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報-冰點：憂思大學

劉東

(一)
　　審讀幾部憂患當代大學命運的譯稿時，偏偏趕上國家電視臺的哪個頻道，也正連篇累牘地播放著宣傳國外知名學府的系列節目——照例是一路的天花亂墜，仿佛下界仰望著天國。
　　這種漫無邊際的追捧，首先引起我關注的還不是它那骨子裏迎合了強烈牟利動機的“學店”做派，而是裝潢在其表面的、很少引起公眾懷疑的神聖性。就沖這種煞有介事的神聖性，我簡直有些不忍地念及：在這個空空如也的時代、這個無所遮蔽的世道，就別再去撕破家長們僅存的虔誠了吧？試想，除了大學、重點大學乃至於海外著名大學這種拾級而上的現代殿堂，他們還能想出什麼更莊嚴的所在，來砥礪自家小孩子苦其心志呢？
　　我甚至還願意寬容地理解：在大眾的心理中，大學這般地受到迷信，又不光因其在理想的維度中，曾經充填了少年時代的童稚幻想，還更因其在現實的層面中，往往構成了人生履歷的實際轉折。借助於現代高等教育機構跟整個社會權力結構的共謀關係，任何一個躍過這道龍門的人，都有可能得到一次真正的提拔，從此好官得做，駿馬任騎。正因為如此，一代又一代的校友們，天然地就會充當母校的終身粉絲，這裏既有心理學的基礎，也有社會學的考量。
　　要是事情僅限於此，一切都還算罷了。不過，要是這類神話並非來自大眾傳媒，而是來自我們學院的內部，把一個尋常吃喝拉撒的所在，說成是“到處鶯歌燕舞”的廟堂，那就叫人很難忍受了。正好比遭遇到一位私心過重的寺院住持，老在那裏不遺餘力地公關，煽動別人往自己的荷包裏進香。尤其是，一旦談到海外的名牌大學，最怕的就是那些學成(甚至半成)歸來的留學生，學著母校招生手冊的宣傳口徑，把別人的往好裏說也只是指望將來能夠實現的目標，鼓吹成了板上釘釘的事實。由此一來，僅僅因為個別人物對於蠅頭小利的貪圖，而揣著明白裝糊塗，整個的改革方向就被弄得模糊不清了。
　　孩子們長大後自會曉得：即使出息成了大學教授，也很難一味清高地過活，仍要身陷於章魚吸盤般的體制中，仍要屬於吃拿官餉的工薪階層。由此說來，如果只從利己的立場算計，既然在俗常的神話中，這高樓深院已被說得仙境一般，那麼索性假冒一回得道的神仙，而樂得自在快活，又有何妨？正是緣此，我們才可以理解，為什麼在國內的書市上，到處都充斥著宣揚大學之道、大學理念、大學作為之類的豪邁圖書。那些作者的口氣，總顯得那麼成竹在胸——把胸口挺得滿滿當當，連半點兒困惑也裝不下了！
　　然而，儘管不能全然自由漂浮，大學教授作為知識份子，總還要保留以批判為業的一面罷？否則這個階層就會徹底淪為社會的盲腸，就會變得生不如死。正因為這一點，只要稍微環顧一下海外的書市，我們就不難發現，恰恰是圍繞著作為大眾神話的高等教育，特別是那些被吹得神乎其神的國際知名學府，我們的海外同行，反而發出了廣泛而持續的批判。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哈佛大學前校長德里克·博克的一本近著，英文標題原為《我們未盡潛能的學院》(Our Underachieving Colleges)，沒承想這本書的中譯本，或是受思想慣性的制約，又把它硬改成《回歸大學之道》，不光連一個字都沒有對上，反把作者原有的一層檢討的意思，粉飾得乾乾淨淨，足見所謂“大學之道”的套話，竟是何等的頑固，何等的媚俗，何等的誤導！
　　我們在國外的同行，並沒有習慣於這麼可著勁兒自吹。恰恰相反，他們乾脆就恥于宣喻什麼“大學之道”，而寧可“賣瓜的不說瓜甜”，徑直表達出心中的“大學之憂”。說到這裏，我們就真該相互對照一下了：究竟哪邊的情況才稍屬正常一點？總聽見人們嚷嚷著，要學習國際先進文化，要爭創國際一流大學，怎麼沒見到先在廣開言路方面，引進一點國外校園裏不可或缺的活躍風氣？
