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長時間沒到天則所官方網站轉悠了。猛地看到盧躍剛。他是第377次雙周論壇（2009年1月16日）主講人。評議人是韓鋼 王海光、秋風、盛洪、茅於軾。張曙光還說盧氏天則所“理事、創辦人之一”。盧躍剛上場說：“天則所十五年了，這是我第三次來講，一次講一個專題。第一次講的是華東水災以後三峽問題，中國治水問題。後來張老師還就我的一篇文章《辛未水患》寫了一篇長篇的評論，這篇評論被汪丁丁說是張老師書評裏面寫得最好的一篇，叫《中國治水的政治經濟學》。後來我研究南沙問題，準備寫一部書，寫了十幾萬字就停止了，我想圍繞地緣政治問題來研究中國後冷戰時期的戰略地位。這部書我沒寫完，被陝西一場官司給沖掉了。所以我講過一次南沙問題。這是第三次來，講改革問題。” 以下是講話全文：
本來我也有一個題目，但是我去四川出差，沖掉了，沒講成。其實我要講的就是這個題目，結合自己對黨史的閱讀和對當代史的閱讀來講革命與改革的關係。
剛才講到有很多說法，其中我覺得比較集中的有一些說法，關於中國當代歷史的評價和未來的可能性：甘陽前不久在三聯出了本小書叫《通三統》，他認為要用孔子加毛澤東加鄧小平構造出一個中國未來的道統體系，當然他的整個知識結構比較複雜，他從早期的80年代的啟蒙參與者之一，轉變到現在，轉變幅度挺大的，應該說是本質轉變。他的言論很有代表性。這個言論，不僅設計了中國未來的道統格局，而且涉及了對中國歷史的總體判斷。
還有前不久李零也發表了很長的文章《讀<動物農場>》，一篇大文章切成三篇發表在《讀書》上。他的文章是用口號結尾的：第一個口號是“中國革命的案不能翻”，第二個口號其實是模仿毛澤東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題詞的口號：“一百年來，所有為中國革命捐軀的烈士（從秋瑾到江姐）永垂不朽”。關於這些口號，有一些他比較熟的學者跟他討論，大概有點失語，因為學者，一個嚴謹的學者，喊政治口號，什麼意思？很突兀。很失身份。
另外像楊帆，提出要把西方民主和“毛澤東的民主”結合起來，是未來中國民主的方向。他說毛是中國老百姓的教主，是要尊重老百姓的教主選擇。這是楊帆在前不久的一個對話中明確提出來的。當然，老百姓是不是真信這個教主，他本人從未做過統計，老百姓認不認這個帳，沒有統計學意義。作為一個有一定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他認為毛是老百姓的教主，所以大家應該尊重毛，因為老百姓尊重毛。這種發言的方式，像不像天橋把式？
還有海外的年輕學者對整個“毛澤東時代”充滿了讚賞，說毛澤東時代有意義地建設性地塑造了“社會主義‘新人’”。他認為很多改革前時期很多矛盾、問題，以及大失誤、大災難，甚至人間慘劇，是熊彼特式的“創造性破壞”。甘陽也有此論。更離譜的是，這位年輕學者很輕浮地說，要對過去的歷史採取“積極遺忘”的態度！
這都是一些非常有名的國內外學者，代表著一些人對歷史，對現狀，對未來的判斷或期待。
這些問題說一千，道一萬，都有一個對革命對改革怎麼評價的問題，都在試圖回答：改革是怎麼來的？改革可能往哪里去？首先要回答“改革到底是什麼”？
1987年我去溫州，去調查“溫州現象”。1987年發生過兩次大討論，都是關於中國改革到底是姓“社”還是姓“資”討論。一次發生在浙江溫州，一次發生在遼寧本溪。本溪關廣梅租賃承包，引發了姓“資”還是姓“社”的大討論。追溯起來，這個問題的討論不是從1987年開始的，實際上是從上個世紀五十年代集體化以後圍繞中國的道路，中國現代化的路徑，甚至圍繞著政治本身的一場黨內黨外的持續很久的大討論，大鬥爭。演變到改革時期成了“改革怎麼走？”“改革怎麼看？”“改革政策怎麼選擇？”貫穿改革始終的大討論。
