a "simple but effective technology." He worked in the village as a "barefoot doctor" from 1970 to 1975. His reward came when a grateful local commune sent him to a district medical college, where he became a teacher.
That was only the start of his medical education. In 1984, Chen was sent to continue his studies in Paris. He reveled in the wide-open style of learning he found there, a stark contrast to the deferential attitude of Chinese students reared on Confucian respect for their elders. Young medics at St-Louis tried to catch out their famous teachers with tough diagnostic puzzles. "Very grand professors," Chen recalls, "they laugh—they were so happy the interns are so smart." He cracks up at the memory. "I was so fortunate," he says of his time abroad.
The number of other professionals sent abroad began to increase in the 1980s, creating a layer of technocrats now in their 40s and 50s and hitting their professional peak. Many of these students returned home with a newfound sense of confidence and independent thought. Zhong Nanshan, the Edinburgh-trained lung specialist who first identified SARS in 2003, recently told the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The Lancet what his Scottish training taught him: "Never believe what the authorities say is correct. Only believe what you yourself have observed."
Home again in China, Chen made his mark, first as director of a Shanghai hematology lab (his global reputation as a blood scientist has earned him membership in the U.S. and French academies of science) and then as head of the National Human Genome Center, where he impressed visiting leaders. As health minister, he has won high praise from colleagues around the world. "He's a wonderful amalgamation of East and West," says Dr. Murray Lumpkin, the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deputy commissioner for international and special programs. "He's quite a sincere and down-to-earth guy," says Cris Tunon, head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s program for food safety in China. "I have no hesitation about his serious interest in public health." Overseas experts particularly like the way Chen pursued the tainted-baby-formula case. "His actions have given us a great sense of hope and a great sense of confidence," says Lumpkin. The FDA has opened a Beijing office and is training China's food producers in U.S. safety laws.
After a year and a half on the job, Chen is beginning to reshape his ministry. It has taken bold steps like inviting public comment on proposed reforms—"not a thing that normally happens," says Sarah Barber, a WHO officer who works on Chinese health policy. One of Chen's pet plans is now to install independent experts on hospital boards. "We must cut [out] the management from the oversight," he says. "Institutions can't be expected to monitor themselves objectively." Adding directors from outside will probably bring more non-party people into public life, but Chen says the communist establishment has already embraced that idea. "Non-party people are considered a very important political strength," he says. Of cours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n't about to embrace real pluralism, let alone multiparty democracy. But it does want to make sure it hears from China's best talent. With the country facing a massive slowdown in exports and declining growth, Beijing's leaders can't be sticklers for ideological purity. They, too, are facing re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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