　　幸而，我們在思想的寬容度上，總算還保有一個例外——那還要數我目前任教的這所學校。拜民初流傳下來的(雖已相當殘缺的)傳統之賜，如今大約也只有在這所學校裏，要是你果真感到了刺痛，才敢扯著嗓子真把傷害給喊出來。眼下回想起來，6年前那場有關北大改革的爭論，看似“說了也白說 ”，卻並不是毫無遺產的：它就此啟動了有關大學命運的普遍憂思。以往，大學裏的種種規則和潛規則，打我們來此求學的第一天起，就被視作了天經地義，正所謂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即使後來畢生留存於此，做了一輩子的學術研究，大家好像也未曾想到，要把它本身當做批判研究的物件。可自那以後，正如只有在嚴重污染的大氣中，周遭的空氣才更被關切一樣，人們逐漸被驚醒了——發現必須睜大眼睛，去警惕種種恣意亂來的改革！
　　真的，當今多數的敗家行為，都是打著“改革”旗號來進行的。這不由使人回想起，其實當年把reform一詞譯成“改良”時，這個字眼還受到過激進主義的猛烈批判。可晚近以來，在主流意識形態支配下，這個詞的中文對稱，天然就屬於政治正確，只能意味著“改良”或“改好”。而殊不知，所謂reform，無非意味著人為追求的某種“變遷”，其本身並不曾蘊含價值前提。所以，如果從其歷史後效來判斷，人們的“改革”行為，的確是既有可能“ 改良”，也有可能“改壞”和“改劣”的。說穿了，如果這種行為從一開始就定錯了目標，或者更有甚者，如果這種行為從一開始就沒有定下目標，只是隨波逐流地走一步算一步，那是完全有可能“摸著石頭過不了河”的！
　　我曾撰寫過一篇《保護大學生態》，因為忍不住要向人們提醒：決不可只顧兜售經濟學的“叢林原則”，而毒化了校園裏超越功利的研討氛圍。
　　還是那位哈佛大學前校長德里克·博克，他曾經當做黑色幽默構想出來一串噩夢：
　　當我請求至少可以解決我們的財政困難的方案時，我的金融家校友帶回給我一個大膽的想法。他說，我應當允許各公司(出價)在哈佛做廣告，將公司的標識打上教學大綱和教材，在教室裏張貼廣告，在商學院的工作日程中向入學學生進行推銷，並把經商活動囊括到我們所有的電視或網路課程中。我由於害怕引起資深教授造反而回絕了這項建議，我的財務顧問對此顯然很惱怒。不過，第二天夜裏他又回來了，帶來了一個最終的建議，以免我由於未能及時還貸而在公眾面前丟臉。他說，我只需這麼做——同意取消最後100名哈佛本科生的入學資格，改把它們拍賣給出價最高的人。
　　如今翻著往日留下的書簽去檢索這段引文，我才發覺，在我們大家的日常經驗中，沿著市場原教旨主義的邏輯，噩夢和現實的邊界已經相當模糊了，比如前些時爆出的浙大教授包偉民由於交不起“助研經費”而放棄招收博士生的故事，其荒唐的程度就絕對不下於這個噩夢。

(二)
　　在《保護大學生態》那篇文章中，我曾經表達過某種守舊情調：“我在這裏要一反俗見地進行提醒：其實比任何改革都更加要緊的是，(北大)這所學校首先需要的毋寧是保守，是對於傳統學術生態的最為精心的環境保護！”
　　的確，懷舊本身就有可能是一種力量，例如無論在什麼時候，在任何情況下，只要在這所校園裏提到蔡元培的名字，都至少會感到一種制衡。不過，此後的事態發展，以及伴隨著這些事態而來的、不厭其煩卻又於事無補的老生常談，卻又在另一方面提醒了我——我們必須警惕這樣的陷阱：一旦談論起大學來，哪怕姿態最激進的學者，都會隨手掏出一套喋喋不休的懷舊說辭來，似乎這種教育機構最初在理性的設計下，確曾享有過某種莫須有的黃金歲月，而此後便只能是無可挽回的墮落了。