我們去溫州的時候，討論很激烈。在本溪的姓“資”姓“社”討論基本上是造假，根據我的調查，是獨家調查，是《經濟日報》的一場新聞造假。關廣梅租賃姓“資”姓“社”的討論，實際上是媒體根據當時政治氣候製造出來的一場全國性的持續了很長時間的大討論。關廣梅給《經濟日報》的信是造假，是經濟日報記者和本溪市委政策研究室的筆桿子們寫的。他們也認賬。
姓“資”姓“社”的討論在溫州有真刀真槍的感覺。我們去溫州，第一步沒有去現場採訪，我在溫州市的檔案館裏頭蹲了一個禮拜，看了它三十年的檔案。那些檔案看完，你只能有一個結論：中國這場改革絕不是一場自上而下的，有目標的，有方法的，執政黨主動的改革。這場改革所涉及的內容，或者說所取得的某些成功，是自集體化以來每一個普通農民為了吃飽肚子的基本要求，這個要求是被強權壓制、壓抑，甚至鎮壓，農民付出了數千萬人的生命代價的集體要求，肚子要求，“改革”只不過是對這數千萬白骨之上的數億農民要吃飽肚子要求的不得不做出的妥協罷了。那個時候，在70年代末開始的一直到80年代的所有的農村改革，分田單幹，包產到戶，合作，合股，民間融資，50年代集體化後都出現過，只不過都被作為反黨、反社會主義而剿滅了罷了。也就是說我們80年代的所有改革的基本形態，50年代開始到今天幾十年不絕如縷。廣東一個農民跟省農委主任講，毛澤東是兩個不讓，一是不讓吃飽，二是不讓說話。吃飽的要求，說話的要求，改革開放以來的一系列中央文件，都是執政黨不得不回應數億人的基本的生存發展——吃飽要求的妥協。不過是以前不准吃飽，現在可以吃飽了。把勒著農民脖子的繩索放鬆了一點兒罷了。
中國改革，是個大倒退的過程，不是大前進的過程。相對於社會生產力而言它是解放的，是前進的，相對於社會形態的一個縱向時間邏輯而言，是倒退的。它是退的過程，是大逆轉的過程，是不得不妥協的過程，而絕不是一個總設計師加上總工程師，和一個自覺的執政黨，為了一個更崇高的目標或者遵循某些基本價值做出的一個國家的幾億的到十幾億人的改革。而且退得還不夠。我認為，這才是改革的真相。
1987年當時我們就發現了這一點。當時新聞媒體跟學界有呼應，就是進行社會啟蒙。八十年代新聞媒體人的構成大致是四部分人：老報人，老大學生，社會三教九流，應屆大學生，大多數是文革的過來人。本人就屬於三教九流，進報社時也沒有學歷。我在中青報經濟部，主任是任建新的女兒任紅，她是海澱區剃頭出身，沒學歷。我們的同事中有北京清潔隊掃大街的，北京景泰藍廠的工人。現任總編輯是門頭溝的“煤黑子”。他們絕大部分是自學成才。他們有豐富的社會經驗。他們根據經驗，根據樸素的感情和常識，根據對中國社會的基本瞭解，自動承擔了所謂的“社會使命”，80年代而言，就是鼓吹改革，支持改革，進行社會變革啟蒙。他們認為，改革本身自有價值，改革具有社會進步的象徵意義，社會進步好的方面都在改革的旗幟全部打包，全部集合。
但是進入80年代中期以後，回頭看中國的改革路徑和與中國歷史的關係，我們會發現事情沒那麼簡單。我們發現，改革本身並沒有給改革提供全部的合法性。這是在80年代，1987、1988年，我們在內部已經有討論了。無論是改革政策，或者已經取得的改革成果，不是執政黨創造的，也不是知識份子創造的，而是每一個普通農民的生活所迫的創造，這些生存與發展的要求只不過是被政策化了，只不過被承認了。承認什麼呢？承認我讓你餓肚子是不對的，承認壓制你想辦法解決餓肚子的問題是不對的，所以才有了所謂的改革。道理就這麼簡單。而且，我們發現，中國改革是新潮舊軌，仍然沒有擺脫政治運動的慣性，改革的方法仍然是我們所熟悉的搞運動那一套，樹典型，黑白分明，大轟大嗡。實際上從改革的內容到方法，80年代後期已經有了全面的反省，與此同時，一些比較自覺的記者和編輯開始徹底拋棄宣傳的形象和調子，進行專業化轉型，就是由主動的啟蒙者和改革使命擔當者回歸到新聞本體的專業化轉型。當然並不徹底，由於六四停止了，90年代中期重新開始。
