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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4月16日星期四

朝鮮破例公開國防委員全員面容

朝鮮日報記者 安勇炫 (2009.04.17 08:27)

記者16日獲悉,朝鮮《勞動新聞》和內閣機關報《民主朝鮮》刊登了朝鮮最高權力機構——國防委員會12名成員的面容。朝鮮媒體公開在最高人民會議中選出的國防委新成員面容,這尚屬首次。之前,朝鮮只是公開了國防委員會委員長和副委員長的面容。

左起為,人民軍總政治局長趙明錄(第一副委員長)、人民武力部長金永春(新任副委員長)、人民軍次帥李用茂(副委員長)、勞動党作戰部長吳克列(新任副委員長)、人民保安相朱相成(新任委員)、保衛部副部長禹東測(音,新任委員)、軍需工業部第一副部長朱奎昌(音,新任委員)、總政治局第一副局長金正閣(音,新任委員)

枕雨書

李海洲

1:它如此稠密,狀若遊絲
借夜讀的時光漫上我枕邊的河山。
三宮六院雨中列隊,古籍雜黃,
歡娛的人是道德各異的人。
李海洲、或者何房子,電話裏小聲爭吵
下一站:是天堂,還是沙坪壩?
是沽酒相邀,還是夜抱美人歸?
而雨在掀動花枝,在隔窗喚我
它落入幽燕,落到轉世的青年懷中……

我聽見碎花不語,斷了衷腸
我聽見多少朋友,雨披蓋臉,寂寞中沖出了龍王廟
是啊,多少青春一夜枯萎?
它要收走你的黑髮,收走那杯酒言歡的青年。
今夜,我推衣起床,讓花落滿肩
今夜,祖國在漲水,而水漫金山
漫過蟋蟀潮濕的墳頭
它們和我一樣,從天上來,要葬到地底去。

2:李易安在舉行葬禮,這小小的花妖
內心佈滿的瘋子比我還多。
隔壁的房間,焦慮的鳥雀向隅而泣
她看見幽暗的籠子外
散落著異鄉的槐花、小夜曲
她夢見哭醒的伴侶。
而我總是想起多年前
某個潮濕的雨夜,紅酒是一滴春色
那人要和往事相依為命
她散落的黑披肩沉過重慶的外灘
我們飲醇自醉,或者夜雨對床
想要在熄滅的月亮裏
用白色的鋸齒草占卦、編織毛衣。
我們啊,兩隻憂傷的籠子
在連綿的雨水裏打開了夢,關閉了身體。

只有一把裹著白綢緞的小提琴
許多年後,仍從我體外傳來暗啞的咳嗽……
是啊,往事堆積著雨水
往事是一些葬禮
它充滿巫術,也充滿生活妥協的瘴氣。

而青春的素車白馬,就要脫韁遠馳
而夜雨西來,兩個沿著酒器滑行的人
沿著語速懶散的鐵軌,慢慢把天走黑
他們終於把一生的霞光走成外灘邊的夕陽。
是時,雨水爬上公路
死在一段陰霾的絲瓜架下。

3:名字裏水太多的人
是水性揚花,還是順水推舟?
枕著一窗的長江,我懷念我的小橋流水
她仍然是舊時飲馬出川的模樣。
我想起兩江水暖,搖擼東去的隱者嘴含草藥
在藿香裏成為餘恨。
那都是一些從名字的偏旁裏
抽身離開的人
可能是自顧不瑕的禍水,連綿不斷
從海流到洲,從青絲流到白髮。
今夜,花事凋零
花事在聲色中石沉大海
我是否該起身,去續上那闋未完成的詞?

是的,明天的雨可以落在今天
離開的人可以提前回來
春天送給我們的,春天會把她取走。
你看,時光中多少回望的眼神,遙遠的夢
像一道無法猜測的天機
消逝在抬頭也避不開的花束中。
那個奇怪的人,名字裏都是波濤的偏旁
他是否等於一個大西洋?
而我的隱者,我藏在書卷中的道貌岸然
要怎樣才能回到悔恨的廟宇。
今夜,雨水流過沙坪壩,一直流到大海上
往事和一切被淹死了三次。

4:在春夏之交,野花雜黃,長出我的頭頂。
長出我隨口朗誦的詩句。
這是滿樓紅袖招的春衫薄
這是雨水後你留下體溫的紅酥手
輕裘肥馬,那去往最遠海岸線的人
一日三秋地灰心,在揚琴聲裏騎著木馬。

我要留一些短詩給你
生命的樓道很長,他們是你行程中的燈盞
當你想起這些詩
大雨初歇,我就在你身邊。

我要送一隻老虎給你
埋進你的身體。當你的胸口隱隱作痛
那就是老虎在咆哮
你不要放出它。你要關住你的乳房
然後寫詩,並且在雨天的深夜寄給我。

2009年 4月6——10日。15日修訂于重慶的雨夜。

2009年4月15日星期三

天則雙周論壇377盧躍剛講稿:中國革命與中國改革

很長時間沒到天則所官方網站轉悠了。猛地看到盧躍剛。他是第377次雙周論壇(2009年1月16日)主講人。評議人是韓鋼 王海光、秋風、盛洪、茅於軾。張曙光還說盧氏天則所“理事、創辦人之一”。
盧躍剛上場說:“天則所十五年了,這是我第三次來講,一次講一個專題。第一次講的是華東水災以後三峽問題,中國治水問題。後來張老師還就我的一篇文章《辛未水患》寫了一篇長篇的評論,這篇評論被汪丁丁說是張老師書評裏面寫得最好的一篇,叫《中國治水的政治經濟學》。後來我研究南沙問題,準備寫一部書,寫了十幾萬字就停止了,我想圍繞地緣政治問題來研究中國後冷戰時期的戰略地位。這部書我沒寫完,被陝西一場官司給沖掉了。所以我講過一次南沙問題。這是第三次來,講改革問題。” 以下是講話全文:


本來我也有一個題目,但是我去四川出差,沖掉了,沒講成。其實我要講的就是這個題目,結合自己對黨史的閱讀和對當代史的閱讀來講革命與改革的關係。

剛才講到有很多說法,其中我覺得比較集中的有一些說法,關於中國當代歷史的評價和未來的可能性:甘陽前不久在三聯出了本小書叫《通三統》,他認為要用孔子加毛澤東加鄧小平構造出一個中國未來的道統體系,當然他的整個知識結構比較複雜,他從早期的80年代的啟蒙參與者之一,轉變到現在,轉變幅度挺大的,應該說是本質轉變。他的言論很有代表性。這個言論,不僅設計了中國未來的道統格局,而且涉及了對中國歷史的總體判斷。

還有前不久李零也發表了很長的文章《讀<動物農場>》,一篇大文章切成三篇發表在《讀書》上。他的文章是用口號結尾的:第一個口號是“中國革命的案不能翻”,第二個口號其實是模仿毛澤東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題詞的口號:“一百年來,所有為中國革命捐軀的烈士(從秋瑾到江姐)永垂不朽”。關於這些口號,有一些他比較熟的學者跟他討論,大概有點失語,因為學者,一個嚴謹的學者,喊政治口號,什麼意思?很突兀。很失身份。

另外像楊帆,提出要把西方民主和“毛澤東的民主”結合起來,是未來中國民主的方向。他說毛是中國老百姓的教主,是要尊重老百姓的教主選擇。這是楊帆在前不久的一個對話中明確提出來的。當然,老百姓是不是真信這個教主,他本人從未做過統計,老百姓認不認這個帳,沒有統計學意義。作為一個有一定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他認為毛是老百姓的教主,所以大家應該尊重毛,因為老百姓尊重毛。這種發言的方式,像不像天橋把式?