　　尤其在所謂“大學理念”的問題上，情況更加嚴重。大家早已見慣不怪的是，一旦談論起大學來，即使是那些自稱從沒把自由主義價值放在眼裏的學者，也馬上要祭起所謂 liberal education 的大旗，而忘了無論借著它的歷史語境而把這個英文表達發揮成“博雅教育”還是“通識教育”，其實都掩蓋不了它最原初最結實的本意——“自由教育”。同樣諷刺的是，一旦談論起大學來，即使是那些自稱最反感抗拒西方霸權的學者，也馬上要端出約翰·紐曼的“大學理念”來，而忘了那位英國紅衣主教原本只認定大學的使命是要在羅馬天主教的精神之內提供知識，故而預埋了強烈而褊狹的西方文化之根。“ 文明”對紐曼而言，幾乎沒有超出地中海世界的疆域與文化。
　　從思想方法上說，凡此種種都顯然是忽略了下述要害：西方文明的演進史，包括其不斷演變的教育史，究竟是一種開放的、偶發的和多元的進路，還是僅僅為某種恒准單一之理念的前定展開？從而，liberal education究竟是從創世紀之初，就已然先行確立的普適恒常的文明理式，還是經過長期歷史鬥爭和利益博弈才產生出來的解決方案？進而，考慮到不斷分工、科層和分化的人類現狀，以及施行liberal education的昂貴成本，這種教育究竟是普適於整個社會還是專屬於紳士階層？最後，儘管這種自由教育看起來似乎相當靠近西方的理想，但它自身究竟還有沒有被哪怕是揚棄式發展的餘地？……
　　正因為這樣，必須警惕這樣一種本質主義的傾向：一旦談論起大學，總是貪圖省事不假思索地以不變應萬變——誤以為只要從西方文明的源頭略加尋索，就准能在那裏找到必然預製好的萬應良藥來；甚至，即使很顯然當代西方本身在教育實踐中已經把那些理念棄而不用了，也仍然刻舟求劍地認為：只要能堅持表現得比西方還要西方，就一定會醫治好當代中國的大學。
　　就像一個黑漆漆的三岔口，人們甚至都不打算弄清挑戰來自何方，就擺出招式伸出拳腳想要應戰。也就是說，他們根本沒有認真考察過別人究竟遭遇到了怎樣的當代憂慮，以及究竟是沿著什麼樣的歷史線索，才引發出了今天的這番憂慮，就基於其先入為主的西學崇拜，而張揚起別人已被瓦解的早年理想了——充其量到頭來也再只能基於這種遙遠的理想，捎帶著也埋怨一下莫明其妙的西方竟也能今不如昔。這樣隔靴搔癢的空疏議論，姑妄聽之也就罷了，要是真想用來祛疾伐病，那還不耽誤了大事！

(三)
　　在我看來，與其從西方的圖書中引進迂遠的“大學之道”，倒不如從中引進切近的“大學之憂”。首先要談的是克拉克·克爾的《大學之用》(The Uses of the University)。加州大學前校長的這本書，數十年中不斷地翻印，至2003年已是第五版，在美國的大學史中既可以算作名聲最壞的箭靶，又可以算作最繞不過去的路碑。
　　此書的歷史描述中，分別以現代大學演變的三個階段，來對應其存在狀態的三種模式——也即早先的英國模式、此後的德國模式，和晚近的美國模式；或者乾脆不妨說，是近代的紐曼模式、現代的洪堡模式，和當代的克爾模式。
　　把“大學的理念”表達得最好的或許是紅衣主教紐曼在一個多世紀以前從事建立都柏林大學時所說的話。他的觀點反映了當時他所在的牛津大學。紅衣主教紐曼寫道，一個大學是“一切知識與科學、事實與原則、探究與發現、實驗與思辨的至高保護力；它劃出才智的領域，使任何一方既不侵犯也不投降。”他贊成“博雅知識”(liberal knowledge)，說有用的知識是“一堆糟粕”。