我們再往前走，發現包產到戶在中國到目前為止，或者說中國改革說得最響亮最成功的農村改革這一塊，是一個半拉子，如同中國革命，農村改革也是一鍋夾生飯。為什麼呢？我們從九十年代興起的大規模的“圈地運動”可以看到農村改革的性質和它的後果。因為圈地運動看起來好像是加速城市化，加速城鎮化，但是在圈地的這個過程中，你會發現農民這個利益主體談判能力極弱，往往處於一種極端的劣勢，其土地利益訴求只有象徵性的意義。而另外一方——國家加上開發商卻極其強大。大規模的圈地運動一直持續到了今天。我把它稱作1949年以來“第二輪原始積累時期”。第一輪我把它界界定在統購統銷70年代末。有統計，到1982或1983年，全民所有制企業固定資產的總額，與從農民那裏壓榨來的剪刀差總值相等，大概是六千億。這是一個很嚇人的屍骨累累的數字。
統購統銷以後對農民肚子的定量是三百多斤，只能半飽，叫做“半飽經濟”。這是怎麼算的呢？姚依林1949——1966年曾經擔任過商業部、中共中央財貿部、國務院財貿辦公室領導。大饑荒的時候，他向各地調過糧。最近再版了《姚依林百夕談》。《百夕談》是一本非常重要的書。他講到六十年代跟江浙的農民算過一筆賬：一個農民的糧食應該在七百多斤，這是毛糧。七百多斤要餵牲口，並且吃飽肚子，糧食應該在七百一十多斤。但是50年代開始，核定的糧食只有三百多斤，連人帶牲口只能吃三百多斤。這還是在正常年景，糧食到位，政策兌現的情況下。實際上，相當多數的地方三百多斤都吃不到。
（張曙光：毛澤東有一句很有名的話：“以不餓死人為原則”。）
他就按這個原則來核定數億農民的基本口糧。牲口不算，牲口應該從糧食裏面單出來，因為沒法核定牲口，只能按照人頭來算。人頭核算簡單。當時的基本標準，就是不餓死人。這只是主觀願望。實際上他連自己承諾的這個最低底線也沒有信守。從統購統銷開始，就有大規模餓死人的記載，一直到70年代中期我當知青插隊的時候還有餓死人現象引發了當地農民武裝反抗共產黨的的現象。在此之前，王海光教授研究的中共建政初期征糧，就有征糧過多引發了當地農民武裝反抗共產黨的問題。
話再說回來。我們發現中國現代化之所以發生第二輪的原始積累和大規模的圈地運動跟剛才我們說到的農民沒有談判能力有關。2004年，國家信訪局局長說上訪案件達一千萬起，上訪人數每年超過五十萬人次。這只是根據信訪部門的統計，其實各級黨、政、人大、政協、工、團、婦、民主黨派及其各級領導，以及各級各類新聞媒體，都是上訪者的物件，去這些地方上訪人次、件次應該數倍於信訪部門，所以最保守地估計，上訪人次和上訪案件，真實的數字似應是國家信訪局公佈數字的兩到三倍，也就是說，每年大約有一百萬到一百五十萬人次上訪，兩千萬到三千萬起上訪案件。十多年來，我一個人就受理過上千人次的上訪案件，有寄信的，來找談話的，報導的和沒有報導的。而且可以肯定地說，上訪人數和案件呈逐年上升趨勢。根據研究，上訪案件80%以上是農民上訪，農民上訪案件中，絕大多數是土地問題，農民失地問題。伴隨著“西部水利大躍進”、城鎮化建設，這場圈地運動還遠沒結束。
你會發現，改革開放以後無論是比較成功的包產到戶，還是到後來才出現的大規模的直到今天還沒有遏制住的圈地運動，農民沒有談判地位，都跟早期的“集體化”土地制度有關，否則不會這樣。那麼就要回答一個問題，當時是怎樣的？我們的教科書，過去我們讀的也罷，到今天的中學、大學讀的也罷，都把中國革命稱作“土地革命”，內戰稱之為“土地革命戰爭”，第三次也好，第二次也好，第一次也好。官史論述的框架，中國革命的性質就是這樣的性質，革命者剝奪地主土地，消滅地主剝削階級，土地平均分給貧苦農民，實現“耕者有其田”。
從井岡山一路下來，打土豪、分田地，1947年中共根據地土改，一直到中共建政土改。關於土改的動因研究，土改方式——暴力土改、和平土改的研究，黨史界有爭論，有的說土改是中共為了“戰爭動員”，有的說不是這樣，是多動機的。