還有海外的年輕學者對整個“毛澤東時代”充滿了讚賞,說毛澤東時代有意義地建設性地塑造了“社會主義‘新人’”。他認為很多改革前時期很多矛盾、問題,以及大失誤、大災難,甚至人間慘劇,是熊彼特式的“創造性破壞”。甘陽也有此論。更離譜的是,這位年輕學者很輕浮地說,要對過去的歷史採取“積極遺忘”的態度!

這都是一些非常有名的國內外學者,代表著一些人對歷史,對現狀,對未來的判斷或期待。

這些問題說一千,道一萬,都有一個對革命對改革怎麼評價的問題,都在試圖回答:改革是怎麼來的?改革可能往哪里去?首先要回答“改革到底是什麼”?

1987年我去溫州,去調查“溫州現象”。1987年發生過兩次大討論,都是關於中國改革到底是姓“社”還是姓“資”討論。一次發生在浙江溫州,一次發生在遼寧本溪。本溪關廣梅租賃承包,引發了姓“資”還是姓“社”的大討論。追溯起來,這個問題的討論不是從1987年開始的,實際上是從上個世紀五十年代集體化以後圍繞中國的道路,中國現代化的路徑,甚至圍繞著政治本身的一場黨內黨外的持續很久的大討論,大鬥爭。演變到改革時期成了“改革怎麼走?”“改革怎麼看?”“改革政策怎麼選擇?”貫穿改革始終的大討論。

我們去溫州的時候,討論很激烈。在本溪的姓“資”姓“社”討論基本上是造假,根據我的調查,是獨家調查,是《經濟日報》的一場新聞造假。關廣梅租賃姓“資”姓“社”的討論,實際上是媒體根據當時政治氣候製造出來的一場全國性的持續了很長時間的大討論。關廣梅給《經濟日報》的信是造假,是經濟日報記者和本溪市委政策研究室的筆桿子們寫的。他們也認賬。

姓“資”姓“社”的討論在溫州有真刀真槍的感覺。我們去溫州,第一步沒有去現場採訪,我在溫州市的檔案館裏頭蹲了一個禮拜,看了它三十年的檔案。那些檔案看完,你只能有一個結論:中國這場改革絕不是一場自上而下的,有目標的,有方法的,執政黨主動的改革。這場改革所涉及的內容,或者說所取得的某些成功,是自集體化以來每一個普通農民為了吃飽肚子的基本要求,這個要求是被強權壓制、壓抑,甚至鎮壓,農民付出了數千萬人的生命代價的集體要求,肚子要求,“改革”只不過是對這數千萬白骨之上的數億農民要吃飽肚子要求的不得不做出的妥協罷了。那個時候,在70年代末開始的一直到80年代的所有的農村改革,分田單幹,包產到戶,合作,合股,民間融資,50年代集體化後都出現過,只不過都被作為反黨、反社會主義而剿滅了罷了。也就是說我們80年代的所有改革的基本形態,50年代開始到今天幾十年不絕如縷。廣東一個農民跟省農委主任講,毛澤東是兩個不讓,一是不讓吃飽,二是不讓說話。吃飽的要求,說話的要求,改革開放以來的一系列中央文件,都是執政黨不得不回應數億人的基本的生存發展——吃飽要求的妥協。不過是以前不准吃飽,現在可以吃飽了。把勒著農民脖子的繩索放鬆了一點兒罷了。

中國改革,是個大倒退的過程,不是大前進的過程。相對於社會生產力而言它是解放的,是前進的,相對於社會形態的一個縱向時間邏輯而言,是倒退的。它是退的過程,是大逆轉的過程,是不得不妥協的過程,而絕不是一個總設計師加上總工程師,和一個自覺的執政黨,為了一個更崇高的目標或者遵循某些基本價值做出的一個國家的幾億的到十幾億人的改革。而且退得還不夠。我認為,這才是改革的真相。

1987年當時我們就發現了這一點。當時新聞媒體跟學界有呼應,就是進行社會啟蒙。八十年代新聞媒體人的構成大致是四部分人:老報人,老大學生,社會三教九流,應屆大學生,大多數是文革的過來人。本人就屬於三教九流,進報社時也沒有學歷。我在中青報經濟部,主任是任建新的女兒任紅,她是海澱區剃頭出身,沒學歷。我們的同事中有北京清潔隊掃大街的,北京景泰藍廠的工人。現任總編輯是門頭溝的“煤黑子”。他們絕大部分是自學成才。他們有豐富的社會經驗。他們根據經驗,根據樸素的感情和常識,根據對中國社會的基本瞭解,自動承擔了所謂的“社會使命”,80年代而言,就是鼓吹改革,支持改革,進行社會變革啟蒙。他們認為,改革本身自有價值,改革具有社會進步的象徵意義,社會進步好的方面都在改革的旗幟全部打包,全部集合。

但是進入80年代中期以後,回頭看中國的改革路徑和與中國歷史的關係,我們會發現事情沒那麼簡單。我們發現,改革本身並沒有給改革提供全部的合法性。這是在80年代,1987、1988年,我們在內部已經有討論了。無論是改革政策,或者已經取得的改革成果,不是執政黨創造的,也不是知識份子創造的,而是每一個普通農民的生活所迫的創造,這些生存與發展的要求只不過是被政策化了,只不過被承認了。承認什麼呢?承認我讓你餓肚子是不對的,承認壓制你想辦法解決餓肚子的問題是不對的,所以才有了所謂的改革。道理就這麼簡單。而且,我們發現,中國改革是新潮舊軌,仍然沒有擺脫政治運動的慣性,改革的方法仍然是我們所熟悉的搞運動那一套,樹典型,黑白分明,大轟大嗡。實際上從改革的內容到方法,80年代後期已經有了全面的反省,與此同時,一些比較自覺的記者和編輯開始徹底拋棄宣傳的形象和調子,進行專業化轉型,就是由主動的啟蒙者和改革使命擔當者回歸到新聞本體的專業化轉型。當然並不徹底,由於六四停止了,90年代中期重新開始。

我們再往前走,發現包產到戶在中國到目前為止,或者說中國改革說得最響亮最成功的農村改革這一塊,是一個半拉子,如同中國革命,農村改革也是一鍋夾生飯。為什麼呢?我們從九十年代興起的大規模的“圈地運動”可以看到農村改革的性質和它的後果。因為圈地運動看起來好像是加速城市化,加速城鎮化,但是在圈地的這個過程中,你會發現農民這個利益主體談判能力極弱,往往處於一種極端的劣勢,其土地利益訴求只有象徵性的意義。而另外一方——國家加上開發商卻極其強大。大規模的圈地運動一直持續到了今天。我把它稱作1949年以來“第二輪原始積累時期”。第一輪我把它界界定在統購統銷70年代末。有統計,到1982或1983年,全民所有制企業固定資產的總額,與從農民那裏壓榨來的剪刀差總值相等,大概是六千億。這是一個很嚇人的屍骨累累的數字。

統購統銷以後對農民肚子的定量是三百多斤,只能半飽,叫做“半飽經濟”。這是怎麼算的呢?姚依林1949——1966年曾經擔任過商業部、中共中央財貿部、國務院財貿辦公室領導。大饑荒的時候,他向各地調過糧。最近再版了《姚依林百夕談》。《百夕談》是一本非常重要的書。他講到六十年代跟江浙的農民算過一筆賬:一個農民的糧食應該在七百多斤,這是毛糧。七百多斤要餵牲口,並且吃飽肚子,糧食應該在七百一十多斤。但是50年代開始,核定的糧食只有三百多斤,連人帶牲口只能吃三百多斤。這還是在正常年景,糧食到位,政策兌現的情況下。實際上,相當多數的地方三百多斤都吃不到。