　　這種高雅的信條對我們來說，儘管從未普遍施行過，卻是最為耳熟能詳的。我們甚至不難猜想，當蔡元培把大學定義為“研究高深學問者也 ”時，當他認定“治學者可謂之‘大學’，治術者可謂之‘高等專門學校’”時，當他把原屬北大的工科放逐到北洋大學時，我們的老校長心中念茲在茲的，大體上也正是類似的理念。也許正因為這樣，如今在坊間才會到處都在復述它的教義，覺得這反正是最不會出錯的。然而卻沒想到，克爾旋即就向我們指出，恰在紐曼以其熟知的牛津大學為底本，美輪美奐地描繪著大學的英國模式的同時，這種模式實則已經行將被德國模式覆蓋了：
　　很清楚，1930年時“大學已經發生了深遠的變化——通常朝著它們所參與的社會演變的方向。”這種演變使系科成為大學，出現新的系科；越來越多的研究所出現了；成立了巨大的研究型圖書館；把進行思索的哲學家變成實驗室裏或者圖書館書庫裏的研究者；從專業人員手裏取來的藥物交給科學家之手；等等。不是關心學生個體，而是關注社會的需要，不是紐曼的“自然規律的永恆真實性”，而是新事物的發現；不是多面手，而是專門家。在弗萊克納斯的話裏，大學成為“一個有意識地致力於追求知識、解決問題、鑒別成就以及培訓真正高水準人才的機構”。一個人不再可能“精通一切”——紐曼的萬能通才人物一去不復返了。
　　如果你願意堅守原有的價值，當然有理由指斥這種變異，認為它不是上升反而是墜落，偏離了通識教育的樹人方向。不過，歷史無可爭辯的另一面卻是，德國的國力居然因此而大大增強了。正如哈佛文理學院前院長柯偉林最近在一篇文章中所描述的：“在大約一個世紀之前，當中國著手放棄那個遲至十八世紀仍被西方人看做是使中國成為教化大國和啟蒙先鋒的古代科舉制度的時候，幾乎所有世界上的頂尖大學都在德國，它們是德國十九世紀偉大高等教育改革的產物。”
　　尤有甚者，歷史之江河日下的變化速率，還有更加教人瞠目結舌的：接下來克爾又筆鋒一轉，充滿戲劇性地指出——“正當弗萊克斯納寫到‘現代大學’的時候，它卻又不存在了。洪堡的柏林大學正在被玷污，就像柏林大學曾經玷污牛津大學的靈魂那樣！”
　　到了1930年，美國的大學已經遠遠脫離了弗萊克斯納的“以文理科研究生院為中心的、有堅實專科學院(在美國主要是醫學院和法學院)及某些研究所”的“現代大學”。它們正越來越不像“真正的大學”——所謂“真正的大學”，弗萊克斯納指的是“一種以崇高的、明確的宗旨和以精神與目的的統一位元元特點的機體。當弗萊克斯納在1930年寫到“現代大學”時，現代大學已經幾乎死亡，就像老牛津大學在1852年被紐曼理想化時那樣。歷史發展快於觀察家的手筆。古代經典和神學以及德國的哲學家和科學家都不能為真正現代的大學——巨型大學(multiversity)——定下調子。
　　上文中的multiversity一詞，據說是克爾自創的說法，曾在中文裏被譯為巨型大學、多科大學、多元化巨型大學，甚至是綜集大學，似乎都還嫌不夠到位。不過，這裏至少可以借助實際執掌過大學的香港學者金耀基的大段綜述，來大體把握這種multiversity的基本特徵：
　　當代的美國大學，如克爾所指出，早已越出了德、英的模式，而發展出自我的性格。美國的大學狂熱地求新，求適應社會之變，求趕上時代，大學已經徹底地參與社會中去。由於知識的爆炸及社會各業發展對知識之倚賴與需要，大學已成為“知識工業”(knowledge industry)之重地。學術與市場已經結合，大學已自覺不自覺地成為社會的“服務站”。象牙塔內與象牙塔外的界線越來越淡漠，甚至泯滅了。大學內部則學生可以多達五六萬，甚至十萬以上；學術之專化更是驚人，如整個加州大學課程之多竟達一萬門之數，不但隔行如隔山，即使同行的人也是無法作有意義的交流。而教授之用心著力所在多系研究，教學則越來越被忽視。教授的忠誠物件已不是大學，毋寧是支持他研究的福特基金會、西屋公司或華盛頓。一個教授所關心的不是他隔壁他行的同事的評價，而是其他大學乃至其他國家的大學的同行的評價。