但是不管什麼樣的動機，當時革命的目標是剝奪地主、富農的所有產權，平均分配給廣大的貧困農民，把集中的私有化變成分散的私有化，這是革命的目標。當然土地私有程度各地情況不同，比如廣東，村社公田還是挺多的。
我們也非常遺憾地看到，全國的土地改革並沒有全部完成，中共就宣佈了“過渡時期總路線”，準備實行合作化。“合作化”就是土地集體化，不管怎麼打扮，什麼說辭，集體化就是公有化，從最終的支配權和結果而言，從基本國體而言，集體化甚至公有化都不是，而是官有化，寡頭化，少數人化。
從土地私有化到“集體化”的“變”是理解當代史和中國革命性質的要害關節，甚至是理解整個二十世紀共產主義運動的要害關節。第一，變的是什麼？第二，為什麼會變？第一個問題好回答，變私有為官有。第二個問題不好回答，是一個大學問。但是從現代法律的角度看，變的性質好界定。把土地化私為官，把土地從農民手裏搶回來，不是你政府和執政黨在違法？你號稱“土地革命戰爭”，動員農民幫你打仗，許諾奪取政權後“耕者有其田”，為了兌現承諾，像模像樣地制定了法律，把土地從地主手裏搶過來分給貧苦農民。可是，《土地法》的油墨還沒幹，有些地方還沒插上地樁，有些地方地樁子沒捂熱就要拔起來了。這個行為是違法的，違反了你執政黨自己制定的《土地法》。做人而言，違反了社會倫理；政治組織而言，違反了政治倫理。違法也罷，悖理也罷，從倫理的角度看，就是失諾或踐踏承諾，沒有起碼的誠信，失信於天下。農民為你們打江山，貢獻了子弟，貢獻了小米，貢獻了獨輪車，貢獻了數百萬生命，圖什麼？圖的就是你承諾的以及農民理解的“三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有部電影叫《車輪滾滾》，講“解放戰爭”炮火連天，農民如何推著獨輪車支援前線，給人印象，中共的江山是“獨輪車推出來的”。怎麼臉會變得那麼快？而且沒有絲毫心理障礙？把地給搶走？注意，我用的是“搶”字。一些史學家，包括境外的史學家在研究中國農村集體化問題的時候，說農民至少是一部分願意集體化。這是胡扯！這個道理多麼簡單，問你願不願意？“土地”這只煮熟的鴨子生從口裏被搶走了。鞋大鞋小，我自己的腳知道。餓不餓肚子，我自己的肚子知道。不需要征得你的同意，就把你的財產化私為官，將心比心，你同意？你說集體化好，當初向國民黨奪權的時候咋不說？當然我這裏並不是說暴力搶奪和殺戮地主就是合理的。這涉及到土改的方法，暴力土改和和平土改，優劣有爭論。這是另外一個問題。
還有第三點，就是土改實際結果。有一個觀察角度：誰是土改的受益者？歷史證明，農民肯定不是受益者，農民頂多是革命者奪權和掌權的墊腳石。講到這裏你會發現，有一撥人既是革命者，又是革命的受益者，這撥人總體上是當時社會的邊緣知識份子和其他邊緣人群，從結果來看，他們利用了農民的土地要求，特別是貧苦農民的土地要求。否則不會變得那麼快，也不會變得那麼毫無忌憚。農民土地性質被執政黨強迫轉變造成的後果，誰都明白是怎麼回事。中國是個農民的國家，從毛澤東到普通官員，心裏一本明白賬。大躍進問題出來餓死人以後，從軍隊到地方的反應是很強烈的。我在香港中文大學讀了全套新華社《內參》，其中有記載。中國的軍隊是農民的軍隊，是農民子弟。他們瞭解情況，搞不好會嘩變，林彪寫信警惕，然後壓制。因為有大量的軍屬餓死。
“耕者有其田”的革命目標，從演變至今的歷史結果來看，從中國土地革命的結果看，不像是革命黨聲言、承諾的社會變革目標和價值的體現，依我看，更像是一套圍繞著實現革命党短期功利目標的政策、策略，一套圍繞著少數革命者奪權和掌權進行社會動員的一套政策、策略，而且動員過程——暴力土改非常慘烈。我在研究土改的時候採訪了一些八九十歲的老人，是當時領導中國土改和直接參與土改的一批人。他們給我講了很多故事。暴力土改的暴虐的程度是難以置信的。有人說，中國發生過兩次土改，一個是中共建政初期的土改，一個是現在準備實施的土地使用權流轉。他們把土地使用權流轉稱為第二次土改，是錯的。什麼兩次？從局部到全國，加上中共革命根據地土改，還有國民黨土改，多少次了？1949年以來，至少還要包括包產到戶這一次，包產到戶和土地使用權流轉的土地權利歸還都是有限的，還不能解決問題。
