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3月26日星期四
2009年3月25日星期三
紀念海子
除了自己
誰也無法修建如此寬廣的牢獄，
通向太陽的山。
七摞書，完成隔離。
林青霞被遺忘。
海子還在。
前天，我剛送走一位詩人。
他背著行囊，去紀念。
他不知道紀念誰。
死亡
就像風，定要穿越麥地。
就像，桌上不修剪的雀梅。
2009.03.26
殺氣逼人
“臺灣人為什麼要殺我？”鳳凰週刊2009年第九期（總第322期）封面報導《蔣經國的政治遺產》反復提到這句話。
報導的封面主標題之下還有副題：百年誕辰臺灣再掀反思潮。
1970年4月24日，暮年蔣經國在紐約遇刺。周圍抗議聲聲。刺客大呼“為臺灣人報血債冤仇！”
直到1987年，蔣經國終於承認自己“是中國人，也是臺灣人”。
特約撰稿員楊素寫了篇《跨越時空的交棒：從蔣經國到馬英九》。略提李登輝，沒有提到陳水扁。
陳水扁身處牢獄。即便如此，他還是認為自己受到政治迫害。
“4·24”案和“3·19”案的槍聲，如此淒厲。
不知道陳水扁有沒有問自己：他們為什麼要殺我？
中華文化裏的政治刺殺，由來已久。
晚清，諸多革命人士都有刺殺經歷。孫中山秘書馮自由《革命逸史》記錄詳多。
懷有中國的國民黨，在蔣經國的時代，遇到了刺殺。
退敗臺灣，國民黨遇到了陳水扁被刺殺。
鳳凰週刊提到蔣經國與秘書馬英九的對話，十分精彩，也意義重大。
蔣經國問馬英九，“戒嚴”一詞在英語世界的含義以及觀感。
馬英九說，戒嚴的英文意義是“軍事管制”，“沒有法律”。
蔣經國連說：“我們沒有這樣啊。”
鳳凰週刊的採編人員以“從逆勢獨夫到順勢英雄”這樣的小標題，表述蔣經國的轉變。
臺灣迷惑於身份的不確定。這種不確定才是臺灣政治悲情的根源。那兩次槍聲，刺殺出了臺灣人的傷。
而在大陸，聽到的不止是槍聲，那些來自工族和農民的呐喊，與國民黨舊大陸對響。
或許，大陸执政也應該像蔣經國29年前那樣自問：他們為什麼要殺我！
停止理直氣壯。轉變才會真的開始。
2009年3月24日星期二
關於儲蓄率問題的思考
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繼週一呼籲創建一個新的國際儲備貨幣後﹐週二在央行網站上再度發表題為《關於儲蓄率問題的思考》的文章稱﹐美元在全球金融體系中的主導地位促使資金流向美國﹐損害了美國的長期利益。
周小川
關於儲蓄和消費行為規律﹐至今經濟學和統計上尚未有令人滿意的解釋。隨著金融危機不斷蔓延﹐近期各界對危機原因的討論升溫﹐部分觀點將東亞和產油國較高的儲蓄率視為全球失衡和危機的主要原因之一。本文旨在探討影響儲蓄的因素﹐分析造成東亞和產油國較高儲蓄率及美國低儲蓄率的原因﹐簡要介紹了中國儲蓄率的變動情況及調整思路﹐並提出調整儲蓄率的可能選擇。本文主要觀點已在2009年2月10日馬來西亞央行高級研討會上做了探討。
一、影響儲蓄率的因素
本文所指的儲蓄是廣義概念﹐包括狹義的國內儲蓄、國際收支經常賬戶順差及外匯儲備。目前﹐尚無充分可信的學術研究說明儲蓄率高低與特定因素﹐如以人均GDP衡量的富裕程度、匯率、金融媒介和資本市場發育程度、民族傳統、人口結構、社會保障的優劣等相關。匯率與儲蓄率在統計上存在相關關係﹐但相關係數不高且統計檢驗不顯著﹐似乎不能僅靠調整匯率來調整儲蓄率。
分析決定儲蓄率的主要因素是各國政策選擇時無法迴避的﹐只有弄清導致高儲蓄率的因素及權重﹐才能找到有效的調整工具。
二、東亞國家和產油國儲蓄率高有多重原因
東亞國家儲蓄率偏高有多重原因：一是民族傳統。東亞受儒家思想影響﹐有崇尚節儉、自律、提倡克制、中庸（低調）、反對奢華等傳統。二是文化因素。可能需從大量教科書和文學作品中找出文化差異。與東亞相似﹐拉美國家並不富裕但儲蓄率也並不高﹐因為居民拿到工資後很快就消費光了﹐其中就有文化因素。三是家庭結構。東亞家庭結構緊密﹐社會對家庭依賴程度高﹐家庭承擔著贍養老人、撫育子女等大量社會責任。四是人口結構和經濟增長階段。從弗蘭克×莫迪利亞尼的生命週期假說考察﹐壯年人口在總人口中比例增加﹐會使個人儲蓄增加以備將來養老、醫療之需﹔從經濟增長階段考察﹐經濟非同尋常的高速增長將使多數增加的收入轉為儲蓄﹐導致儲蓄率高於正常比例。中國正好符合上述條件﹐儲蓄率高不難理解。日美兩國對比也可說明上述因素的作用。日美均屬發達國家、人均收入高、社會保障體系各有缺陷﹐但日本儲蓄率遠高於美國﹐主要因為其在社會文化、家庭觀念、人口結構等方面與其他東亞經濟體十分相似。
社保體係不完善導致儲蓄率高邏輯上正確﹐但並無太多實證支持﹐且該觀點以理性人為假定﹐認為社保體係不健全時﹐人會通過增加儲蓄預防未來醫療、養老等需求﹐但實際上不一定成立。
產油國高儲蓄率也有客觀成因。產油國禀賦特殊﹐地下埋藏的石油財富遠超出正常消費需要﹐必然以儲蓄方式積累下來。