(張曙光:毛澤東有一句很有名的話:“以不餓死人為原則”。)

他就按這個原則來核定數億農民的基本口糧。牲口不算,牲口應該從糧食裏面單出來,因為沒法核定牲口,只能按照人頭來算。人頭核算簡單。當時的基本標準,就是不餓死人。這只是主觀願望。實際上他連自己承諾的這個最低底線也沒有信守。從統購統銷開始,就有大規模餓死人的記載,一直到70年代中期我當知青插隊的時候還有餓死人現象引發了當地農民武裝反抗共產黨的的現象。在此之前,王海光教授研究的中共建政初期征糧,就有征糧過多引發了當地農民武裝反抗共產黨的問題。

話再說回來。我們發現中國現代化之所以發生第二輪的原始積累和大規模的圈地運動跟剛才我們說到的農民沒有談判能力有關。2004年,國家信訪局局長說上訪案件達一千萬起,上訪人數每年超過五十萬人次。這只是根據信訪部門的統計,其實各級黨、政、人大、政協、工、團、婦、民主黨派及其各級領導,以及各級各類新聞媒體,都是上訪者的物件,去這些地方上訪人次、件次應該數倍於信訪部門,所以最保守地估計,上訪人次和上訪案件,真實的數字似應是國家信訪局公佈數字的兩到三倍,也就是說,每年大約有一百萬到一百五十萬人次上訪,兩千萬到三千萬起上訪案件。十多年來,我一個人就受理過上千人次的上訪案件,有寄信的,來找談話的,報導的和沒有報導的。而且可以肯定地說,上訪人數和案件呈逐年上升趨勢。根據研究,上訪案件80%以上是農民上訪,農民上訪案件中,絕大多數是土地問題,農民失地問題。伴隨著“西部水利大躍進”、城鎮化建設,這場圈地運動還遠沒結束。

你會發現,改革開放以後無論是比較成功的包產到戶,還是到後來才出現的大規模的直到今天還沒有遏制住的圈地運動,農民沒有談判地位,都跟早期的“集體化”土地制度有關,否則不會這樣。那麼就要回答一個問題,當時是怎樣的?我們的教科書,過去我們讀的也罷,到今天的中學、大學讀的也罷,都把中國革命稱作“土地革命”,內戰稱之為“土地革命戰爭”,第三次也好,第二次也好,第一次也好。官史論述的框架,中國革命的性質就是這樣的性質,革命者剝奪地主土地,消滅地主剝削階級,土地平均分給貧苦農民,實現“耕者有其田”。

從井岡山一路下來,打土豪、分田地,1947年中共根據地土改,一直到中共建政土改。關於土改的動因研究,土改方式——暴力土改、和平土改的研究,黨史界有爭論,有的說土改是中共為了“戰爭動員”,有的說不是這樣,是多動機的。

但是不管什麼樣的動機,當時革命的目標是剝奪地主、富農的所有產權,平均分配給廣大的貧困農民,把集中的私有化變成分散的私有化,這是革命的目標。當然土地私有程度各地情況不同,比如廣東,村社公田還是挺多的。

我們也非常遺憾地看到,全國的土地改革並沒有全部完成,中共就宣佈了“過渡時期總路線”,準備實行合作化。“合作化”就是土地集體化,不管怎麼打扮,什麼說辭,集體化就是公有化,從最終的支配權和結果而言,從基本國體而言,集體化甚至公有化都不是,而是官有化,寡頭化,少數人化。

從土地私有化到“集體化”的“變”是理解當代史和中國革命性質的要害關節,甚至是理解整個二十世紀共產主義運動的要害關節。第一,變的是什麼?第二,為什麼會變?第一個問題好回答,變私有為官有。第二個問題不好回答,是一個大學問。但是從現代法律的角度看,變的性質好界定。把土地化私為官,把土地從農民手裏搶回來,不是你政府和執政黨在違法?你號稱“土地革命戰爭”,動員農民幫你打仗,許諾奪取政權後“耕者有其田”,為了兌現承諾,像模像樣地制定了法律,把土地從地主手裏搶過來分給貧苦農民。可是,《土地法》的油墨還沒幹,有些地方還沒插上地樁,有些地方地樁子沒捂熱就要拔起來了。這個行為是違法的,違反了你執政黨自己制定的《土地法》。做人而言,違反了社會倫理;政治組織而言,違反了政治倫理。違法也罷,悖理也罷,從倫理的角度看,就是失諾或踐踏承諾,沒有起碼的誠信,失信於天下。農民為你們打江山,貢獻了子弟,貢獻了小米,貢獻了獨輪車,貢獻了數百萬生命,圖什麼?圖的就是你承諾的以及農民理解的“三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有部電影叫《車輪滾滾》,講“解放戰爭”炮火連天,農民如何推著獨輪車支援前線,給人印象,中共的江山是“獨輪車推出來的”。怎麼臉會變得那麼快?而且沒有絲毫心理障礙?把地給搶走?注意,我用的是“搶”字。一些史學家,包括境外的史學家在研究中國農村集體化問題的時候,說農民至少是一部分願意集體化。這是胡扯!這個道理多麼簡單,問你願不願意?“土地”這只煮熟的鴨子生從口裏被搶走了。鞋大鞋小,我自己的腳知道。餓不餓肚子,我自己的肚子知道。不需要征得你的同意,就把你的財產化私為官,將心比心,你同意?你說集體化好,當初向國民黨奪權的時候咋不說?當然我這裏並不是說暴力搶奪和殺戮地主就是合理的。這涉及到土改的方法,暴力土改和和平土改,優劣有爭論。這是另外一個問題。

還有第三點,就是土改實際結果。有一個觀察角度:誰是土改的受益者?歷史證明,農民肯定不是受益者,農民頂多是革命者奪權和掌權的墊腳石。講到這裏你會發現,有一撥人既是革命者,又是革命的受益者,這撥人總體上是當時社會的邊緣知識份子和其他邊緣人群,從結果來看,他們利用了農民的土地要求,特別是貧苦農民的土地要求。否則不會變得那麼快,也不會變得那麼毫無忌憚。農民土地性質被執政黨強迫轉變造成的後果,誰都明白是怎麼回事。中國是個農民的國家,從毛澤東到普通官員,心裏一本明白賬。大躍進問題出來餓死人以後,從軍隊到地方的反應是很強烈的。我在香港中文大學讀了全套新華社《內參》,其中有記載。中國的軍隊是農民的軍隊,是農民子弟。他們瞭解情況,搞不好會嘩變,林彪寫信警惕,然後壓制。因為有大量的軍屬餓死。

“耕者有其田”的革命目標,從演變至今的歷史結果來看,從中國土地革命的結果看,不像是革命黨聲言、承諾的社會變革目標和價值的體現,依我看,更像是一套圍繞著實現革命党短期功利目標的政策、策略,一套圍繞著少數革命者奪權和掌權進行社會動員的一套政策、策略,而且動員過程——暴力土改非常慘烈。我在研究土改的時候採訪了一些八九十歲的老人,是當時領導中國土改和直接參與土改的一批人。他們給我講了很多故事。暴力土改的暴虐的程度是難以置信的。有人說,中國發生過兩次土改,一個是中共建政初期的土改,一個是現在準備實施的土地使用權流轉。他們把土地使用權流轉稱為第二次土改,是錯的。什麼兩次?從局部到全國,加上中共革命根據地土改,還有國民黨土改,多少次了?1949年以來,至少還要包括包產到戶這一次,包產到戶和土地使用權流轉的土地權利歸還都是有限的,還不能解決問題。

