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資本主義的未來

這些變化將危及世界管理全球經濟並應對戰略性挑戰的能力：脆弱的國家政權、恐怖主義、氣候變化以及新興大國的崛起

(金融危機席捲全球，重創了歐美銀行體系，也動搖了長期主導西方經濟思維的自由市場觀念。資本主義將走向何方？自即日起，英國《金融時報》邀請全球意見領袖和FT評論家,共話“全球資本主義的未來”。馬丁·沃爾夫的評論是本系列的第一篇，歡迎讀者參與討論ftchinese.editor@ft.com ——編者)

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事務評論員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 2009-03-09，譯者/和風、何黎

又一個意識形態上帝失敗了。在過去30年間主導著政策和政治的各種假定，突然間看上去就像革命社會主義一樣過時。
美國保守派英雄人物、前總統羅奈爾得·雷根(Ronald Reagan)曾經譏諷道：“英文中最可怕的九個詞是：‘我來自政府，我來幫忙。'”在西方國家政府向金融體系注入數以萬億計的美元、歐元和英鎊之際，這話似乎已成了遙遠的歷史。

格林斯潘“錯愕”
“政府是壞事；放鬆監管的市場是好事”，這一信念怎能不受打擊？去年10月，艾茵·蘭德(Ayn Rand)的門徒、前些年顯赫一時的央行掌門人艾倫·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在美國國會作證時稱，對於放貸機構的自我利益未能保護股東股本，他處於“一種難以置信的錯愕狀態”。
在西方，過去30年間的親市場意識形態，是對人們眼中凱恩斯混合經濟模式失敗的反應，這種模式曾在20世紀50、60和70年代占主導地位。轉向注重市場的模式，被人與1980年雷根當選美國總統和此前一年瑪格麗特·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當選英國首相聯繫起來。其實，當時的美聯儲(Federal Reserve)主席保羅·沃爾克(Paul Volcker)在根治通脹方面的角色也幾乎同樣重要。
但還有更大的事件在塑造著那個時代：中國在鄧小平領導下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蘇聯式社會主義在1989年至1991年垮臺，以及印度在1991年後告別內向型經濟政策。中央計畫的死亡、冷戰的結束，以及（最重要的）數十億人加入快速全球化的世界經濟，都是那個時代的亮點。
如今，在巨大全球金融危機和經濟活動同步滑坡的背景下，世界正再次發生變化。金融體系是市場經濟的大腦。如果它需要代價如此高昂的救助，那麼雷根看不起政府職能的理念怎麼站得住腳？如果金融體系已經失敗，人們對市場還能有多少信心？
在這樣的轉捩點上，我們不可能知道自己正走向何處。在混亂的上世紀70年代，很少人猜得到下一個時代將發生的事：馴服通脹、釋放資本主義，以及共產主義的死亡。現在將發生的事，將取決於尚未做出的選擇、仍不可知的衝擊。然而，一場金融崩潰與一次嚴重經濟衰退（如果不是什麼更糟糕的情形）結合在一起，勢必將改變世界。市場的正當性將被削弱。美國的可信度將受到損害。中國的威信將有所上升。全球化本身可能受挫。這是一個動盪的時代。

世界是怎麼走到這一步的？
世界是怎麼走到這一步的？答案是，在很大程度上，自由化時代含有最終導致其滅亡的種子：在那個時代，金融業規模和盈利能力出現巨幅增長，金融創新競相迸發，全球宏觀經濟失衡不斷加大，家庭大舉借債，資產價格出現泡沫。
在美國這個全球市場經濟的核心和當前風暴的中心，金融業債務總額從1981年占國內生產總值22%，飆升至2008年第三季度占117%。在嚴重依賴金融業的英國，金融業債務總額達到GDP的近250%。
馬里蘭大學(University of Maryland)的卡門·萊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和哈佛大學(Harvard)的肯尼斯·羅格夫(Kenneth Rogoff)指出，自由化時代也是金融危機格外頻發的時代，自1900年以來只有30年代不屬於這種情況。自由化時代還是資產價格形成大泡沫的時代。新興經濟體的政府通過干預以壓低本國貨幣匯率，並積累外匯儲備，產生了巨額經常帳戶盈餘，他們把這些盈餘，連同私人資本的流入，再迴圈成官方的資本流出：從上世紀90年代末至2008年7月頂峰時期，單是它們的外匯儲備就增加了5.3萬億美元。
除了這些巨額資本流動外，還有若干高收入國家的傳統盈餘，以及石油輸出國家暴增的盈餘，所有這些資本最終都流入少數高收入國家，尤其是美國。在頂峰時期，美國曾吸收世界其他地方過剩儲蓄的70%。
與此同時，在美國國內，家庭債務占GDP的比率從1997年的66%，上升至10年後的100%。英國的家庭債務出現了更大幅度的飆升。家庭債務的激增，得到了具有高度彈性和善於創新的金融體系的支持，在美國還得到了政府計畫的支持。
在此期間，金融業一刻不停地創新。傳奇投資者沃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t)曾將衍生品形容為“大規模金融殺傷武器”。他的話至少有一部分證明是對的。2000年後，“影子銀行體系”湧現，傳統銀行業在很大程度上被“生成-分銷”的證券化模式所取代，採用抵押債務債券這樣的結構。這種模式在2007年崩潰。