經濟學初級教科書從供需和價格開始﹐使人們容易聯想是某一價格﹐如匯率和利率﹐在左右儲蓄和消費選擇。但事實上儲蓄率高低還與多種因素有關﹐不能簡單地認為通過名義匯率調整可以大幅改變儲蓄率。民族傳統、文化、家庭結構、人口、社會保障體制等都非短期內能夠改變﹐即使政策有效也需長時間顯效。
三、亞洲金融危機對東亞儲蓄率的影響
GDP中的儲蓄包括居民、企業和政府儲蓄。當總儲蓄大於國內投資、而對外投資又不足時﹐餘者就會轉化為外匯儲備。東亞國家儲蓄率與貿易不平衡問題從1997年後逐漸突出﹐對其分析需從亞洲金融危機對其經濟行為和儲蓄率的變化入手。
東亞國家的高儲蓄率和外匯儲備﹐是對掠奪性投機的被動防範。危機前後﹐對沖基金肆意投機﹐短期先資本大量湧入後急劇逆轉﹐使東亞各國經濟雪上加霜。東亞人民受到驚嚇﹐並對這類投機行為充滿痛恨。危機後﹐不乏觀點認為缺乏管制的掠奪性投機是導致危機的重要原因﹐並希望國際社會加以必要監管﹐但部分國家出於種種考慮不主張監管掠奪性投機資金﹐也不認為需調整監管框架﹐相關國際組織也未能承擔對資本異常流動的監管責任﹐迫使東亞各國大量積累外匯儲備以求自保。
東亞國家儲蓄率和經常項目順差提高也是國際組織救助方案的自然結果。在幫助東亞國家應對危機過程中﹐國際組織對本應加強管理的國際投機資本不置可否﹐對救助附加過多嚴格條件﹐並要求東亞國家加大緊縮力度：實施財政和貨幣緊縮、提高利率、減少財政赤字、增加外匯儲備。東亞國家十餘年來吸取了教訓﹐增加國際儲備和國內儲蓄﹐意在提高抵禦金融危機的能力。
東亞國家自身在經濟發展模式、外債管理、制度建設等方面也有不足。危機後﹐各國大舉改革了企業和金融機構﹐同時完善社保體系﹐改革教育衛生製度﹐只是上述措施並非短期能夠見效。
四、中國能否有效地調整儲蓄率
亞洲金融危機期間﹐中國作為負責任的大國﹐沒有採取人民幣貶值的政策﹐並為此付出了代價﹐經濟恢復一直較慢。中國當局克服困難、堅持穩定匯率﹐對阻止當時危機蔓延是有貢獻的。
危機後﹐隨著中國市場化改革推進﹐企業和政府部門改革力度加大﹐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效益改善﹐政府財政狀況良好﹐居民收入穩步增長。 2002年後﹐儲蓄率開始顯著上升﹐且以居民儲蓄平穩增長﹐企業儲蓄明顯上升為突出特點。中國的儲蓄率從1998年前後的37.5%升至2007年49.9%﹐其中企業可支配收入佔國民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從1997年的13%升至2007年的22.5%﹐而同期政府可支配收入的佔比僅上升2個百分點。
目前﹐中國企業儲蓄佔GDP的比例已處於全球高水平﹐這與經濟轉軌過程未能充分解決企業成本/利潤扭曲密切相關。計劃經濟時期﹐工人的住房、醫療、養老等長期性支出都由企業和政府承擔﹐無需從工資中列支﹐居民的儲蓄動機不強﹐儲蓄被稱為“強制性儲蓄”﹐即排隊太長買不到東西。 90年代後的改革打破了“鐵飯碗”﹐企業不再直接負擔上述支出﹐但社保體係並未有效建立﹐居民預防性儲蓄動機顯著增強﹔同時﹐由於勞工工資成本的真實化進程是漸進的﹐企業未將成本扭曲形成的超高利潤轉移成工人養老、醫療和保險等支出﹐導致企業儲蓄顯著上升。這也是有人建議中國將上市公司部分國有股權劃撥給社保基金的重要原因。
中國政府降低儲蓄率的意圖是明確的﹐2005年以來中國將擴大內需、刺激消費作為基本國策﹐其綜合效果必然是降低儲蓄率﹐但對影響儲蓄率的因素及其彈性、具體調整措施等仍需深入研究。
此外﹐公共部門、國有企業等領域的改革仍不徹底﹐影響了儲蓄率的調整。儘管目前民營、私營企業已實現市場化和成本真實化﹐但政府機構體系沒有納入社會化管理﹐國有企業和國有控股企業的改革雖取得較大進展﹐但由於成本因素不確定﹐貨幣化程度不夠。當前應當加快政府部門改革和職能轉化。
五、對美國家庭低儲蓄率的觀察
美國家庭儲蓄率變動大致經歷了兩個階段：一是上世紀90年代中期前長期維持在7-10％﹔二是1997年後﹐伴隨著“雙赤字”特別是貿易赤字顯著上升﹐儲蓄率顯著下降。有觀點認為﹐這是90年代中期後各方對美經濟“過度樂觀”（Euphoria）所致。 80年代末90年代初﹐前蘇聯和東歐中央計劃經濟體制解體﹐經濟滑入下行軌道﹔90年代日本經濟陷入長期停滯﹔歐洲經濟也因勞動力市場僵化等結構性問題表現不佳。美國作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具有最優的經濟體制﹐似乎無人能敵﹐唯一能在增長模式上對其形成挑戰的是東亞模式﹐但1997年後﹐亞洲經濟也受到重挫。近年來﹐儘管美國經濟也遭遇了“9.11”和高科技泡沫破滅等衝擊﹐但表現出很強的靈活性和恢復能力﹐致使市場對其“過度樂觀”。這種觀點顯著影響著美國居民的儲蓄行為。由於此次危機規模空前﹐預期這種過度樂觀的情緒危機後會出現較大調整。