當時的土地用暴力土改的形式,上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存在著很大的問題。當然這個過程中政策是怎麼制定的,怎麼實施的,誰在這個過程中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和有什麼樣的動機,在黨史界都是挺大的一個問題。前段時間楊奎松也寫過很長的文章了,來講述1947年以來解放區土改的情況,比如是暴力土改還是有和平土改傾向,毛的態度,劉的態度,誰左誰右等一系列問題。楊奎松先生是我非常尊重的歷史學家。但是關於土改中毛澤東的態度,他的論證有點掉書袋子,遵循著一個掐頭去尾的邏輯。毛是一個言行不一、極端功利的人,他不會按照原則來設置因果關係,在他那裏,因果關係是可以按照他的政治需要隨機更替的,而且總體上是左的,甚至可以說總體上是極左的。

中共土改,總體而言,無論是早期比較溫和的或者有和平土改傾向的是陝甘邊區的土改,但是時間很短。1947年“五四指示”後,中共就絕了和平土改的念頭。因為革命形勢發生了變化。即使廣東早期土改一度被稱作“和平土改”而翻了燒餅,細考察,基本上也是暴力土改,只是暴力的程度遜於北方暴力土改。暴力土改,那樣的搶奪和殺戮,只能用“血雨腥風”來概括。殺人的方法極其慘烈。有一個很著名的黨史專家就說,這些都沒法寫出來,寫出來就會很大地動搖革命本身。動搖革命?這還光是講土改,還不講後來集體化的暴力,人民公社的暴力。早期土改戰爭動員的傾向是很明顯的,建政以後的土改比如廣東和平土改和翻燒餅,那是經典的政治動員。廣東土改說是和平土改,其實土改的手段已經不和平了。根據現在已經知道的檔案來看,所謂溫和都是有限度的,都沒有改變暴力土改的性質。只不過由於南方地方黨組織跟紳士之間有千絲萬縷的關係,下不了手。昨天還幫我搶救傷患,給我槍,給我子彈,今天我反倒是把他給斃了。這違反倫理,違反人情。還有華僑,華僑是全世界最艱苦的人,幾乎就不是人。寄回家一點錢,來養老的錢,置辦點家產,全部沒收,一直到80年代末還沒落實退賠完。故事是大量的。這是另外一個話題。當然這個話題也能在一個側面界定中國革命的某些性質。一個革命黨為了奪取政權給數億人一個承諾,在取得政權沒有兌現這個承諾(為此還制定了法律)的情況下,又通過違法來違反和踐踏承諾,這種情況在人類歷史上是極罕見的。這種情況不能說明中國革命的性質?我們還不要說再往後發生了什麼事情了。

按照這個邏輯理下來,我們來講革命的第二個目標。中國共產革命的目標,起碼是廣泛宣傳、深入人心的目標,大概有這麼兩個,一個是在經濟上廣泛的私有化,土地的廣泛私有化,就是“耕者有其田”;第二個目標是反對、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一黨獨裁,在中國實現民主、自由、人權。1945年也好,1946年也好,《論聯合政府》也好,《新民主主義論》也好,講的很明白,實行民主共和、多党執政的治國綱領。如同土地私有化承諾一樣,中共在很短的時間裏就變了,甚至變得更快。根據已經披露的檔案,1947年內戰還在炮火連天,毛澤東就給史達林密電,要求中共取得政權後,踢開民主黨派,實行中共一黨統治。為什麼會變?前不久,出版了於光遠著述、韓鋼詮注的《“新民主主義社會論”的歷史命運》,就是探索這個變的過程。我看到,這套統一戰線,治國綱領,跟民主黨派有非常深入的交流、合作,並形成了共識,或者叫建國共識。這邊喊著反專制、反獨裁奪權,那邊發密電向史達林請示:奪權後我要一黨獨裁!這是什麼意思?更有趣的是,史達林這個大獨裁者複電制止了毛澤東的想法,所以才有了《共同綱領》,才有了短暫的多黨合作蜜月。也正是因為史達林這個大獨裁者的命令,處於國際政治形象的考慮,才有了“五四憲法”。

如果說土地廣泛的私有化是對數億農民的策略性反應,那麼“民主、自由、人權”這些口號、主張又是對誰的呢?應該是對知識份子對民主黨派的,目的在於“統一戰線”。抗戰時期、內戰時期,知識份子同情共產革命,小知識份子潮水般湧進延安,湧進中共割據的各根據地,為什麼?共產黨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權,反對一黨專政,反對國民黨腐敗,讓人民看到中國未來的希望。這是很多革命老人“兩頭真”的原因之一。他們為追求民主,追求自由而加入共產黨,不真?為什麼中國今天有憲法而無憲政?六十年前對中國人民承諾的“民主、自由、人權”憲政目標沒有兌現嘛。

這個意義上講,改革是什麼?改革是在還賬,是在兌現承諾。做了錯事,犯下罪孽,是要懺悔的,是要自我救贖的。在這個基礎上重建社會信用,真正實現中國社會的和解、和諧。

後果還不嚴重麼?土地被剝奪以後,實行集體化,實際上是把農民由一個自由的擁有土地私有產權的自耕農變成了農奴。唐德剛說,包產到戶改革是“開阡陌,廢井田”,有道理,井田制就是奴隸制。比較起來,人民公社制還不如井田制。井田制中還有私田。說社會主義尋求一個更高的嶄新的社會價值,其實不是這樣。改革是在還欠賬。這個帳不是說大家想不想說,願不願說的問題,而是一個實在的賬,非常清楚地放在那裏的。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改革開放三十年,和可以預期的未來中國改革,應該說是中國革命不良遺產的懺悔,救贖。至於某些人,對革命有著某種個人審美的浪漫主義追思的話,那是他個人的生死哲學問題。對於革命英雄主義有抱憾的話,那是個人問題,不是歷史問題。對當下社會不公不義不道德的憤恨、不滿,是社會問題,不是歷史問題。

至於案是不是能翻,有些案不是能不能翻的問題,在我看來,是事實真相是什麼樣的問題,和你認不認這些事實的問題。歷史的基本問題本質是一個人道主義問題。這個問題你不認,那麼好,問題就轉化了,變成了人的良知問題。我們不是在面對和研究抽象的問題,因為所有問題,時代也好,個人也好,定性都不是取決於,或者說最後也很難取決於權力、偏好。它們(他們)的性質最後都只能取決於歷史事實本身。說要完成一次救世主一般的使命來創造“社會主義新人”,“創造性破壞”後,再來一次“積極遺忘”,“積極遺忘”還不準確,應該把熊彼特理論發揮一下,來一次“創造性遺忘”,孔、毛、鄧一鍋燴,把中國的新賬老賬一塊抹掉了,於是天下太平?