30年代以來最危險的金融危機
我們正在目擊自上世紀30年代以來最深、最廣泛和最危險的金融危機。正如萊因哈特教授和羅格夫教授在另一篇論文中所指出的，“銀行業危機與產出和就業的深度下滑存在關聯”。這其中有部分原因在於舉債過度的資產負債表：在美國，債務總額達到占GDP略低於350%的歷史頂峰（其中85%為私營部門債務），遠高於1980年的略高於160%。
這場衝擊的可能結局包括：具有大額外部赤字的國家為保持需求而背上巨額且持久的財政赤字；持久的世界經濟衰退；全球國際收支的無情調整；通脹飆升；以及各國求助於保護主義。金融業本身勢必出現最深層次的轉變。高級的現代金融能夠把風險轉移給最有能力管理風險的人，這個命題已經不成立了。相反，在這一體系中，風險被轉移給了最沒有能力理解風險的人。正如沃爾克在去年4月一次發言中所指出的：“簡言之，閃亮的新金融體系，儘管有那麼多才華橫溢的參加者，那麼豐富的回報，卻還是經不起市場的考驗。”
在最近的一篇論文中，英國央行(Bank of England)金融穩定事務執行董事安德魯•霍爾丹(Andrew Haldane)指出了銀行對其應管理的風險的理解有多麼的少。他將這些失敗歸咎於“災難短視”(disaster myopia，指傾向於低估風險)、缺乏對“網路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ies，從一家機構對其他機構的溢出效應)的認識以及“不協調激勵措施”(misaligned incentives，對員工有利，對股東和納稅人不利)。
此次危機過後，我們肯定“不會那麼自豪地看待金融，就像1925年邱吉爾所渴望的那樣。市場將制定嚴酷（即便是暫時的）的紀律。監管也會加強。
不太明確的一點是，決策者是否將考慮結構性補救措施：將多功能商業銀行業務與投行業務分離；或者被迫縮減被視為規模太大或關聯性過於緊密而不能破產的機構的規模和複雜性。有人可能還會設想，隨著政府發揮越來越大的主導作用，大量銀行業活動將回歸本國市場。如果這樣，將出現“放鬆全球化”(de-globalisation)。
此外，邱吉爾還要求工業要變得“更知足”。然而，短期來看，金融體系的崩潰正帶來相反的結果：全球性工業下滑。此外，這正蔓延到實體經濟的所有重要領域，其中許多行業正大聲呼喚援助。
然而，如果金融體系被證明為功能紊亂，那麼我們能在多大程度上依賴股東價值最大化，作為引導企業的方法呢？畢竟，大多數股權掌握在金融機構手中。過去18個月的事件肯定證實了這一觀點的愚蠢之處。許多人會總結道，相對于讓金融參與者或市場淩駕於公司之上，讓公司管理者決定公司的方向是更佳做法。
可能的結果是，政府保護公司不受活躍股東襲擊的意願增強，這些股東包括對沖基金、私人股本及其它投資者。隨著有缺陷的金融業喪失其可信度，市場進程的合理性也受到影響。 自由的“盎格魯-撒克遜”式策略尤其如此。
貨幣政策發生重大變化的可能性也很大。宏觀經濟共識一直支持貨幣和財政政策責任分離、讓財政政策自動發揮作用、央行獨立以及令貨幣政策轉向針對通脹。但由於利率已接近零，貨幣和財政政策之間的區別已消失。更根本的是挑戰在制定貨幣政策過程中忽視資產價格的決定。
許多人辯稱，接替沃爾克的格林斯潘為泡沫以及隨後泡沫的破裂創造了條件。他曾主張，相對於及時發現泡沫並戳破它，在泡沫破裂後收拾殘局更容易一些。在去年11月對這一理論重新進行評價時，美聯儲副主席唐納德•科恩(Donald Kohn)重申了這一傳統看法，不過他流露出了一絲不自在。
科恩現在指出，“考慮到投機性繁榮與蕭條（這可能要經歷數年時間完成）對實體經濟明顯的重要性，在評估經濟前景以及就伴隨而來的合理的政策利率道路進行討論時，央行可能應努力長期保持警惕”。央行必須更進一步，要麼通過貨幣政策，要麼通過監管工具。