大學越來越大，越來越複雜，它的成員已不限於傳統的教師、行政人員和學生，還包括許多“非教師”的教學人員(如研究教授)，它的組織已不止限於學院(faculty)、書院(college)，還包括無數的研究中心、出版社、交換計畫中心……它的活動已不止限於研究、教學，還包括對外的諮詢，與國外的合作(加州大學的研究計畫涉及五十幾個國家)等等。總之，在數量、組織、成員、活動各方面，今日美國的大學與以前的大學已大大不同。這種大學的理念及性格與紐曼的構想固然相去十萬八千里，與弗萊克斯納、雅斯貝爾斯的構想也迥然有別。克爾認為紐曼心目中的大學只是一“鄉村”，弗萊克斯納心目中的大學也只是一“市鎮”，而當代的大學則是一五光十色的“城市”了。(金耀基：《大學之理念》)
　　這不是更加禮崩樂壞，更加雜亂無序，更加不成體統了麼？只要願意，你當然也有理由這麼說。然而你同樣要留意，明擺著的另一面卻又是，就在它們焚琴煮鶴地捨棄了如此可愛的“魚”的同時，務求實用效果的當代美國大學，偏又令人豔羨地抓到了如此可欲的“熊掌”！讓我們再來聽聽每年公佈的諾貝爾獎名單，查查每年發表的全球大學排行榜，數數擁有各個學科之頂尖教授的數量，看看過江之鯽一般排在使館前等待簽證的留美預備生，瞧瞧美國名牌大學所能提供的校園、設備和待遇……，又有哪一樣不讓別國的大學校長眼紅得出血？由此你總應該平心地承認，哪怕所有這些成功都有局限，所有這些獲得都要付出代價，但成功終歸還要屬於成功罷？
　　再來盤點一下如此令人目眩的變遷。克爾筆下那個與傳統指向漸行漸遠的鐘擺，大約是劃出了這樣的偏轉弧線：
　　重心究竟在於培養學生——還是由教師進行研究示範？
　　學生究竟應當被教導成完人——還是被培訓成技術性專才？
　　範圍究竟要旁及到博雅通識——還是鎖定在偏科發展？
　　檢驗標準究竟是教學效果——還是承攬科研專案的數目？
　　教授地位取決於學術水準——還是資金募集的能力？
　　氛圍究竟應當儘量超脫——還是鼓勵功利與實用？
　　校園究竟應當單純而寂靜——還是顯得嘈雜而活躍？
　　規模究竟應當有所控制——還是能發展多大就多大？
　　學校究竟屬於有機社群——還是雜糅而成的知識集市？
　　大學究竟應當儘量自治——還是密切聯繫國家與財團？
　　辦學究竟突出科技發明——還是倚重歷史與人文底蘊？
　　教師應像個探索型的學究——還是管理型的知識老闆？
　　校長應做個學術人格的楷模——還是掌管知識機器的官僚？
　　應該基於理念去因應外部變化——還是根據外部變化來調適理念？
　　有趣的是，不管讀者是否喜歡這些變化，他們總有可能發現，其實這種似曾相識的滑落，正是每天都發生在自己身邊的事情。的確，我在這裏也很願意坦率地承認：諸如此類的歸納總結，也不光是閱讀和出訪的結果，還同樣參驗了切近的事實。這也就意味著，儘管召喚“大學理念”的呼聲向來都未絕於耳，然而中國大學的實際發展軌跡，卻偏偏是朝著這個老鼠過街的方向伸延的！
　　那麼，事態為什麼發展得如此無奈？大學的船隊何以會在所有船員都為之驚呼的情況下，仍然駛往那個由克爾率先發現的、可人人都並不想去的方向？其根本的原因，當然還在洶湧於船下的現代化激流。肇始于西方、波及於全球的現代性生活方式，正未有窮期地增強著全世界的社會整合。由此，西方的大學從它的英國模式，一變而為德國模式，再變而為美國模式，並且步步進逼地一再要求非西方國家拷貝它，這本身就是現代性的徵兆之一，本身就相當符合現代生活的自身邏輯。如果在由現代消費激發出來的無邊物欲的推動下，知識僅僅被看做一種力量，而且科技知識則又被看做第一生產力，那麼，大學作為知識的重鎮就勢必要被轉化成這種生產力的關鍵組成部分。由此可見，只要現代性的生活形式繼續在主宰我們，傳統的大學形式就勢必會被不斷地突破，直到它發展為美國式的巨型大學，乃至比這種巨型大學還要龐雜的、更加無以名之的大學，以便能夠裝填入新的能量、呼喚出新的產出，哪怕大學的肚子終將因為過多地吞噬而被撐破！
