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義的臺美通信：殷海光·哈耶克·林毓生

1960年，林毓生告別臺灣。
太平洋，招商局一艘運沙貨輪上，林是12名順便搭乘的旅客之一。
“船長轉告，他從臺灣的廣播中獲悉雷先生被抓的消息……”
林“心情非常沉重，知道民主運動將受到極大的挫傷，同時極為擔心殷先生和他的家人的處境。”《殷海光林毓生書信錄》（吉林出版社，2008年12月第一版）記載。
被抓的雷先生，是雷震。林所擔心的殷先生，是殷海光。
林的留美，將美國的知識潮流和臺灣的思潮聯繫起來。很快，他會把哈耶克這樣的前衛思想通過信函，傳遞給風暴過後的殷海光。

壹。
1960年，發生什麼？（http://baike.baidu.com/view/286668.htm）
2月13日：核彈測試：法國測試本國的第一枚原子彈。 2月21日：古巴領導人卡斯楚把古巴所有的商業國有化。 3月6日：越南戰爭：美國宣佈將派3,500美軍士兵前往越南。 5月9日：美國批准出售避孕丸。 7月14日：日本首相岸信介遇刺。 9月10日：伊拉克、伊朗、科威特、委內瑞拉、沙烏地阿拉伯等第三世界產油國，為維護本國石油利益，在伊拉克首都巴格達開會，成立了石油輸出國組織。 9月24日：美國企業號航空母艦完工下水。 11月5日：中國仿製的第一枚近程導彈發射成功。11月8日：美國總統競選；共和黨理查·尼克森輸給了民主黨約翰·甘迺迪。
這是個大時代。而在臺灣，一個重要的歷史事件是，《自由中國》停刊。該刊本於1949年在上海被提起，但是，國民黨退敗臺灣後，11月成立於臺北。雷震率領的知識份子逐漸走上反蔣路線。維琪百科記錄：“《自由中國》以‘今日的問題’系列社論全面討論國是，首篇由殷海光執筆之‘反攻大陸問題’，觸動政治禁忌，末篇‘反對黨問題’，主張‘反對黨是解決一切問題關鍵之所在’。”
“他從1958年起參與李萬居、吳三連、高玉樹等78人發起組織的“中國地方自治研究會”，該組織無法取得行政機構之許可而無法成立。”
“1960年，雷震與台港在野人士共同連署反對蔣介石三連任總統。5月4日他發表了《我們為什麼迫切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反對黨》，鼓吹成立反對黨參與選舉以制衡執政黨。5月18日非國民黨籍人士舉行選舉改進檢討會，主張成立新黨，要求公正選舉，實現真正的民主。決議即日起組織“地方選舉改進座談會”，隨即籌備組織中國民主黨。雷震擔任地方選舉改進座談會召集委員，與李萬居、高玉樹共同擔任發言人。7至8月間舉行四次分區座談會，情治單位進行密切監控。同年9月4日他、劉子英、馬之驌、傅正被逮捕，並被軍事法庭以“包庇匪諜、煽動叛亂”的罪名判處十年徒刑。”
林毓生當年赴芝加哥大學留學。根據《殷海光林毓生書信錄》記載，在12月12月31日的書信（也是林到美後給殷的第一封信）中，並沒有提到雷震案，也沒有提到《自由中國》。
後來，林在《書信錄》的注解裏講述了他到臺灣後的情形。
“抵美以後，道路傳聞，臺灣正處於風聲鶴唳、一片肅殺的氛圍之中。然而，殷先生則凜然屹立於法西斯政權的猙獰面目之前。由他起草，夏道平與宋明文兩先生與他共同簽名的聲明，在雷先生被抓以後，於臺北報刊上刊出。”
他們說：既然逮捕雷震先生的罪名包括《自由中國》的社論，雖未署名，實際上多是他們所寫，所以他們也負有責任。
林的注解寫道：這樣公然抗拒、挑戰獨裁政權的言論，使我一方面對於殷先生“威武不能屈”的嶙峋風骨肅然感到景仰；另一方面，預感到蔣氏政權對殷先生將一步、一步加緊進行迫害，我的內心感到極為悲苦。由於知道臺灣的秘密員警一定會對我們來往的信件進行檢查，我的內心深處的深切感受，卻無法再信中向殷先生表達。
於是，林在給殷的信中，都用了“毓生叩”這樣的字眼。後來林才知道，殷發現後，在“叩”字上用紅筆劃了個圈。