從儲蓄率波動的時間分佈看﹐美國本輪低儲蓄始於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而東亞國家儲蓄率提高是在亞洲金融危機後﹐中國儲蓄率上升更是在2002年以後﹐兩者並不存在顯著的因果關係。
六、儲蓄率調整的可能選擇
全球儲蓄率不平衡客觀存在﹐儲蓄率高低差異的原因多樣﹐似不能簡單地將儲蓄率高低說成只與匯率有關。希望某些長期特性在短期內改變不切實際﹐需從更廣泛的宏觀角度﹐綜合考慮。
首先﹐解決儲蓄失衡問題﹐需要綜合藥方。儘管高消費-低儲蓄的經濟增長模式難以持續﹐但當下並非美國提升儲蓄率的最佳時機﹐還需同時平衡刺激消費和恢復經濟增長。東亞國家降低儲蓄率也需從增長模式、產業結構、價格體係等多方入手。當然﹐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也是其中一部分。在此次危機應對和調整中﹐中國通過擴大消費內需豐富經濟增長動力﹐4萬億經濟刺激計劃規模在全球位居前列﹐且以純支出型政策為主﹐注重改善民生、促進就業﹐增加農村地區及弱勢群體收入。
其次﹐各國和國際組織應加大合作力度﹐加強對國際投機資本的監管。本次危機表明﹐需進一步加強對國際投機資本的監管﹐提高國際資本流動透明度。國際組織和有關國家應幫助發展中國家建立預警體系﹐防止掠奪性投機衝擊。國際社會應加強合作﹐完善救援機制。在新興市場出現短暫性國際收支危機時﹐國際救援措施應迅速﹐附加條件應適當減少﹐以提高新興市場國家的安全感。從國家層面講﹐會鼓勵這些國家減少外匯儲蓄﹐擴大內需。
再次﹐合理引導儲蓄盈餘更多地流向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經濟體。新興市場的儲蓄流向發達經濟體既不合理﹐也不符合後者尋求增加儲蓄的願望。東亞國家儲蓄率調整不可能在短時間內顯效﹐產油國高儲蓄率在油價未大幅下降前提下仍將維持較高水平﹐因此全球儲蓄不平衡在一段時期內仍會存在。為使儲蓄合理流動﹐提高全球資金配置效率﹐可以考慮將儲蓄盈餘更多引向其他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它們是未來全球經濟的高成長點﹐資源豐富、勞動力成本低﹐但缺乏發展必需的資金。
最後﹐應繼續推進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當前﹐國際貿易和金融交易計價結算大部分都集中於美元﹐美元是最重要的國際儲備貨幣。據IMF統計﹐截至2007年底﹐美元外匯儲備仍佔63.9%。當一些國家儲蓄增加時﹐如表現為美元外匯儲備﹐就不可避免地使資金流向美國。雖然美國為克服金融危機短期內仍需資金繼續流入﹐但長期看﹐美國要調整經濟增長模式﹐並不希望資金都流向本國。同時﹐全球外匯資產過度集中於單一貨幣﹐容易出現事與願違的異常現象。因此﹐除加強監管合作、引導儲蓄資金合理流動外﹐國際社會還應推進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加強對主要儲備貨幣發行國經濟金融政策監督﹐提升特別提款權的地位和作用﹐長期內穩步推動國際貨幣體係向多元化發展。
周小川
關於儲蓄和消費行為規律﹐至今經濟學和統計上尚未有令人滿意的解釋。隨著金融危機不斷蔓延﹐近期各界對危機原因的討論升溫﹐部分觀點將東亞和產油國較高的儲蓄率視為全球失衡和危機的主要原因之一。本文旨在探討影響儲蓄的因素﹐分析造成東亞和產油國較高儲蓄率及美國低儲蓄率的原因﹐簡要介紹了中國儲蓄率的變動情況及調整思路﹐並提出調整儲蓄率的可能選擇。本文主要觀點已在2009年2月10日馬來西亞央行高級研討會上做了探討。
一、影響儲蓄率的因素
本文所指的儲蓄是廣義概念﹐包括狹義的國內儲蓄、國際收支經常賬戶順差及外匯儲備。目前﹐尚無充分可信的學術研究說明儲蓄率高低與特定因素﹐如以人均GDP衡量的富裕程度、匯率、金融媒介和資本市場發育程度、民族傳統、人口結構、社會保障的優劣等相關。匯率與儲蓄率在統計上存在相關關係﹐但相關係數不高且統計檢驗不顯著﹐似乎不能僅靠調整匯率來調整儲蓄率。
分析決定儲蓄率的主要因素是各國政策選擇時無法迴避的﹐只有弄清導致高儲蓄率的因素及權重﹐才能找到有效的調整工具。
二、東亞國家和產油國儲蓄率高有多重原因