當時的土地用暴力土改的形式，上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存在著很大的問題。當然這個過程中政策是怎麼制定的，怎麼實施的，誰在這個過程中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和有什麼樣的動機，在黨史界都是挺大的一個問題。前段時間楊奎松也寫過很長的文章了，來講述1947年以來解放區土改的情況，比如是暴力土改還是有和平土改傾向，毛的態度，劉的態度，誰左誰右等一系列問題。楊奎松先生是我非常尊重的歷史學家。但是關於土改中毛澤東的態度，他的論證有點掉書袋子，遵循著一個掐頭去尾的邏輯。毛是一個言行不一、極端功利的人，他不會按照原則來設置因果關係，在他那裏，因果關係是可以按照他的政治需要隨機更替的，而且總體上是左的，甚至可以說總體上是極左的。
中共土改，總體而言，無論是早期比較溫和的或者有和平土改傾向的是陝甘邊區的土改，但是時間很短。1947年“五四指示”後，中共就絕了和平土改的念頭。因為革命形勢發生了變化。即使廣東早期土改一度被稱作“和平土改”而翻了燒餅，細考察，基本上也是暴力土改，只是暴力的程度遜於北方暴力土改。暴力土改，那樣的搶奪和殺戮，只能用“血雨腥風”來概括。殺人的方法極其慘烈。有一個很著名的黨史專家就說，這些都沒法寫出來，寫出來就會很大地動搖革命本身。動搖革命？這還光是講土改，還不講後來集體化的暴力，人民公社的暴力。早期土改戰爭動員的傾向是很明顯的，建政以後的土改比如廣東和平土改和翻燒餅，那是經典的政治動員。廣東土改說是和平土改，其實土改的手段已經不和平了。根據現在已經知道的檔案來看，所謂溫和都是有限度的，都沒有改變暴力土改的性質。只不過由於南方地方黨組織跟紳士之間有千絲萬縷的關係，下不了手。昨天還幫我搶救傷患，給我槍，給我子彈，今天我反倒是把他給斃了。這違反倫理，違反人情。還有華僑，華僑是全世界最艱苦的人，幾乎就不是人。寄回家一點錢，來養老的錢，置辦點家產，全部沒收，一直到80年代末還沒落實退賠完。故事是大量的。這是另外一個話題。當然這個話題也能在一個側面界定中國革命的某些性質。一個革命黨為了奪取政權給數億人一個承諾，在取得政權沒有兌現這個承諾（為此還制定了法律）的情況下，又通過違法來違反和踐踏承諾，這種情況在人類歷史上是極罕見的。這種情況不能說明中國革命的性質？我們還不要說再往後發生了什麼事情了。
按照這個邏輯理下來，我們來講革命的第二個目標。中國共產革命的目標，起碼是廣泛宣傳、深入人心的目標，大概有這麼兩個，一個是在經濟上廣泛的私有化，土地的廣泛私有化，就是“耕者有其田”；第二個目標是反對、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一黨獨裁，在中國實現民主、自由、人權。1945年也好，1946年也好，《論聯合政府》也好，《新民主主義論》也好，講的很明白，實行民主共和、多党執政的治國綱領。如同土地私有化承諾一樣，中共在很短的時間裏就變了，甚至變得更快。根據已經披露的檔案，1947年內戰還在炮火連天，毛澤東就給史達林密電，要求中共取得政權後，踢開民主黨派，實行中共一黨統治。為什麼會變？前不久，出版了於光遠著述、韓鋼詮注的《“新民主主義社會論”的歷史命運》，就是探索這個變的過程。我看到，這套統一戰線，治國綱領，跟民主黨派有非常深入的交流、合作，並形成了共識，或者叫建國共識。這邊喊著反專制、反獨裁奪權，那邊發密電向史達林請示：奪權後我要一黨獨裁！這是什麼意思？更有趣的是，史達林這個大獨裁者複電制止了毛澤東的想法，所以才有了《共同綱領》，才有了短暫的多黨合作蜜月。也正是因為史達林這個大獨裁者的命令，處於國際政治形象的考慮，才有了“五四憲法”。