剛才我講到改革是大倒退。“大倒退”是什麼意思?多簡單的道理。毛剛去世幾天,就把毛的老婆和最親信的人抓起來是什麼意思?把毛臨終前一定要幹掉、永遠不能再起來的人重新解放出來什麼意思?真理標準討論的本質是什麼意思?林彪、四人幫捆一塊亂燉,不僅要打倒,而且還要公開審判,什麼意思?你發現整個過程毫不含糊,刀刀見血,即使如此,1981年還要搞個《歷史決議》以維護道統與法統,想結束歷史展望未來。結果如何?歷史並沒有按照《歷史決議》老人們確定的調子結束。曾經有一個老幹部的孩子說,1949年以後黨做的事情,還剩一個“高饒事件”沒有平反了,說這事還能定案,要不然就沒有一件事情是對的了。前不久,高饒事件的證據大規模出來了,張秀山的《我的八十五年——從西北到東北》,還有張明遠的回憶錄,到高崗的秘書趙家粱最近在香港出版的回憶錄《高崗在北京》,還有一些重量級當事人的回憶,這些回憶都證明“高饒反黨集團”是毛等製造的大錯特錯的冤假錯案。

這樣還說什麼呢?中共從1949年以來政治鬥爭、政治運動是不是全錯了,還需要進一步搞清楚,涉及大量人和事,很多當事人已經去世,檔案還沒有開放。我們講文革也好,講改革也好,講毛、劉、周、鄧的關係也好,早就埋下了伏筆。毛、劉鬥爭,文化大革命起因的歷史已經改寫了,起因可以跨過大躍進、大饑荒,推到合作化、新民主主義變臉時期去。哪是以蒼天生民為己任?黨內鬥爭,廝殺不已。前不久,我們發現了一個偉大的詩人。說他偉大是有道理的,起碼是我本人這麼看。這位詩人叫牟宜之,生於1909年,1958年打成右派,後流放齊齊哈爾昂昂溪,1975年貧困交加逝世,有家屬自印的詩集《錐心集》。詩人承繼中國士大夫傳統和杜甫以來的“詩史”傳統,一生留存詩作200餘首。1971年深秋以後,他寫了《詠史》三首,其中有對歷史對現實的高度概括:“權貴廝殺如豺虎,百姓躬耕似馬牛”、“世上美名爾享盡,人間壞事君做絕”。我們知道,這個見識和概括遠遠地超越了包括作家、學者、理論家在內的所有中國人。“權貴廝殺如豺虎,百姓躬耕似馬牛”這句詩,我認為高度準確地概括了集體化以後的中國歷史,其詩史的價值絕不亞於“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說到這裏,我還要提兩個人,一位叫楊偉名,一位叫王西麟。

楊偉名是陝西戶縣的農民,一位思想家。1962年前後,他寫了《當前形勢懷感》等一批文章和政策建議,提出中國大饑荒的惡劣形勢並沒有發生根本好轉,中共的政策應該主動倒退,經濟上要退回到合作化以前去,黨內政治要退回到延安整風以前去;判斷中國如果實行一二類農副產品自由貿易,沒有多久,糧食不是不夠吃的問題,而是吃不完,糧食生產過剩問題。思想水準之高,匪夷所思。1968年,他遭到迫害,與妻子一起自殺身亡。我們現在的人高明?比起楊偉名,一個在大饑荒背景下思考的思想家,差得遠!把中國社會的性質和未來道路的可能走向講得那麼清楚,真是先知!

我想特別強調的是,楊偉名思考中國未來前途的時候,大饑荒還沒結束。我們通常說“三年大饑荒”,不對,應該是“五年大饑荒”,1958年到1962年。為什麼這麼講?文獻記載,1958年年底,已經在雲南發生了大規模的饑荒,上報給武漢召開的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毛澤東,餓死數萬人。雲南大饑荒事件在毛澤東的早期文稿中有披露。毛的批示是多麼輕描淡寫了得!已經出現了數萬人死亡,最高領導人不去懲罰他的愛將雲南省委書記謝富治,這在黨內創造了處理大規模餓死人的基本定式:保護封疆大吏愛將,有限懲治基層官員。餓死人最嚴重的幾個省,政治局委員、西南局第一書記、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毫髮未損,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信陽事件”後調任中南局書記處書記,山東省委書記舒同降職後調任陝西省委書記處書記,安徽省委書記曾希聖委以重任——再兼山東省委書記(注:曾後來因為良心發現,在安徽實行包產到戶被毛澤東撤職,調任西南局書記處書記),甘肅省委書記張仲良降職為甘肅省委第三書記。四川餓死人最多,是因為四川晚取消公共食堂一年。它為什麼會晚? 1961年毛回湖南家鄉,一句話就把全國的食堂給解散了,唯四川不解散。為什麼?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深知“公共食堂”是毛之所愛,他說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臟”,心臟取消了,人民公社軀體何存?所以他不取消。結果四川死亡持續到了1962年春天,幾年下來,至少餓死了四川人1000萬人!也就是說,李井泉在身上至少背有1000萬人命債的情況下仍然得寵。實際大饑荒時間更長,根據文獻記載,大饑荒伴隨著整個集體化、人民公社的全過程,集體化、人民公社的歷史就是一個大饑荒的歷史,不僅僅是5年大饑荒。

現在說說王西麟。王西麟是一位現在還活在中國大陸的交響樂作曲家,我把他稱作“二十世紀中國偉大的交響樂作曲家”,目前他已經創作了包括七部交響樂在內的50多部作品,他創作於世紀之交的《第四交響曲——獻給中國歷史和人類歷史過去的一世紀和未來的一世紀》,被波蘭大作曲家潘德雷茨基評價為“一部偉大的作品”。這位元“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平民音樂家”在《第四交響曲》這部偉大的作品裏用憤怒、哀傷、沉鬱、悲愴的調子述說了中國的歷史,讓我感受到了歷史學家面對歷史時的孱弱和蒼白,感到了一些提倡“積極遺忘”歷史、不承認和不反省歷史、用大陸中學歷史教科書的水準尋找某種歷史合理性和價值的學者的無知、無良、無恥。

牟宜之、楊偉名、王西麟們的重要作用在於,如同農民爭取吃飽肚子的權利一樣,數十年生生不息,貫穿始終,中國民間還有一種獨立的歷史基調、歷史眼光、歷史態度的存在。

我們今天翻過來看,中國當代史的一些問題,本質上是法律問題、倫理問題,如果超越法律和倫理來討論歷史,也就是說超越了人道主義來討論歷史,歷史還有意義麼?別說得那麼玄乎,只要還有一顆普通人的心,要求不高,普通人的心就行,一絲良知尚存,做出某些判斷並不困難。現在的情況是,歷史真相還沒完全呈現出來,而且我們知道已經有人在毀檔案,而且事實上一些地方政府還在違法地永久性地保護那些根本沒有任何密級的檔案材料。在這樣的前提下,說什麼“積極遺忘”,誰加誰加誰來重建中國未來的道統和法統,依據是什麼?

我們說研究歷史要有同情的理解,但是同情的理解是有前提的。第一,你准不準備讓我同情的理解?如果準備,好,請把事實告訴我,把真相告訴我,根據我的理性和良知,由我來做判斷,如果你自信的話。南非社會轉型就有所謂的“寬恕與和解”,成立了“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寬恕的前提是真相的坦白、揭露。我們不能想像,在不瞭解真相的情況下,或者對已有的定論做出質詢都不允許的情況下,要求我們做出一個所謂“同情的理解”。前提不存在。所有的事情都要有前提。

過去的歷史跟每個人都有關係。研究當代史,必須研究影響了當代史的任務的心理機制。對歷史的懺悔和自我救贖,不是我的推理、猜測,而是事實。我看到了。中國改革的領導人都有相關表述和行為。趙紫陽有,胡耀邦有,萬里有,鄧小平也有,劉少奇也有。鄧小平1962年就主張“貓論”,包產到戶救命。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就說,大饑荒是“七分人禍三分天災”、“這一代不揭,下一代揭”。劉少奇對毛澤東說,“人相食,要上書”的。劉少奇很沮喪,他當國家主席期間發生大饑荒這樣的事情。當朝的每一個人都知道他們造了什麼孽。我訪問了很多老人,他們無論對毛對中國革命最終持什麼立場,他們人生記憶裏最深刻的東西恰恰不是文革他們被打倒被揪鬥的時候,而是土改和大饑荒。那些經歷的故事給他們的心理衝擊特別大,細節講起來栩栩如生。文革被整得很慘的人,我看過那些照片,包括我採訪的當事人。但是他們記憶裏是什麼?李井泉文革中被搞得家破人亡,妻子、兒子是怎麼死的?是虐殺!最重要的一條,就是對大饑荒的報復。我不認為動私刑虐殺有正當性。我是一個非暴力主義者。

