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和大陸的五四成績表

練乙錚，香港信报，2009年5月6日

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時任中研院院長的蔡元培從上海來香港，準備轉赴陪都重慶，卻因為健康問題，留了下來，至四○年三月五日，在養和醫院去世，葬於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舉殯之日，全國哀悼，在港參加喪禮的群眾多達萬餘人。蔡氏乃民初學術界名人，一九一六年，孫中山委他任北大校長，他上任後，以「囊括大典、網羅眾家、思想自由、兼容並包」十六字方針治校，北大遂成為新文化運動中心、五四運動的主力。大半個世紀之後，若以五四提出的政治理想衡量香港社會，最突出的，無疑也是這片土地上的自由。
論思想和行為上的自由，香港媲美台灣，高於大陸。但是，這個自由，大體而言不是港人自己爭取的成果，而是九七回歸前後，英國殖民政權要體面地淡出、北京的管治力量未敢席捲之際的偶然產物。港人要爭取的，不是自由的創設，而是自由的守成。然而，守成和創設一樣不容易。那是因為長期以來領導港人對殖民專制主義作鬥爭的最重要力量即香港左派，並不是要以一般意義上的自由民主去取代殖民管治，而是要代之以另一種更嚴厲的專制。左派這種以暴易暴的爭取，只是在有了《基本法》之後才有所收斂乃至轉變，但隨着國家力量日益強大，那種源於「一國」的專制思想會否在左派當權派當中再度膨脹，還很難說，近日發生的「曹二寶事件」等，是重要訊息。自由如此，民主的進展更不容樂觀，這方面要爭取的，是創業而非守成。
回歸之前的半個世紀裏，由於左派與殖民政權達成一種「不合作的妥協」，五四的「外抗強權」口號，既無法在香港具體落實，最終亦不必由港人自己落實。過去，依附殖民政權的華人權貴，只需改變一下名義效忠，依然可享上賓之禮，保持權貴地位，故香港社會階級心理形態沒有變。與幾十年前比較，社會上最大的轉變，在於廉政，官場上碩鼠般的貪官污吏基本上消失。但是，這種「內除國賊」，雖有社會民眾壓力為其先導，也主要不是港人自己爭取得來，而是殖民政權的改良主義產物，港人在這方面的角色，亦主要是守成。但要守此成，亦殊不容易，危機可見於最近發生的「梁展文事件」。
五四講愛國，愛國之心，港人不缺，國家每有危難，港人關切，一呼萬應，義不後人；愛國不必爭取，猶畫蛇不必添足。
香港人幸運，五四要爭取的一些目標，得來並不費勁，現在談成績表，沒有多大意思，十年後再看民主建設，方可見真章。
最後看大陸。民主、科學、抗強權、除國賊，這幾個五四目標當中，大陸六十年來貫徹得最好的，無疑是抗強權。解放之初，抗美援朝，但還要向蘇聯「一面倒」；至六十年代初，因與蘇共爭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導權，與蘇聯反目，才走上獨立自主的外交路線。不過，由於中共那套獨特而偏激的政治觀念與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格格不入，和外國關係一直搞得相當緊張，以至需在「抗強權」方面過量投資，無端浪費大量精力，誠為美中「不足」。
其次發展得比較好的，是科學；各種民事、軍事方面的應用科學和技術，都堪稱道。但是，大陸的科學發展不平衡，社會科學方面還常常受制於一元政治意識形態，禁區依舊不少，例如至今未有完整客觀的政治科學，對重要課題如「中國共產黨」的深入客觀研究更根本不存在。（誰敢研究「黨」？）歷史（特別是近、現代史）、法律（特別是憲法學、法律體制學）的研究，中宣部看管很緊。故大陸提倡的科學，主要還是硬件或物質方面的，即以自然科學、金經商管科學為主；普遍的科學精神和理性主義，還未生根。最顯著例子，就是各級領導人講話九成是家長式的發號施令，不是和受眾理性議論，而是三句不離要、要、要，要堅持、要抓緊、要牢牢地、要狠狠地……。大陸大小官員的講話態度，和昨天筆者談到馬英九〈在中華民國法學年會上的講話〉相比，反差至為巨大；馬像個學者，娓娓與聽眾解釋一些深入細緻的憲法要點，態度完全是理性的、科學的、民主的。
民主建設是大陸的薄弱環節，六十年來成績非常有限，這點筆者談過不少，不贅。一黨專政之下，權力產生嚴重腐敗，貪官當道、碩鼠滿倉、國賊滿朝，這也是人所共知的了。（經濟環節，中共近三十年來走對了路，有亮麗成績，但由於不是五四運動直接關注點，本文不論。）
大陸在六十年中共管治下，一份五四成績表難言及格。雖然，在進一步、退兩步或者進兩步、退一步的折騰中，總的來說，進步還是有。例如，民主終於是個「好東西」了；胡錦濤在十七大講話中更說：「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把「民主」等同「生命」，無論語意如何玄虛難解，說了也就是一點進步。
我們不諱言中國的事情難辦，但正因如此，單靠一個共產黨辦不來。共產黨辦不好的事，更應人人說句話、幫一把。這也是發揮五四精神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