　　由此可見，儘管對於通識教育的茫然籲求，無論在美國還是在中國，至少也還不無部分的平衡作用，然而說穿了，如果對這種英國紳士派頭的熱衷，只不過是出於某種盲人瞎馬的激情，或者說得具體點兒，只不過是出於國際大學排行榜上的壓力，或者創建所謂“世界一流大學”的動力，那麼，這就是在做一件自相矛盾的事，就是在南轅北轍地白費勁兒！在我看來，在當下的緊迫國際情勢下，既然也只有指望在現代化的急行軍中，借助於民族國家的強大整合力量，來既發展大學本身的事業，也轉而回饋出更大的國際競爭力，那麼，中國的大學——特別是它的頂尖大學——就不可避免地將要變形再變形，即使這種蛻變的歷程充滿陣痛和爭議。由此說來，對於當今大學的實際操作者而言，與其去設定一個明知不能實現的空洞目標，倒不如實實在在地向公眾講明：至少從這個歷史時期來看，這是我們必須承受的苦痛。

(四)
　　不妨再來看看所謂“一流大學”這個流行的概念。加拿大蒙特利爾大學教授比爾·雷丁斯在其所著《廢墟中的大學》(The university in Ruins)一書中，充滿洞見地對“一流大學”進行了批判性的揭示。
　　跟克爾筆下那頭惹得人人生厭的巨怪(所謂“巨型大學”)不同，人們或許要問，怎麼“一流大學”又招誰惹誰了？瞧我們現在，校方不正是在把“爭創一流”當做軍令狀麼？部裏不正是把“是否入流”當做驗查標準麼？
　　原來，按照雷丁斯的說法，在一切堅固之物皆已煙消雲散的今天，“一流”這個空洞的說法之所以會被推行為普遍的標準，逼使各大學乃至各系科都爭相向它靠近，恰恰是因為這個標準，掏開一看根本就是空空如也的！“一流不是一個確定的判斷標準，而是一個尺度，它的意義依附於其他事物。用一流飛機的標準評價一隻一流的小船，這小船就稱不上一流。所以，說一流是個標準就等於說，委員會決不會出臺用於評價的標準”。
　　雷丁斯還形容說，“一流”這樣一個空洞的能指，在一個封閉的範圍裏實際起到了貨幣單位的作用。這便使我們領悟到，惟其當一個驗查標準的內涵趨於無窮小時，它的外延才可能趨於無窮大，才有可能囊括天下萬物，從而在林林總總的本國大學之間，進而在更加千差萬別的各國大學之間，建立起抽象的虛擬的量化可比性。由此就乾脆讓我們滿足一下好奇心吧：看看如此煎熬各國校長的大學排名，到底是怎樣炮製出來的：
　　一流是通用的等級標準。由各種不同的內容所做的各種分類，如學生類型、班級的大小、資金情況、館藏量等，都可放到一起，用一流這個唯一的標準來衡量。……學生類型的劃分標準是入學分數(越高越好)、學習過程中每學年的平均分數(越高越好)、非本州學生的數量(多為好)、標準時間期限內畢業率(達到正常標準是好事)。班級的大小和品質是以師生比(應該低)和終身制教師與兼職或研究生助教(應該高)的比例為標準。對教師隊伍的評價是看具有博士學位的數量、獲獎者的數量、獲得聯邦獎金的數量和次數，所有這些都被認為是價值的標誌。“資金” 類評價是以大學財政是否健康為標準，如用於日常費用、學生服務和獎學金支出的預算的比例是否合理。館藏量是以學生人均佔有圖書量、大學財政預算裏圖書館所占的百分比以及圖書館預算中用於購買新書的比例為標準。最後一項是聲望，它把本校校友進入高級大學官員調查表的數量和在加拿大各大型公司擔任首席執行官的數量結合起來作為衡量標準。一流的最終標準是把各個數位的比例結合起來：學生占20%，班級的大小占18%，教師占20%，資金占10%，圖書館占 12%，聲望占20%。