東亞國家儲蓄率偏高有多重原因：一是民族傳統。東亞受儒家思想影響﹐有崇尚節儉、自律、提倡克制、中庸（低調）、反對奢華等傳統。二是文化因素。可能需從大量教科書和文學作品中找出文化差異。與東亞相似﹐拉美國家並不富裕但儲蓄率也並不高﹐因為居民拿到工資後很快就消費光了﹐其中就有文化因素。三是家庭結構。東亞家庭結構緊密﹐社會對家庭依賴程度高﹐家庭承擔著贍養老人、撫育子女等大量社會責任。四是人口結構和經濟增長階段。從弗蘭克×莫迪利亞尼的生命週期假說考察﹐壯年人口在總人口中比例增加﹐會使個人儲蓄增加以備將來養老、醫療之需﹔從經濟增長階段考察﹐經濟非同尋常的高速增長將使多數增加的收入轉為儲蓄﹐導致儲蓄率高於正常比例。中國正好符合上述條件﹐儲蓄率高不難理解。日美兩國對比也可說明上述因素的作用。日美均屬發達國家、人均收入高、社會保障體系各有缺陷﹐但日本儲蓄率遠高於美國﹐主要因為其在社會文化、家庭觀念、人口結構等方面與其他東亞經濟體十分相似。
社保體係不完善導致儲蓄率高邏輯上正確﹐但並無太多實證支持﹐且該觀點以理性人為假定﹐認為社保體係不健全時﹐人會通過增加儲蓄預防未來醫療、養老等需求﹐但實際上不一定成立。
產油國高儲蓄率也有客觀成因。產油國禀賦特殊﹐地下埋藏的石油財富遠超出正常消費需要﹐必然以儲蓄方式積累下來。
經濟學初級教科書從供需和價格開始﹐使人們容易聯想是某一價格﹐如匯率和利率﹐在左右儲蓄和消費選擇。但事實上儲蓄率高低還與多種因素有關﹐不能簡單地認為通過名義匯率調整可以大幅改變儲蓄率。民族傳統、文化、家庭結構、人口、社會保障體制等都非短期內能夠改變﹐即使政策有效也需長時間顯效。
三、亞洲金融危機對東亞儲蓄率的影響
GDP中的儲蓄包括居民、企業和政府儲蓄。當總儲蓄大於國內投資、而對外投資又不足時﹐餘者就會轉化為外匯儲備。東亞國家儲蓄率與貿易不平衡問題從1997年後逐漸突出﹐對其分析需從亞洲金融危機對其經濟行為和儲蓄率的變化入手。
東亞國家的高儲蓄率和外匯儲備﹐是對掠奪性投機的被動防範。危機前後﹐對沖基金肆意投機﹐短期先資本大量湧入後急劇逆轉﹐使東亞各國經濟雪上加霜。東亞人民受到驚嚇﹐並對這類投機行為充滿痛恨。危機後﹐不乏觀點認為缺乏管制的掠奪性投機是導致危機的重要原因﹐並希望國際社會加以必要監管﹐但部分國家出於種種考慮不主張監管掠奪性投機資金﹐也不認為需調整監管框架﹐相關國際組織也未能承擔對資本異常流動的監管責任﹐迫使東亞各國大量積累外匯儲備以求自保。
東亞國家儲蓄率和經常項目順差提高也是國際組織救助方案的自然結果。在幫助東亞國家應對危機過程中﹐國際組織對本應加強管理的國際投機資本不置可否﹐對救助附加過多嚴格條件﹐並要求東亞國家加大緊縮力度：實施財政和貨幣緊縮、提高利率、減少財政赤字、增加外匯儲備。東亞國家十餘年來吸取了教訓﹐增加國際儲備和國內儲蓄﹐意在提高抵禦金融危機的能力。
東亞國家自身在經濟發展模式、外債管理、制度建設等方面也有不足。危機後﹐各國大舉改革了企業和金融機構﹐同時完善社保體系﹐改革教育衛生製度﹐只是上述措施並非短期能夠見效。
四、中國能否有效地調整儲蓄率
亞洲金融危機期間﹐中國作為負責任的大國﹐沒有採取人民幣貶值的政策﹐並為此付出了代價﹐經濟恢復一直較慢。中國當局克服困難、堅持穩定匯率﹐對阻止當時危機蔓延是有貢獻的。
危機後﹐隨著中國市場化改革推進﹐企業和政府部門改革力度加大﹐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效益改善﹐政府財政狀況良好﹐居民收入穩步增長。 2002年後﹐儲蓄率開始顯著上升﹐且以居民儲蓄平穩增長﹐企業儲蓄明顯上升為突出特點。中國的儲蓄率從1998年前後的37.5%升至2007年49.9%﹐其中企業可支配收入佔國民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從1997年的13%升至2007年的22.5%﹐而同期政府可支配收入的佔比僅上升2個百分點。
目前﹐中國企業儲蓄佔GDP的比例已處於全球高水平﹐這與經濟轉軌過程未能充分解決企業成本/利潤扭曲密切相關。計劃經濟時期﹐工人的住房、醫療、養老等長期性支出都由企業和政府承擔﹐無需從工資中列支﹐居民的儲蓄動機不強﹐儲蓄被稱為“強制性儲蓄”﹐即排隊太長買不到東西。 90年代後的改革打破了“鐵飯碗”﹐企業不再直接負擔上述支出﹐但社保體係並未有效建立﹐居民預防性儲蓄動機顯著增強﹔同時﹐由於勞工工資成本的真實化進程是漸進的﹐企業未將成本扭曲形成的超高利潤轉移成工人養老、醫療和保險等支出﹐導致企業儲蓄顯著上升。這也是有人建議中國將上市公司部分國有股權劃撥給社保基金的重要原因。
中國政府降低儲蓄率的意圖是明確的﹐2005年以來中國將擴大內需、刺激消費作為基本國策﹐其綜合效果必然是降低儲蓄率﹐但對影響儲蓄率的因素及其彈性、具體調整措施等仍需深入研究。
此外﹐公共部門、國有企業等領域的改革仍不徹底﹐影響了儲蓄率的調整。儘管目前民營、私營企業已實現市場化和成本真實化﹐但政府機構體系沒有納入社會化管理﹐國有企業和國有控股企業的改革雖取得較大進展﹐但由於成本因素不確定﹐貨幣化程度不夠。當前應當加快政府部門改革和職能轉化。