如果說土地廣泛的私有化是對數億農民的策略性反應，那麼“民主、自由、人權”這些口號、主張又是對誰的呢？應該是對知識份子對民主黨派的，目的在於“統一戰線”。抗戰時期、內戰時期，知識份子同情共產革命，小知識份子潮水般湧進延安，湧進中共割據的各根據地，為什麼？共產黨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權，反對一黨專政，反對國民黨腐敗，讓人民看到中國未來的希望。這是很多革命老人“兩頭真”的原因之一。他們為追求民主，追求自由而加入共產黨，不真？為什麼中國今天有憲法而無憲政？六十年前對中國人民承諾的“民主、自由、人權”憲政目標沒有兌現嘛。
這個意義上講，改革是什麼？改革是在還賬，是在兌現承諾。做了錯事，犯下罪孽，是要懺悔的，是要自我救贖的。在這個基礎上重建社會信用，真正實現中國社會的和解、和諧。
後果還不嚴重麼？土地被剝奪以後，實行集體化，實際上是把農民由一個自由的擁有土地私有產權的自耕農變成了農奴。唐德剛說，包產到戶改革是“開阡陌，廢井田”，有道理，井田制就是奴隸制。比較起來，人民公社制還不如井田制。井田制中還有私田。說社會主義尋求一個更高的嶄新的社會價值，其實不是這樣。改革是在還欠賬。這個帳不是說大家想不想說，願不願說的問題，而是一個實在的賬，非常清楚地放在那裏的。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改革開放三十年，和可以預期的未來中國改革，應該說是中國革命不良遺產的懺悔，救贖。至於某些人，對革命有著某種個人審美的浪漫主義追思的話，那是他個人的生死哲學問題。對於革命英雄主義有抱憾的話，那是個人問題，不是歷史問題。對當下社會不公不義不道德的憤恨、不滿，是社會問題，不是歷史問題。
至於案是不是能翻，有些案不是能不能翻的問題，在我看來，是事實真相是什麼樣的問題，和你認不認這些事實的問題。歷史的基本問題本質是一個人道主義問題。這個問題你不認，那麼好，問題就轉化了，變成了人的良知問題。我們不是在面對和研究抽象的問題，因為所有問題，時代也好，個人也好，定性都不是取決於，或者說最後也很難取決於權力、偏好。它們（他們）的性質最後都只能取決於歷史事實本身。說要完成一次救世主一般的使命來創造“社會主義新人”，“創造性破壞”後，再來一次“積極遺忘”，“積極遺忘”還不準確，應該把熊彼特理論發揮一下，來一次“創造性遺忘”，孔、毛、鄧一鍋燴，把中國的新賬老賬一塊抹掉了，於是天下太平？
剛才我講到改革是大倒退。“大倒退”是什麼意思？多簡單的道理。毛剛去世幾天，就把毛的老婆和最親信的人抓起來是什麼意思？把毛臨終前一定要幹掉、永遠不能再起來的人重新解放出來什麼意思？真理標準討論的本質是什麼意思？林彪、四人幫捆一塊亂燉，不僅要打倒，而且還要公開審判，什麼意思？你發現整個過程毫不含糊，刀刀見血，即使如此，1981年還要搞個《歷史決議》以維護道統與法統，想結束歷史展望未來。結果如何？歷史並沒有按照《歷史決議》老人們確定的調子結束。曾經有一個老幹部的孩子說，1949年以後黨做的事情，還剩一個“高饒事件”沒有平反了，說這事還能定案，要不然就沒有一件事情是對的了。前不久，高饒事件的證據大規模出來了，張秀山的《我的八十五年——從西北到東北》，還有張明遠的回憶錄，到高崗的秘書趙家粱最近在香港出版的回憶錄《高崗在北京》，還有一些重量級當事人的回憶，這些回憶都證明“高饒反黨集團”是毛等製造的大錯特錯的冤假錯案。