　　然而，如此機械死板的“通分”方式，或者說，如此誘惑人們去大做表面文章的量化標準，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照顧到各大學的實際長短呢？比如，考慮到當今圖書市場和答辯會場的種種病態，我們不禁要問：如果一所大學新近購置的圖書大多都是印刷垃圾怎麼辦？如果一所大學由於片面追求教師的 “博士率”而招納了大量的庸才又怎麼辦？再比如，對比一下被公認為中華民族之光的西南聯大，我們又不禁要問：那一所如果根據上述標準無疑要敬陪末座的戰時大學，究竟是應當本身感到無地自容呢，還是反過來認為，這種形式主義排行榜的設計者應該下課？
　　基於一連串的追問，雷丁斯深懷激憤地寫道，如果大學在市場的壓力下，完全屈從於這種來自“一流”標準的量化，那它就跟尋常企業再沒什麼兩樣了，而它的學生也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求學者，而只是光臨“學店”的現代顧客。同樣，如果大學在排行榜的壓力下，一門心思去攀爬朝向“一流”的階梯，這個空洞的標準也會逐漸抽空大學的內涵，直至世間壓根兒就不再有大學這回事！
　　當代的大學究竟何以淪落至此呢？按照雷丁斯的邏輯，似乎並不難於料想，他大概會沿著其獨特的理路——康得的理性概念、洪堡的文化概念、現在的爭創一流的技術——官僚體系觀念，這一“大學三段論”去追根溯源，把大學衰敗的原因歸咎於民族國家與民族文化的式微。
　　這樣的判斷固然有作者的觀察作為支撐，他也明確提示過自己觀察範圍的局限性(“我關注的是西方某種關於大學的觀念”)。可即使這樣，我還是忍不住要多說一句：雷丁斯肯定是沒能把中國的情況考慮在內！事實上，正如中國體育界剛剛震驚世界的“金牌戰略”一樣，同樣在“爭創一流”的中國大學教育，其表現剛好跟雷丁斯的概括擦肩而過：反而是民族國家整合能力的加強——而非它的衰落——才會作為難以抗拒的動力，來強力推行“一流大學”的模式，並就此催生出各種各樣千奇百怪的資料報表來，而且還通過這種勢必要忽略內容差異的量化形式，來加速滌除各個學校在歷史中形成的任何特色或特長。

(五)
　　在這個世界上，既存在著專屬於校長們的大學形象，那很可能表現為施展抱負的舞臺，或者無非是個官位的基座；也存在著專屬於教授們的大學形象，那很可能表現為追求理念的階梯，或者僅僅是個頤養天年的飯碗；更存在著專屬於學生們的大學形象，那很可能表現為精神的煉獄，或者僅僅是個混得學位的樂園；甚至，還存在著專屬於落榜考生的大學形象，乃至落榜考生家長的大學形象；甚至，還存在著專屬於回憶者的大學形象，乃至歷史學家的大學形象；甚至，還存在著專屬於西方的大學形象，乃至各個非西方文明的大學形象……
　　作為一位教授，特別是一位人文學科的教授，儘管已經明確意識到了自身的局限性，我還要再重申一下個人的關切要點。大學功能的多元化和開放性，使得人們在步入大學之後，除了有可能被精神的向度所感召，當然也有可能被其他東西所幹擾。而在所有的幹擾之中，又有兩種叢林原則最容易遮蔽住夢想，其一是學院政治，其二是學院經濟。意識到這種嚴酷的現實，那當然不是什麼罪過，它還有可能幫你在並非天堂的環境中，活得更清醒更踏實。不過，要是你由此就誤以為，其實大學機構的全部意義，也都大抵不出此類政治或經濟活動，那你就註定要買櫝還珠，註定要白來大學一遭，註定要虛擲自己的生命。無論如何，人類文明之所以要設計和維護大學這樣一種文化形式，畢竟還是因為人類自有其精神的追求，所以說到底，只要大學還不甘心退化成可有可無的盲腸，那麼它與其說是在受到叢林原則的無情制約，倒不如說它是在殘酷的叢林中仍然堅持維護著人類的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