五、對美國家庭低儲蓄率的觀察
美國家庭儲蓄率變動大致經歷了兩個階段：一是上世紀90年代中期前長期維持在7-10％﹔二是1997年後﹐伴隨著“雙赤字”特別是貿易赤字顯著上升﹐儲蓄率顯著下降。有觀點認為﹐這是90年代中期後各方對美經濟“過度樂觀”（Euphoria）所致。 80年代末90年代初﹐前蘇聯和東歐中央計劃經濟體制解體﹐經濟滑入下行軌道﹔90年代日本經濟陷入長期停滯﹔歐洲經濟也因勞動力市場僵化等結構性問題表現不佳。美國作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具有最優的經濟體制﹐似乎無人能敵﹐唯一能在增長模式上對其形成挑戰的是東亞模式﹐但1997年後﹐亞洲經濟也受到重挫。近年來﹐儘管美國經濟也遭遇了“9.11”和高科技泡沫破滅等衝擊﹐但表現出很強的靈活性和恢復能力﹐致使市場對其“過度樂觀”。這種觀點顯著影響著美國居民的儲蓄行為。由於此次危機規模空前﹐預期這種過度樂觀的情緒危機後會出現較大調整。
從儲蓄率波動的時間分佈看﹐美國本輪低儲蓄始於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而東亞國家儲蓄率提高是在亞洲金融危機後﹐中國儲蓄率上升更是在2002年以後﹐兩者並不存在顯著的因果關係。
六、儲蓄率調整的可能選擇
全球儲蓄率不平衡客觀存在﹐儲蓄率高低差異的原因多樣﹐似不能簡單地將儲蓄率高低說成只與匯率有關。希望某些長期特性在短期內改變不切實際﹐需從更廣泛的宏觀角度﹐綜合考慮。
首先﹐解決儲蓄失衡問題﹐需要綜合藥方。儘管高消費-低儲蓄的經濟增長模式難以持續﹐但當下並非美國提升儲蓄率的最佳時機﹐還需同時平衡刺激消費和恢復經濟增長。東亞國家降低儲蓄率也需從增長模式、產業結構、價格體係等多方入手。當然﹐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也是其中一部分。在此次危機應對和調整中﹐中國通過擴大消費內需豐富經濟增長動力﹐4萬億經濟刺激計劃規模在全球位居前列﹐且以純支出型政策為主﹐注重改善民生、促進就業﹐增加農村地區及弱勢群體收入。
其次﹐各國和國際組織應加大合作力度﹐加強對國際投機資本的監管。本次危機表明﹐需進一步加強對國際投機資本的監管﹐提高國際資本流動透明度。國際組織和有關國家應幫助發展中國家建立預警體系﹐防止掠奪性投機衝擊。國際社會應加強合作﹐完善救援機制。在新興市場出現短暫性國際收支危機時﹐國際救援措施應迅速﹐附加條件應適當減少﹐以提高新興市場國家的安全感。從國家層面講﹐會鼓勵這些國家減少外匯儲蓄﹐擴大內需。
再次﹐合理引導儲蓄盈餘更多地流向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經濟體。新興市場的儲蓄流向發達經濟體既不合理﹐也不符合後者尋求增加儲蓄的願望。東亞國家儲蓄率調整不可能在短時間內顯效﹐產油國高儲蓄率在油價未大幅下降前提下仍將維持較高水平﹐因此全球儲蓄不平衡在一段時期內仍會存在。為使儲蓄合理流動﹐提高全球資金配置效率﹐可以考慮將儲蓄盈餘更多引向其他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它們是未來全球經濟的高成長點﹐資源豐富、勞動力成本低﹐但缺乏發展必需的資金。
最後﹐應繼續推進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當前﹐國際貿易和金融交易計價結算大部分都集中於美元﹐美元是最重要的國際儲備貨幣。據IMF統計﹐截至2007年底﹐美元外匯儲備仍佔63.9%。當一些國家儲蓄增加時﹐如表現為美元外匯儲備﹐就不可避免地使資金流向美國。雖然美國為克服金融危機短期內仍需資金繼續流入﹐但長期看﹐美國要調整經濟增長模式﹐並不希望資金都流向本國。同時﹐全球外匯資產過度集中於單一貨幣﹐容易出現事與願違的異常現象。因此﹐除加強監管合作、引導儲蓄資金合理流動外﹐國際社會還應推進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加強對主要儲備貨幣發行國經濟金融政策監督﹐提升特別提款權的地位和作用﹐長期內穩步推動國際貨幣體係向多元化發展。
2009年3月23日星期一
聲音收藏Billy Joel之Honesty
if you search for tenderness it isn t hard to find
you can have the love you need to live
but if you look truthfulness