中國社會轉型,要尋找自己的路,可能的路徑只能是中國人真實記憶的自然延續。只有構造出一個中國人以自己經驗為背景的理性,才能使中國人走向自我救贖的道路。失諾與救贖,是我分析當代史——中國革命與中國改革關係的基本認識線索和框架。工作還是初步的,還不成熟,還有許多事情沒有搞清楚,還需要進一步研究。

謝謝大家。

http://www.unirule.org.cn/SecondWeb/DWContent.asp?DWID=415

0是病毒,?不是病毒,是希望

昨晚看了“縱貫線”四位老帥哥的訪談。除了主持人遜了點兒,老帥哥個個是楷模。遜主持要求他們給自己作為子、夫、父打分。張震嶽先。“子”項60分,自稱還在努力,近年越做越好。後兩項都打了零分。旁邊的羅大佑一看白色題板,嚴肅地說,不行不行。把零分都改成了問號。羅大佑說,人生還是要有希望,零分不是就沒有希望了麼。
末了,四位老帥哥還被責令分別對年輕人說句話。其實他們都說了無數句。它們太多感慨。張震嶽最絮叨,說了半天,總歸是積極進取的意思。羅大佑,太多誘惑,選准一個方向奔跑。周華健說的啥忘記了。李宗盛鬍子拉碴,灰白滿面。
無論如何,他們都傳遞希望,洋溢樂觀。最後還是唱《出發》。
“有一種預感,路的終點是迷宮”。這是最後的歌詞麼?

奧巴馬的稅單與狗

1、Obamas’ Earnings, Helped by Royalties, Stayed High in ’08

By CHARLIE SAVAGE,紐約時報,Published: April 15, 2009

WASHINGTON — President Obama and his wife released their 2008 federal tax return on Wednesday, showing that they paid $855,323 in federal income taxes on a combined household income of $2,656,902.
Mr. Obama and Michelle Obama also reported giving $172,050 — nearly 6.5 percent of their earnings — to 37 charities, including $25,000 contributions to CARE, a global antipoverty group, and to the United Negro College Fund.
For the fourth year in a row, most of the Obamas’ income came from royalties from his two books: “Dreams From My Father” and “The Audacity of Hope.”
Proceeds from book sales totaled more than $2.4 million in 2008, dwarfing the roughly $200,000 the couple made from Mr. Obama’s salary as a United States senator and Mrs. Obama’s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Hospitals. Mrs. Obama went on leave from her job during the presidential campaign last year and formally resign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year.
Earlier on Wednesday, the deadline for Americans to file their income tax returns, Mr. Obama made a sales pitch for his tax proposals, saying a tax cut in the stimulus bill would benefit “95 percent of American workers,” and praised other changes that he said would help small-business owners, parents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first-time homebuyers. And he called for a sweeping overhaul of the tax code.
Mr. Obama made his remarks as conservative activists held a series of “Tea Party” protests around the country calling for lower taxes and less government spending.
The president has proposed to raise taxes on more affluent workers, and would himself be likely to pay higher taxes should his proposals go through. He has called for putting a cap on the value of itemized deductions, like charitable contributions.
Moreover, he advocates allowing Bush-era tax cuts to expire as scheduled at the end of 2010, restoring the marginal tax rate on couples’ earnings above $250,000 to 39 percent, as it was during the 1990s. That rate is currently 35 percent.
The White House on Wednesday also released the tax return for Vice President Joseph R. Biden Jr. and his wife, Jill. They reported an adjusted gross income of $269,256 and paid $46,952 in federal income taxes.
The Bidens also reported donating $1,885 to charity, less than 1 percent of their earnings. In a press release, the White House said the Bidens have made additional donations to charity not listed on the returns.
“The charitable donations claimed by the Bidens on their tax returns are not the sum of their annual contributions to charity,” it said. “They donate to their church, and they contribute to their favorite causes with their time as well as their checkbooks.”
The Obamas first opened a window onto their rapidly escalating personal wealth in March 2008, when they released seven years of their tax returns amid Mr. Obama’s effort to secure the Democratic presidential nomination.
Those forms showed that the couple’s income had spiked sharply in 2005, largely because of book sales after Mr. Obama became famous with a speech at the 2004 Democratic National Convention, when he was running for the Senate.
From 2000 to 2004, the Obamas had earned an average of about $250,000 a year. But their taxable income surged to $1.6 million in 2005 and $983,826 in 2006.
In 2007, as book sales rose to a new high during the first year of his presidential campaign, they earned $4.2 million. Since then, Mr. Obama’s book sales have slowed somewhat but remain lucrative, the new tax filings show.
Mr. Obama signed a book deal in January, just before taking office. The deal, revealed in a routine Senate filing last month, will pay him $250,000 for an adaptation of his memoir for younger readers. The Senate filing also first disclosed his 2008 book royalty income.
The White House also released the Obamas’ and the Bidens’ state tax returns. The Obamas reported paying $77,883 in state income taxes to Illinois, and the Bidens reported paying $11,164 in state income taxes to Delaware.

Sheryl Gay Stolberg contributed reporting from Washington, and Liz Robbins from New York.