這樣還說什麼呢？中共從1949年以來政治鬥爭、政治運動是不是全錯了，還需要進一步搞清楚，涉及大量人和事，很多當事人已經去世，檔案還沒有開放。我們講文革也好，講改革也好，講毛、劉、周、鄧的關係也好，早就埋下了伏筆。毛、劉鬥爭，文化大革命起因的歷史已經改寫了，起因可以跨過大躍進、大饑荒，推到合作化、新民主主義變臉時期去。哪是以蒼天生民為己任？黨內鬥爭，廝殺不已。前不久，我們發現了一個偉大的詩人。說他偉大是有道理的，起碼是我本人這麼看。這位詩人叫牟宜之，生於1909年，1958年打成右派，後流放齊齊哈爾昂昂溪，1975年貧困交加逝世，有家屬自印的詩集《錐心集》。詩人承繼中國士大夫傳統和杜甫以來的“詩史”傳統，一生留存詩作200餘首。1971年深秋以後，他寫了《詠史》三首，其中有對歷史對現實的高度概括：“權貴廝殺如豺虎，百姓躬耕似馬牛”、“世上美名爾享盡，人間壞事君做絕”。我們知道，這個見識和概括遠遠地超越了包括作家、學者、理論家在內的所有中國人。“權貴廝殺如豺虎，百姓躬耕似馬牛”這句詩，我認為高度準確地概括了集體化以後的中國歷史，其詩史的價值絕不亞於“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說到這裏，我還要提兩個人，一位叫楊偉名，一位叫王西麟。
楊偉名是陝西戶縣的農民，一位思想家。1962年前後，他寫了《當前形勢懷感》等一批文章和政策建議，提出中國大饑荒的惡劣形勢並沒有發生根本好轉，中共的政策應該主動倒退，經濟上要退回到合作化以前去，黨內政治要退回到延安整風以前去；判斷中國如果實行一二類農副產品自由貿易，沒有多久，糧食不是不夠吃的問題，而是吃不完，糧食生產過剩問題。思想水準之高，匪夷所思。1968年，他遭到迫害，與妻子一起自殺身亡。我們現在的人高明？比起楊偉名，一個在大饑荒背景下思考的思想家，差得遠！把中國社會的性質和未來道路的可能走向講得那麼清楚，真是先知！
我想特別強調的是，楊偉名思考中國未來前途的時候，大饑荒還沒結束。我們通常說“三年大饑荒”，不對，應該是“五年大饑荒”，1958年到1962年。為什麼這麼講？文獻記載，1958年年底，已經在雲南發生了大規模的饑荒，上報給武漢召開的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毛澤東，餓死數萬人。雲南大饑荒事件在毛澤東的早期文稿中有披露。毛的批示是多麼輕描淡寫了得！已經出現了數萬人死亡，最高領導人不去懲罰他的愛將雲南省委書記謝富治，這在黨內創造了處理大規模餓死人的基本定式：保護封疆大吏愛將，有限懲治基層官員。餓死人最嚴重的幾個省，政治局委員、西南局第一書記、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毫髮未損，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信陽事件”後調任中南局書記處書記，山東省委書記舒同降職後調任陝西省委書記處書記，安徽省委書記曾希聖委以重任——再兼山東省委書記（注：曾後來因為良心發現，在安徽實行包產到戶被毛澤東撤職，調任西南局書記處書記），甘肅省委書記張仲良降職為甘肅省委第三書記。四川餓死人最多，是因為四川晚取消公共食堂一年。它為什麼會晚？ 1961年毛回湖南家鄉，一句話就把全國的食堂給解散了，唯四川不解散。為什麼？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深知“公共食堂”是毛之所愛，他說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臟”，心臟取消了，人民公社軀體何存？所以他不取消。結果四川死亡持續到了1962年春天，幾年下來，至少餓死了四川人1000萬人！也就是說，李井泉在身上至少背有1000萬人命債的情況下仍然得寵。實際大饑荒時間更長，根據文獻記載，大饑荒伴隨著整個集體化、人民公社的全過程，集體化、人民公社的歷史就是一個大饑荒的歷史，不僅僅是5年大饑荒。