貳、
1961年4月3日，“來美半年”，林在信中難掩興奮。
他告訴殷，芝加哥大學的學習氛圍，介紹自己的課業。而殷，遠遠嚮往之。
他首次提到了哈耶克。
“海耶克（哈耶克）先生是一位典型德奧貴族式的學者，貨色甚硬，腦筋非常有力，上tutorial（導師課）的時候，除了談學問以外，一句閒話不講，因此必須充分準備，否則幾分鐘就沒有話可說了。”
哈耶克是1950年離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前往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擔任教授的。
林提到，他從哈耶克閱讀托克維爾的Mill’s On Liberty，以及哈耶克自己的著作《自由憲章》。
實際上，該書是在1959年5月完成的。此前，林讀過《通往奴役之路》。
“當年殷海光先生將哈耶克（殷先生譯作海耶克）先生的《通往奴役之路》翻譯成中文，我在《自由中國》上面看到，就想把原著拿來讀。當時外匯管制，買西文書要經過一個有外匯配額的書店。我是用我的第一筆稿費訂購的，是我翻譯羅素的一篇文章的稿費——殷先生幫我改過，那時我還沒有獨立翻譯的能力。我想對這第一筆稿費的最好紀念，就是把《通往奴役之路》的原版書買來。這時候我已經看了殷先生的幾篇翻譯，同時也看了一些羅素有關政治、社會的著作。一比較，才知道羅素跟哈耶克不能比，羅素實在沒有深度，哈耶克非常有深度。當時想，如能跟這位思想家讀書不是一件很美妙的事嗎？不過覺得那只是一個夢想，沒想到4年以後竟然實現了。”2005年，林在接受《南方人物週刊》專訪時回憶說。
現在，林可以讀到《自由憲章》了。
大概就是在林赴美前後，《華爾街日報》的一位書評家說，“這本書受到了廣泛歡迎;即使是通常對反國家統制主義立場抱有敵意的報刊,對這本書也表示了敬重之意。《自由憲章》當然沒有《通往奴役之路》那樣強大的影響力,但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反倒令人鼓舞,因為這似乎證明瞭,哈耶克的立場已經重新成為某種令人尊重的思想模式。他不再被視為怪物,視為自由至上主義者,‘老輝格黨人’,徹頭徹尾的個人主義的信奉者了”。
《哈耶克傳：哈耶克的愛與痛》記錄，哈耶克曾希望,《自由憲章》跟《通往奴役之路》一樣能夠廣泛地流行。這本書於1960年2月9日正式出版上市,不過書評和新書樣本早在1959年就已經陸續寄出了。除了報刊雜誌之外,哈耶克本人或他人也向全世界、當然主要是美國的學者、企業領袖、政府官員寄出了不少本樣書。儘管這些推銷宣傳費用大部分由芝加哥大學出版社承擔,不過哈耶克本人也掏了一點腰包。
“他希望贏得更多的讀者。他給《時代》週刊寫了信,希望該雜誌發表書評,他說,表面上看起來,《自由憲章》是一本學術性著作,實際上是寫給普通讀者的。不過該雜誌後來並沒有發表書評。他寄給很多報刊的信都與此類似,並附上一本樣書。在這些信中他說,這本書主要是寫給商人和公共事務與公共輿論領袖們的。他親自向前總統胡佛、副總統尼克森、《時代》雜誌出版人亨利·盧斯、向沃爾特·李普曼、向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成員等人寄上樣書。看起來,尼克森還至少翻過這本書,並且基本上認同他的看法。” 《哈耶克傳：哈耶克的愛與痛》作者
1960年，哈耶克辭掉了“朝聖山學社”主席職務。
看起來，林毓生接受了《自由憲章》。而且哈耶克還推薦林獲得了威廉·幄克爾基金會的三千元“最高獎學金”。林自己說，“我跟海耶克做的tutorial course得了一個A，才得到他的鼎力支持。”
殷的回應是，“能得到Hayek這樣的教授賞識，真是三生有幸。”
7月15日，林在信中再次提到了哈耶克，而且展開長篇論述。切入點是美國的生活方式問題。“美國的生活方式，至少就我接觸所及的，覺得很不夠理想，可謂整個cultural pattern（文化模式）在一種不穩定的狀態下。從‘長期’的觀點來看，實在蘊藏著很大危機。……過去二十年可悲的經驗，使得現代美國人，放棄了一切價值標準”；“美國一般人一天忙到晚，汽車衝衝沖，沒有meditation（沉思），哪里可能含孕出深沉而遠大的思想”；“美國人裝模作樣，大都有神經病，既現實又aggressive，毫無精神境界可言……。人類文明發展到美國middle class的境界也真堪稱一‘絕’了。俗得令人窒息，而他們卻還都自鳴得意”。
“就拿同學們對海耶克先生的理論的看法來說吧，大多數可謂抱著不加思考的反對的態度，少數贊成的同學，似乎也因覺得不‘合’時代潮流，感到很不安……”
林寫道：美國現在的liberalism正是哈耶克這種liberalism所痛切反對的collectivism，這種intellectual climate很像三十七、八年代的北平知識界。