you might just as well be blind it always seems to be so hard to give
honesty is such a lonely word everyone is so untrue
honesty is hardly ever heard and mostly
what i need from you
i can always find someone to say the sympathize
if i wear my heart out on my sleeve
but i don t want some pretty face lies
all you want is someone to believe
honesty is such a lonely word everyone is so untrue
honesty is hardly ever heard
and mostly what i need from you
i can find a lover
i can find afriend
i can have security until the bitter and
anyone can comfort me with promises again i know i know
when i m deep inside of me
don t be too concerned i won t ask for nothing
while i m gone but when i want sincerity
tell me where else can i tyrn xoz you re the one that
i depend upon honesty is such a lonely word
everyone is so untrue honesty is hardly ever heard
and mostly what i need from you
http://www.likenote.com/note/2822-honesty(billy_joel)
記者這碗飯：比那煙花還寂寞
路透亞洲私募股權記者 陳澍 / 文
我身邊有很多朋友喜歡和記者打交道，當然也有很多人一聽到“記者”這兩個字就很反感。這本來就是一個相對特殊的行業，有人覺得記者是一份夢寐以求的工作，有人卻覺得記者做的事情很多時候都是“吃力不討好”。
如果算上大學時代當實習記者的日子，我做新聞記者已經七年多。俗話說“七年之癢”，回首過去七年，“癢”的時候有不少，開心的日子也有很多。歲月如歌，那些曾經和我一起搶新聞的兄弟姐妹們如今大都已另謀高就。
其實幹什麼行業都是一樣，有人的地方就有成功，成功也有一個母親叫做失敗。大家通常都說記者靠“筆”吃飯（如今更確切地應該說靠“打字”吃飯），洋洋灑灑一篇報導，自己的名字高高在上，每天動不動就有好幾萬讀者，名氣也隨之日積月累，水漲船高。
這碗飯聽上去是不是好簡單？
我有一個好朋友，這裏暫且稱他為Y。Y先生如今在中國的一家主流日報做頭版編輯，30歲的人因為抽煙太多，如今看上去略帶40歲的滄桑。Y先生喜歡把自己的工作形容為“車間主任”，他手下的記者就是所謂的“碼字工”，每天就這樣一個字、一個字地把新聞產品給“碼”出來。好的產品貼上“獨家”或者“頭條”的標誌，普通的就貼上“合格”，湊滿一個版面正好。
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經Y先生簽字畫押的新聞產品越來越多，而他的煙也隨著難耐的職業性寂寞越抽越多。
日報早上出版，所以通常編輯最忙的時候就是晚上的八九點鐘。遇到突發新聞，通宵達旦那更是家常便飯。也不知道從何談起，好像按照中國人的習慣，茶葉和香煙自然而然成了日報記者和編輯的最愛。
Y先生如今還是單身，女朋友談過兩三個，似乎沒有一個願意陪他守住這份職業性寂寞。
如果說報紙的編輯還有時間喝茶抽煙，那麼通訊社的記者常常會忙得好像連喘氣的機會都很難得。
我有一個同事，這裏暫且稱他為L。L先生年輕時曾是新華社駐中東地區的首席記者，他去伊拉克寫新聞的時候，世界上還沒有一個叫CNN的頻道。L先生如今已是兩個兒子的父親，問他會不會鼓勵兒子將來也從事記者這個職業，L先生坦言：“我想還是做醫生或者律師比較好”。我沒有問他為什麼，因為我自己都能隨口說出很多個“因為”。
雖說不願意看到子繼父業，L先生對自己的記者工作卻是幾十年如一日地充滿激情，實在是難得。L先生說記者這碗飯是讓他“人老心不老”的關鍵。每天起來都預感有大事發生，即便沒有大事，至少每天也不缺新鮮事或者新奇事。你不僅經常是第一個知道的，而且更令你感到驕傲的是你可能還是第一個讓全世界知道的。