然而，巨大的金融危機，再加上嚴重的全球衰退（如果不是更糟糕的話），將造成遠比這些更為廣泛的影響。
記住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時期所發生的事情吧。失業人數增至包括美國在內的重要國家總人口的四分之一。這徹底改變了長達半個世紀的資本主義以及政府的作用，甚至在自由主義民主國家。這導致自由貿易崩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可信度增強並令許多決策者轉向進口替代，作為一項發展戰略。
大蕭條還帶來了仇外情緒和威權主義。被嚇壞的人們變得封閉起來：他們在社會內部以及不同社會之間公開劃清界限。1930年，德國納粹贏得了德國民眾18%的選票；1932年，在大蕭條高潮時期，這一數字曾升至37%。
一個已經能看到的改變是對薪酬的態度。甚至連美國和英國都正對接受援助的機構的薪資水準和結構進行直接控制。從無法想像到變成習慣用了一年時間。同樣明顯的是，對不平等的態度發生了更大變化：作為能力出眾的回報，巨額酬金是可以接受的；但作為對代價高昂的不勝任的補償，那是無法忍受的。對較富裕人士徵收的邊際稅率正再度上升。
然而，另外一個影響是在不安全感方面。把養老儲蓄從政府管理的現收現付(pay-as-you-go)體系轉移到基於市場的體系，其可信度將遠遠不如以前。但諷刺的是，儘管如此，長期投資獲利的機會卻增加了。與市場一樣，政治也做過了頭。
對安全感的追尋將加強政治對市場的控制。轉向政治必須伴隨著轉向國內，而遠離國際。在金融業，這一點已非常明顯。決心援救國內生產商的做法也證明了這點。但保護主義干預可能會遠遠超越目前我們所看到的例子：現在還為時尚早。
這場危機對於新興市場的影響將尤為嚴重：極度貧困人口數量將增加、新興中產階層的規模將減小、同時一些背負債務的新興國家的政府肯定會違約。人們對於本國和全球精英的信心、對於市場甚至重大進展的可能性的信心將下滑，這將對社會和政治造成潛在的破壞性影響。多數新興經濟體對這場危機毫無責任，幫助它們擺脫危機是必要的。
整個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國）影響事件發展的能力也將遭到破壞。西方金融體系的崩潰（而中國的金融體系則在蓬勃發展）標誌著“單極時刻”的結束，這令人羞愧。由於西方決策者步履維艱，他們的可信度也遭到了破壞。誰還相信這些老師？
這些變化將危及世界管理全球經濟並應對戰略性挑戰的能力：脆弱的國家政權、恐怖主義、氣候變化以及新興大國的崛起。從極端意義上來說，幾乎所有人現在都依賴的全球經濟一體化可能會出現倒退。全球化是一種選擇。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歷時幾十年的一體化經濟陷於崩潰。現在這可能會再次發生。
2007年6月19日，我就“新資本主義”撰寫了一篇文章，我注意到，它仍“未經受考驗”。如今考驗已經來臨：它失敗了。金融自由化的時代已經結束。然而，與上世紀30年代不同，現在市場經濟的可靠替代品並不存在，國際合作的習慣根深蒂固。
“我感覺，我們所處的地方已不再是堪薩斯了。”桃樂茜(Dorothy，譯者注：《綠野仙蹤》童話故事中的女主角)說道，此前一場龍捲風把她、她的房子以及她的狗吹到了奧茲城(OZ)。過去30年的世界已消失。在這次金融龍捲風過後，我們將降落至何處，這是我們希望確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