2、Does Bo Know He’s Top Dog?
By DOUGLAS QUENQUA,紐約時報,Published: April 15, 2009

SOONER or later, someone is going to ask Bo, the 6-month-old Portuguese water dog who moved into the White House this week, if he knows the answer to a simple question: Who’s a good boy?
The question will of course be rhetorical, since Bo, whose raison d’être is to be furry and sweet, has significantly fewer performance expectations than his master. But it will by no means be idle, at least not to the psychologists, neuroscientists, philosophers and kissy-face dog owners who for centuries have pondered the mysteries of canine consciousness. What, they ask, does a creature that lives to chew shoes and chase tennis balls really know about himself and his surroundings?
These questions are intriguing enough when applied to household pets — do they know why they’re not allowed on the couch? That we are coming home again? That the houseguests do not like to be sniffed and jumped on? — but downright trippy when it comes to dogs like Bo. All of a sudden, photographers shoulder one another aside to snap his picture, and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scampers behind him.
Does Bo wonder, in whatever way he might be capable, what all the fuss is about? Does he know he’s the most famous dog in the world?
Yes — or he soon will, said Cecelia Ruggles, a Connecticut dog breeder who owns Stump, the Sussex spaniel who won Best in Show at the Westminster Kennel Club show this year. She is also an owner of J. R., a bichon frisé who won Westminster in 2001, and several other champions.
“Oh, they know they’re famous, and they definitely get an attitude,” she said.
Like many people in the dog business, Ms. Ruggles takes a fairly anthropomorphic view of her animals’ cognitive abilities. “What distinguishes show dogs from other dogs is that they realize what’s going on, they know what they’re doing,” she said. “That’s what makes them who they are.”
J. R., for instance, knows how to make an impressive entrance at a press conference. “He waves his paws — it’s his signature,” Ms. Ruggles said. “It’s not something we taught him to do, it’s just something he does.”
But many dog owners are quick to tell stories about the precocity of their pets (often, long after the interest of the listener has waned), and skeptics chalk these tricks up to personality rather than brains. Even people who have studied the intelligence of dogs are doubtful that Bo has any clue he is an international media star.
“No,” declared Stanley Coren, a professor of psychology at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and the co-author of “What Do Dogs Know?” “Dogs don’t know fame.”
What dogs do know, said Professor Coren, is their position within their social group, whether they are at the top or the bottom of their pack.
“They know about comfort, and they know how much they can demand and get away with,” he said. So with the first family treating him like royalty for the time being, “that might be equivalent to fame. He might think he has groupies.”
By that standard, Bo’s perception of his surroundings won’t be all that different from any other well-pampered family dog, he said.
“I’m certain there are hundreds of thousands if not millions of dogs who are owned by blue-collar workers who really feel that they are extremely special,” Professor Coren said.
Based on the behavior of previous four-legged White House occupants, it is hard to draw too many conclusions. During the George W. Bush presidency, Barney the Scottish terrier had his own Web page on whitehouse.gov (which he shared with the Bushes’ other dog, Miss Beazley), and showed his gratitude by biting a Reuters reporter during the administration’s waning days. Socks and Buddy, the Clintons’ cat and dog, drew enough mail that Hillary Rodham Clinton assembled a book of letters, though Socks’s nastiness to Buddy got him gifted to Betty Currie when the Clintons left the White House.
Perhaps a better role model for Bo was Millie the springer spaniel, who not only “dictated” a book to her owner, Barbara Bush, but also gave birth to a camera-ready litter of puppies.
The idea that a dog could tell a red carpet from a housebreaking pad may sound far-fetched. For centuries, however, the mysteries of animal awareness have occupied some of mankind’s most respected thinkers.
Thomas Aquinas, the 13th-century Catholic philosopher, believed that animals possessed just enough consciousness that people should spare them outright abuse, if not the frying pan. René Descartes, who divided the world into two distinct substances, mind and matter, said that animals were purely mechanical beings that lacked an inner life (a classification that rings hollow to anyone who has heard the noise a beagle makes when you step on its tail). Darwin, Aristotle and Immanuel Kant also tried, unconvincingly, to wrap their heads around animal minds.
But canine cognition has become a serious science in the past few decades. More or less.
Starting in the late 1990s, Marc Bekoff, then a professor of ecology and evolutionary biology at the University of Colorado, used his dog, Jethro, to conduct a landmark study he called “The Yellow Snow Project.”
“For five winters I collected piles of yellow snow on the path where I walk my dog in the mountains outside of Boulder,” he said. “Then I would move them along the bike path and watch what Jethro did.”
“He basically spent a longer time sniffing the other dogs’ urine than his own,” Mr. Bekoff said.
Professor Coren, who has studied Mr. Bekoff’s work (animal psychology is a tight-knit field), said that the yellow snow experiment offered proof that dogs have a sense of themselves versus other dogs. “It’s the first level of consciousness, knowing that you are there and a separate entity from everyone else,” Professor Coren said.
His own claim to fame is a series of tests conducted in the early 1990s that measured how many sounds, signals and gestures dogs could comprehend. He concluded that the average dog had roughly the same cognitive abilities as a 2-year-old human, a finding that is now commonly cited among pet owners.
“It’s helpful because when dealing with a dog, you can ask yourself, ‘What would I expect of a 2-year-old kid?’ ” he said.
Still, no matter how many pointy-headed tests are dreamed up, there will always be pet owners who believe their dogs possess the magical ability to apprehend their larger place in the world.
“People love to humanize their dogs,” said Mathilde DeCagny, the Hollywood trainer who worked on “Marley & Me.” “But Bo is not walking in the White House right now thinking, ‘I scored!’ ”
Which is not necessarily a bad thing. Some animal rights advocates have criticized the Obamas for adopting a dog from a private breeder rather than from a shelter. But the choice somehow seems less cruel once you remove the suggestion of Oliver Twist-like emotional despair. “I have gotten so many e-mails today from people saying it’s too bad they didn’t get a mutt from the pound who would know that he is special,” Mr. Bekoff said.
“But come on,” he laughed. “Bo doesn’t know that, and neither would a pound dog.”

期待公義的太陽

胡安·赫爾曼——當代阿根廷最重要的詩人、2008年度“賽凡提斯獎”得主,被譽為“當代拉美最好的詩人”。4月14日,胡安·赫爾曼來到北京賽凡提斯學院,朗讀他的西班牙語詩作,並向詩歌愛好者們“自我解構”其傳奇人生。今晚6點半,胡安·赫爾曼還將來到上海,在賽凡提斯圖書館(安福路208號)舉行詩歌朗誦會。








東方早報記者 張穎 發自北京

從1956年發表第一部作品開始,詩歌就成為胡安·赫爾曼的武器,其中尤以反映1976年至1983年阿根廷軍政府統治時期民眾苦難的詩歌最為人稱道——詩歌是他的安慰、他的希望,也是精神寄託。詩人西川說,曾經聽過這樣一句話來形容拉美的作家:白天是新聞記者,晚上才是純文學的作家。

他被兩邊判了死刑
赫爾曼常說他是家中唯一的阿根廷人,實際上他出生於一個俄羅斯猶太移民家庭。其父母1928年移民海外,1929年到達阿根廷。1930年,胡安·赫爾曼在布宜諾賽勒斯出生。15歲時,赫爾曼參加了阿根廷共產主義青年團,並在青年團成立了一個詩歌組織,取名“硬面包”。1956年,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詩集,那年他26歲。
“我出生在阿根廷,開始有了自己的祖國、童年和語言。經過長時間的流亡之後,現在我自己選擇與妻子居住在墨西哥。所有的人都屬於這個世界,如果非要說我有一個歸屬的話,那麼我的祖國就是語言。” 赫爾曼這樣定義他的歸屬。
父母給了赫爾曼追求真理、維護社會正義的基因。事實上,他的父親還曾參加過1905年的俄國革命。1954年,赫爾曼開始為新華社做記者,向西語世界報導中國的情況。上世紀60年代初,中蘇分歧,社會主義陣營產生分裂。各國共產黨分為兩派,一方親蘇,一方親華。當時,阿根廷共產黨要求赫爾曼放棄新華社的工作,但赫爾曼選擇了堅持,這使得他不得不離開了阿根廷共產黨。
回憶起這段歷史,赫爾曼說,當時在阿根廷為新華社工作的就只有他一人,而記者的責任就是進行報導,“我認為這個工作是正確的,我們不能對中國這樣的國家一無所知。必須介紹中國,讓阿根廷人瞭解中國,讓大家知道世界上發生了什麼。”
1976年,阿根廷政變後,赫爾曼不得不逃離祖國。在其後整整13年的流亡生活中,他遠遁他鄉,輾轉於羅馬、巴黎、紐約、墨西哥。而赫爾曼20歲的兒子馬塞洛(Marcelo Gelman)和當時正懷有7個月身孕的19歲兒媳瑪麗亞·克勞迪奧(Maria Claudia)被政府從家中綁架,隨後遭到了處決。
在軍政府統治時期,阿根廷有很多人失蹤。1976至1983年,阿根廷政府鎮壓左翼持不同政見者。有人權組織稱,這一期間阿根廷至少有1.5萬至3萬人因遭到綁架、暗殺而“人間蒸發”。阿根廷歷史上的“骯髒戰爭” (Dirty War)指的就是這段歷史。
赫爾曼不懈地追蹤親人的下落。1989年,他在一個沉於河底的水泥桶裏找到了兒子的遺骸。2000年,在他70歲高齡時,赫爾曼得以見到失散多年的孫女。這個出生在監獄中的可憐孩子,在父母遇害後被一個有烏拉圭軍方背景的家庭所收養。 
在13年的流亡生活中,赫爾曼不僅被阿根廷反動聯盟判處死刑,他曾經參與創立的阿根廷城市遊擊隊也將他判處死刑。這是因為,1967年,他的同鄉切·格瓦拉在玻利維亞犧牲,這給當時的拉美革命運動帶來了極大震動。赫爾曼不主張拿自己同志的生命去冒險,與城市遊擊隊產生了政見上的分歧,最終導致分道揚鑣。在流亡生涯中,赫爾曼得到了許多人的支援,包括許多國家的政要,當時的法國總統與瑞典首相曾聯名在法國第一大報《世界報》上發表聲明聲援他。