現在說說王西麟。王西麟是一位現在還活在中國大陸的交響樂作曲家，我把他稱作“二十世紀中國偉大的交響樂作曲家”，目前他已經創作了包括七部交響樂在內的50多部作品，他創作於世紀之交的《第四交響曲——獻給中國歷史和人類歷史過去的一世紀和未來的一世紀》，被波蘭大作曲家潘德雷茨基評價為“一部偉大的作品”。這位元“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平民音樂家”在《第四交響曲》這部偉大的作品裏用憤怒、哀傷、沉鬱、悲愴的調子述說了中國的歷史，讓我感受到了歷史學家面對歷史時的孱弱和蒼白，感到了一些提倡“積極遺忘”歷史、不承認和不反省歷史、用大陸中學歷史教科書的水準尋找某種歷史合理性和價值的學者的無知、無良、無恥。
牟宜之、楊偉名、王西麟們的重要作用在於，如同農民爭取吃飽肚子的權利一樣，數十年生生不息，貫穿始終，中國民間還有一種獨立的歷史基調、歷史眼光、歷史態度的存在。
我們今天翻過來看，中國當代史的一些問題，本質上是法律問題、倫理問題，如果超越法律和倫理來討論歷史，也就是說超越了人道主義來討論歷史，歷史還有意義麼？別說得那麼玄乎，只要還有一顆普通人的心，要求不高，普通人的心就行，一絲良知尚存，做出某些判斷並不困難。現在的情況是，歷史真相還沒完全呈現出來，而且我們知道已經有人在毀檔案，而且事實上一些地方政府還在違法地永久性地保護那些根本沒有任何密級的檔案材料。在這樣的前提下，說什麼“積極遺忘”，誰加誰加誰來重建中國未來的道統和法統，依據是什麼？
我們說研究歷史要有同情的理解，但是同情的理解是有前提的。第一，你准不準備讓我同情的理解？如果準備，好，請把事實告訴我，把真相告訴我，根據我的理性和良知，由我來做判斷，如果你自信的話。南非社會轉型就有所謂的“寬恕與和解”，成立了“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寬恕的前提是真相的坦白、揭露。我們不能想像，在不瞭解真相的情況下，或者對已有的定論做出質詢都不允許的情況下，要求我們做出一個所謂“同情的理解”。前提不存在。所有的事情都要有前提。
過去的歷史跟每個人都有關係。研究當代史，必須研究影響了當代史的任務的心理機制。對歷史的懺悔和自我救贖，不是我的推理、猜測，而是事實。我看到了。中國改革的領導人都有相關表述和行為。趙紫陽有，胡耀邦有，萬里有，鄧小平也有，劉少奇也有。鄧小平1962年就主張“貓論”，包產到戶救命。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就說，大饑荒是“七分人禍三分天災”、“這一代不揭，下一代揭”。劉少奇對毛澤東說，“人相食，要上書”的。劉少奇很沮喪，他當國家主席期間發生大饑荒這樣的事情。當朝的每一個人都知道他們造了什麼孽。我訪問了很多老人，他們無論對毛對中國革命最終持什麼立場，他們人生記憶裏最深刻的東西恰恰不是文革他們被打倒被揪鬥的時候，而是土改和大饑荒。那些經歷的故事給他們的心理衝擊特別大，細節講起來栩栩如生。文革被整得很慘的人，我看過那些照片，包括我採訪的當事人。但是他們記憶裏是什麼？李井泉文革中被搞得家破人亡，妻子、兒子是怎麼死的？是虐殺！最重要的一條，就是對大饑荒的報復。我不認為動私刑虐殺有正當性。我是一個非暴力主義者。
中國社會轉型，要尋找自己的路，可能的路徑只能是中國人真實記憶的自然延續。只有構造出一個中國人以自己經驗為背景的理性，才能使中國人走向自我救贖的道路。失諾與救贖，是我分析當代史——中國革命與中國改革關係的基本認識線索和框架。工作還是初步的，還不成熟，還有許多事情沒有搞清楚，還需要進一步研究。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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