當年毛澤東曾對中國官方通訊社新華社下達最高指示，稱新華社的任務就是“要把地球管起來”（To put the earth under control），如今這條標語據說在遍及全球的新華社分社辦公樓裏還能找到。西方新聞界也經常把記者喻為“無冕之王”，意思是說記者享有淩駕于社會之上的特殊地位。這些說法都表達了對記者這碗飯的肯定和尊崇。
我在大學裏學的是經濟學，畢業時全班只有我一個人成了一名新聞記者。有時候我難免會想，一開始就選擇吃記者這碗飯也許很大程度上是DNA在作怪，因為我的父親也曾經是一名記者，他的記者生涯最早可以追溯到他在北京的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為毛澤東等新中國第一代領導人拍攝紀錄片的“光輝歲月”。
父親當年是一名攝影記者，而我後來則成了文字記者。聽我媽媽講，在我很小的時候，父親在桌上剪膠捲，我就在地上跟著撿他不要的“廢片”，然後收藏在一個如今已經生銹的柯達牌（Kodak）鐵皮罐頭裏，總是如獲至寶一般的興奮。也許正是出於這份天生對記者工作的親切感，畢業後我也就偶然中帶有必然地吃上了記者這碗飯。
某年同學聚會，一位已在某家美國投資銀行混得“副總裁”頭銜的同學試圖分析我的職業，他對記者工作的歸納顯得很通俗易懂。“記者不就是這裏開會，那裏吃喝，然後每天晚上寫個稿子交差？”
我問他的“副總裁”日子過的如何，同學回答也很簡單：“和你差不多，這裏開會，那裏吃喝，然後運氣好就能推動幾億甚至幾十億美元的IPO”。
末了，我的另一個做律師的同學對我們的這番談話作出總結性陳詞：過程類似，結果不同。
後來遇到對記者這碗飯有類似認識的朋友還真不少，包括我的朋友Y先生的一位前女友，據說他們分手的原因之一就在於女方認定Y先生工作如此“悠閒”，卻沒有好好想念她，照顧她。至於一些對記者有反感的人，很大程度上是受到類似戴安娜王妃和“狗崽隊”事件的困擾，也有一些受過新聞傷害的名人，可謂“一朝被蛇咬”，一見到記者就怒火中燒。
曾經也有朋友把我的職業和麥當勞餐廳的服務員相提並論。如今全世界就一個關鍵字“忙”，新聞也好比麥當勞的漢堡包，兩口三口就吞下去，於是再大的新聞過了今天也就成了舊聞，直到某天會因為某個歷史事件而被學者在某個圖書館的館藏裏再找出來討論一番。
我也經常聽身邊的女記者們抱怨說記者這碗飯對她們來說好比是做空中小姐，都是一碗“青春飯”。年紀輕的時候還有力氣在外面跑，30歲一過，每天最害怕的事情就是照鏡子，哪里還有心情再挖獨家。有些於是“退居二線”做了編輯，或者離開通訊社和報紙這樣過於“操勞”的媒體，找一家類似《ELLE》這樣的時尚月刊寫寫那幾場風花雪月的事。
除了這樣或者那樣的抱怨，記者們當然也有開心的時刻。最開心的莫過於發現可以“震動地球”(shake the world)的獨家新聞，比獨家新聞更開心的也許是你和志同道合的新聞戰友們一起聊起獨家新聞背後的故事，那時候你會發現享受過程和追求結果其實一樣重要。
當然也可能有寫錯的時候，能找到一兩個真正懂你的人，向他（她）傾訴你的委屈和苦澀，那會是一件無比欣慰的事情。
在我讀大學的時候，校園裏曾經很流行這樣一句話，叫做“理解萬歲”。記者總是希望從各個角度去挖掘和理解某件事情的來龍去脈，其實記者本身也正是最需要被理解的一群人。當每一個記者把他（她）的名字放在整篇報導頂端的時候，他（她）享受榮譽，也時刻準備著接受挑戰。
記者這碗飯，有時真比煙花還寂寞。
我身邊有很多朋友喜歡和記者打交道，當然也有很多人一聽到“記者”這兩個字就很反感。這本來就是一個相對特殊的行業，有人覺得記者是一份夢寐以求的工作，有人卻覺得記者做的事情很多時候都是“吃力不討好”。
如果算上大學時代當實習記者的日子，我做新聞記者已經七年多。俗話說“七年之癢”，回首過去七年，“癢”的時候有不少，開心的日子也有很多。歲月如歌，那些曾經和我一起搶新聞的兄弟姐妹們如今大都已另謀高就。
其實幹什麼行業都是一樣，有人的地方就有成功，成功也有一個母親叫做失敗。大家通常都說記者靠“筆”吃飯（如今更確切地應該說靠“打字”吃飯），洋洋灑灑一篇報導，自己的名字高高在上，每天動不動就有好幾萬讀者，名氣也隨之日積月累，水漲船高。
這碗飯聽上去是不是好簡單？
我有一個好朋友，這裏暫且稱他為Y。Y先生如今在中國的一家主流日報做頭版編輯，30歲的人因為抽煙太多，如今看上去略帶40歲的滄桑。Y先生喜歡把自己的工作形容為“車間主任”，他手下的記者就是所謂的“碼字工”，每天就這樣一個字、一個字地把新聞產品給“碼”出來。好的產品貼上“獨家”或者“頭條”的標誌，普通的就貼上“合格”，湊滿一個版面正好。
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經Y先生簽字畫押的新聞產品越來越多，而他的煙也隨著難耐的職業性寂寞越抽越多。