詩歌是記憶的影子
是對上帝的感謝
 
2007年,在接受賽凡提斯獎時,赫爾曼發表感言說:“其實我已經死過很多次,每當聽到親朋好友或者文學知己失蹤的消息時,那種感覺同死亡沒什麼區別。”而現在,活著的感覺怎麼樣?赫爾曼平靜地說,“這些傷痛很難癒合。現在我有自己的兒孫輩。現在的生活與以前的確是不一樣了。”
赫爾曼說,他並不認為是這些痛苦與不幸使他不斷創作,詩人寫詩就是因為他想要表達,沒有別的原因。有很多偉大的詩人並沒有過痛苦的遭遇,甚至連小的傷口都不曾有過,但還是創作出偉大的詩篇,“對我來說,也許有人覺得我脾氣暴躁、難以忍受,也許我就是這樣。我感到我的耳朵裏有噪音,這使得我需要去寫作,將我聽到的聲音表達出來。”
北京大學教授、翻譯家趙振江表示,從1956年發表第一部作品開始,詩歌就成為赫爾曼的武器——詩歌是他的安慰、他的希望,也是精神寄託。赫爾曼的詩歌幾乎都是在深夜裏創作的。據不完全統計,到目前為止他已發表了40多本詩集。以赫爾曼這樣的經歷能夠如此多產,趙振江認為有兩個關鍵字可以概括其創作激情:一是執著或者說迷戀,另一個是尋求或者說創新。
赫爾曼說,詩歌是神秘的,沒人知道它究竟帶來了什麼,“它是記憶的影子,是對上帝的感謝,而沒有了詩歌,生活對我來說就像沒有葉子的樹,也就沒有了影子。”
黑暗的時代已經過去,而如何回顧歷史,如何認識拉美的政治現狀?赫爾曼認為,到目前為止,拉美並沒有出現真正的和解過程:“一些當年支持軍政府的人及軍人本身仍堅持他們的所為是正確的。現在有的,是一個正在追求正義和公正的進程,而這個過程是漫長的。”他表示,在阿根廷,本屆政府和前屆政府決定去掉曾經有罪不罰的保護層,懲罰那些曾經的罪行,他們真正地去調查軍政府的罪行。赫爾曼用低沉的聲音說:“我們循著記憶找出真相,有一天正義會真正到來。”
中國知名詩人西川說,曾經聽過這樣一句話來形容拉美的作家:白天是新聞記者,晚上才是純文學的作家。而赫爾曼將兩種狀態糅合在一起,人們從他的詩中感受到深夜的黑暗與孤獨,他的詩歌往往沉重,而巨大的空曠感中又表達出對世界、對親人的愛。
赫爾曼表示,在鬥爭的年代,詩歌就像槍一樣是人們的需要。詩歌告訴人們不知道的東西,但通過詩歌你不可能得到權力,“馬克思曾經說過,人們能夠得到的最大滿足感來源於藝術與文學。但如果非要給詩歌一個不同尋常的社會作用的話,那就誇張了。作家並不是史達林所說的‘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我們只是寫字而已。”

◎ 鏈結:胡安·赫爾曼
胡安·赫爾曼(Juan Gelman)身上有著難得的“20世紀症候”的大交集:離散在南美的烏克蘭猶太人身份、阿根廷共產黨、超現實主義與承諾文學的聯姻、軍政府的迫害、流亡、家人被極權主義殘殺的創傷經驗、詞語的強力等。1930年,他生於布宜諾賽勒斯的一個猶太移民家庭。年輕時記者的職業使他置身於政治激流,並轉向左翼陣營。1976年阿根廷發生政變後,赫爾曼被判驅逐出境。1988年,結束流亡生涯回到阿根廷。作為批判現實主義陣營中的一員,胡安·赫爾曼為自己的詩歌固守著“生活的日常性”和“日常中的不平凡”,反映了其猶太文化背景、對國家與家庭的關注以及他對阿根廷政府鎮壓持不同政見者的“骯髒戰爭”期間的痛苦感受。他曾獲阿根廷國家詩歌獎、拉丁美洲文學獎以及有“西班牙語界諾貝爾獎”之稱的賽凡提斯獎等。
他與中國一直有著密切的關係:他在1950年代開始為新華社做事,也曾經“重走長征路”。

詩選譯
王國 REINOS
應該從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
從神學到宗教
從資本主義到生活
從經濟詩歌到詩歌經濟
從饑餓到你

到像夜間的浪彼此碰撞的雙唇
所有人都愛你的眼睛
你眼睛的眠床閃耀在一個女人的盡頭
被你追上的敵人顫抖不止

在你後面有太陽
有一把火焰的椅子靈魂穩穩坐在上面
不期待寬慰或饒恕
期待公義的太陽

宇宙沉默中吞吃宇宙

必死的雲雀歌唱
請求苦難落入它的耐心裏

你有一隻因天空而暈眩的動物
在這裏分發靈魂
為人們分發夥伴
好讓他們無數次地做夢

選自《何塞•加勒萬的詩(Los poemas de José Galván)》

動物 El ANIMAL
我與一隻隱秘的動物住在一起。
我白天做的事,它晚上吃掉。
我晚上做的事,它白天吃掉。
只給我留下記憶。連我最微小的錯誤和恐懼
也吃得津津有味。
我不讓它睡覺。
我是它的隱秘動物。

選自《不敬神者的酬勞(Salarios del impío)》(1984-1992)

聲音收藏之往事

http://www.likenote.com/note/1021-如风往事(李宗盛_卢冠廷)

2009年4月13日星期一

每顆子彈,都消滅一個自己

朋友一邊駕車,一邊拿出一袋東西:彈殼。
他說近日實彈打靶留下的。
拿回一顆向老丈人炫耀一番。結果被鄙視。他說,文攻武鬥的時候,自己耍過槍。連丈母娘都說打過。
記得大學畢業剛工作,在雜誌社每個月有內部作文比賽。我曾經寫過《彈痕》。大意說的是朝鮮戰場的情愛故事。其實,美國打薩達姆時,我還在網路呐喊簽名。
現在中國流行戰爭片。從李雲龍到余則成,從血雨腥風的陣地戰到諜戰,看似人民沉浸其中。輿論剖析劇情以及劇後人性。不過,少有人問為什麼。
余則成在家開門時,習慣性握槍。
翠平一定會把衣櫃裏的手雷拿出來,隨時準備拉爆。
翠平說,有一種槍,是沒有聲音的。
余則成笑著說:有無聲手雷,要嗎?
讓人窒息的對白。
有人認為《潛伏》盛行,是因為其中有職場鬥爭。
我倒認為,是反向的。這個社會鬥爭的詭秘,正與潛伏暗合。
只手以下,天空斑駁。潛伏是每個人的狀態。
情愛潛伏於婚姻,利益潛伏于友情,名利潛伏於學術,奴性潛伏於忠誠。
人們炫耀彈殼的時代,一定會聽到更多槍響。
從美國校園,到曼谷街頭的坦克,以及深藍海洋上的與海盜之戰,我們內心有一種騷動,對扣動扳機,射殺別人,或者看到射殺別人的欲望。
我告訴朋友,每顆子彈,都消滅一個自己。

2009年4月12日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