日報早上出版，所以通常編輯最忙的時候就是晚上的八九點鐘。遇到突發新聞，通宵達旦那更是家常便飯。也不知道從何談起，好像按照中國人的習慣，茶葉和香煙自然而然成了日報記者和編輯的最愛。
Y先生如今還是單身，女朋友談過兩三個，似乎沒有一個願意陪他守住這份職業性寂寞。
如果說報紙的編輯還有時間喝茶抽煙，那麼通訊社的記者常常會忙得好像連喘氣的機會都很難得。
我有一個同事，這裏暫且稱他為L。L先生年輕時曾是新華社駐中東地區的首席記者，他去伊拉克寫新聞的時候，世界上還沒有一個叫CNN的頻道。L先生如今已是兩個兒子的父親，問他會不會鼓勵兒子將來也從事記者這個職業，L先生坦言：“我想還是做醫生或者律師比較好”。我沒有問他為什麼，因為我自己都能隨口說出很多個“因為”。
雖說不願意看到子繼父業，L先生對自己的記者工作卻是幾十年如一日地充滿激情，實在是難得。L先生說記者這碗飯是讓他“人老心不老”的關鍵。每天起來都預感有大事發生，即便沒有大事，至少每天也不缺新鮮事或者新奇事。你不僅經常是第一個知道的，而且更令你感到驕傲的是你可能還是第一個讓全世界知道的。
當年毛澤東曾對中國官方通訊社新華社下達最高指示，稱新華社的任務就是“要把地球管起來”（To put the earth under control），如今這條標語據說在遍及全球的新華社分社辦公樓裏還能找到。西方新聞界也經常把記者喻為“無冕之王”，意思是說記者享有淩駕于社會之上的特殊地位。這些說法都表達了對記者這碗飯的肯定和尊崇。
我在大學裏學的是經濟學，畢業時全班只有我一個人成了一名新聞記者。有時候我難免會想，一開始就選擇吃記者這碗飯也許很大程度上是DNA在作怪，因為我的父親也曾經是一名記者，他的記者生涯最早可以追溯到他在北京的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為毛澤東等新中國第一代領導人拍攝紀錄片的“光輝歲月”。
父親當年是一名攝影記者，而我後來則成了文字記者。聽我媽媽講，在我很小的時候，父親在桌上剪膠捲，我就在地上跟著撿他不要的“廢片”，然後收藏在一個如今已經生銹的柯達牌（Kodak）鐵皮罐頭裏，總是如獲至寶一般的興奮。也許正是出於這份天生對記者工作的親切感，畢業後我也就偶然中帶有必然地吃上了記者這碗飯。
某年同學聚會，一位已在某家美國投資銀行混得“副總裁”頭銜的同學試圖分析我的職業，他對記者工作的歸納顯得很通俗易懂。“記者不就是這裏開會，那裏吃喝，然後每天晚上寫個稿子交差？”
我問他的“副總裁”日子過的如何，同學回答也很簡單：“和你差不多，這裏開會，那裏吃喝，然後運氣好就能推動幾億甚至幾十億美元的IPO”。
末了，我的另一個做律師的同學對我們的這番談話作出總結性陳詞：過程類似，結果不同。
後來遇到對記者這碗飯有類似認識的朋友還真不少，包括我的朋友Y先生的一位前女友，據說他們分手的原因之一就在於女方認定Y先生工作如此“悠閒”，卻沒有好好想念她，照顧她。至於一些對記者有反感的人，很大程度上是受到類似戴安娜王妃和“狗崽隊”事件的困擾，也有一些受過新聞傷害的名人，可謂“一朝被蛇咬”，一見到記者就怒火中燒。
曾經也有朋友把我的職業和麥當勞餐廳的服務員相提並論。如今全世界就一個關鍵字“忙”，新聞也好比麥當勞的漢堡包，兩口三口就吞下去，於是再大的新聞過了今天也就成了舊聞，直到某天會因為某個歷史事件而被學者在某個圖書館的館藏裏再找出來討論一番。
我也經常聽身邊的女記者們抱怨說記者這碗飯對她們來說好比是做空中小姐，都是一碗“青春飯”。年紀輕的時候還有力氣在外面跑，30歲一過，每天最害怕的事情就是照鏡子，哪里還有心情再挖獨家。有些於是“退居二線”做了編輯，或者離開通訊社和報紙這樣過於“操勞”的媒體，找一家類似《ELLE》這樣的時尚月刊寫寫那幾場風花雪月的事。
除了這樣或者那樣的抱怨，記者們當然也有開心的時刻。最開心的莫過於發現可以“震動地球”(shake the world)的獨家新聞，比獨家新聞更開心的也許是你和志同道合的新聞戰友們一起聊起獨家新聞背後的故事，那時候你會發現享受過程和追求結果其實一樣重要。
當然也可能有寫錯的時候，能找到一兩個真正懂你的人，向他（她）傾訴你的委屈和苦澀，那會是一件無比欣慰的事情。
在我讀大學的時候，校園裏曾經很流行這樣一句話，叫做“理解萬歲”。記者總是希望從各個角度去挖掘和理解某件事情的來龍去脈，其實記者本身也正是最需要被理解的一群人。當每一個記者把他（她）的名字放在整篇報導頂端的時候，他（她）享受榮譽，也時刻準備著接受挑戰。
記者這碗飯，有時真比煙花還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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