叁。
1961年，是哈耶克寫完《自由憲章》的第三年。
林毓生8月20日寫道：他“常看到海先生自己跑到書庫裏找材料”。
12月24日。
“耶誕節前夕，宿舍同學都已回家過節，冷冷清清地址有幾個玩過學生在這所大房子裏。窗外一片銀色世界，當年Fermi發現chain reaction的芝大運動場，被雪鋪著像蓋了一層白鵝毯一樣，街上車子、行人都稀少了，想必都在家裏圍繞著火爐談笑之中，自己一個人形單影隻，實在非常寂寞。”
後在臺灣，殷海光病了。
林給殷介紹了自己的進步和計畫。“我準備明年春季或者秋季考Fundamentals，明年秋天以後集中全力跟海耶克先生和Milton Singer先生弄一年關於社會科學和史學的conepts & methods and interrelations的問題。”
他們的通信，總是夾雜英文。
林甚至還給殷建議：我覺得以您的backqround最適合做一個social critic，治歷史知識與自己的觀察於一爐，必然有很大成就。例如近代中國政治、經濟、社會與思想的發展以及其相互的關係，就是一個很大的題目。隨便找一個period，例如周策縱的五四運動，就要花許多年工夫去做。
殷關愛“毓生老弟”，沒有回應這個建議。不過他倒是給孤寂的林提出了無可奈何的環境裏的“救藥”。在1962年3月28日的信中寫道：一，把愛情移向將來一點點；二、藉搞大學問來昇華若干；三、找些outlets，例如，聽音樂……等等。
不過，不久後殷似乎回應了林的建議。因為林給殷的信裏說：您信上說，準備從事中國近代思想史的研究，我們聽了都非常高興。
林鼓勵殷並提出了自己的建議：不必把社會學、心理學、人類學都搞清楚才寫，先開始寫草稿。
這次寫信，是4月25日臨晨4點。林說，他跟美國姑娘的浪漫暫告一段落了。
他告訴殷的哈耶克《自由憲章》已經掛號投郵，大概一個月之內可以收到。
林在信裏熱切的介紹了這本書。
“海氏這本大著，是他畢生研究自由主義的精華，正如他所說，是一部comprehensive restatement,of the philosophy of freedom”；立論之嚴謹，思想之周密包羅之廣博，與辨析之有力，恐怕自洛克以來無任何人能出其右。海氏在西方自由思想史的地位自《通往奴役之路》建立基礎，至此書之出版，似有前越古人，後無來者之勢。”
林說自己“苦讀”此書，至此“應用自如”。他認為，回頭讀洛克、休謨、愛克頓、密爾、托克維爾時反而覺得他們一鱗半爪，雖然各有所見，但所見者似乎沒有不被哈耶克吸收消化用現代語言重新有系統地報告過的。
“這本書自然不是萬無一失的‘聖經’，尤其是在第三部分。”林引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經濟學教授lord Robbins的評論來支持自己的觀點。
不過，林還是覺得殷會喜歡此書。他請海耶克在首頁簽字紀念。
林提到，海耶克可能離開美國去德講學。
“我私心希望至少他再留意年，下一學年我可集中精神跟他弄歷史和社會科學的方法和他們相互的關係，否則便很難找到最理想的導師。”
大概哈耶克沒有想到，他在西方冷遇的思想，有兩位迫切的知音。
實際上，5月29日，林就通告殷：哈耶克定於5月30日離美。說是經濟系弗裏德曼等和芝加哥大學當局談好了，挽留其65歲時不必退休。不過，哈耶克已經接受聘書了。“非常遺憾，再跟他念一年就好了！”
林打算次年跟密爾頓•辛格（Milton Singer）學習。不過他抱怨“不過只是一個好教授而非思想家！”
哈耶克搬去西德，執教於弗賴堡大學。在那裏，他完成了《法、立法與自由》。

肆。
哈耶克離開美國，林與殷關於他的交流並沒有就此結束。
8月18日，殷寫信給林，談哈耶克的書。“至少自二戰以來，保衛自由的偉大著作，就我迄今所知，只有兩本。第一本是總所周知的K. 波柏爾先生所著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IMIES。這本書是從思想史的著手俯衝而下來解析地保衛自由。第二本我看就要數海耶克先生這部大著了。”
“這部大著，一開局就不同凡響：氣象籠罩著整個自由世界的存亡，思域概括著整個自由制度的經緯。不僅此也，海耶克先生不僅能作此大幅度的開展，而且能將它所立原則，具體地引用於一些緊要的個別問題。這是一般思想家所望塵莫及的地方。”
並且，殷還對哈耶克的治學發表了看法。說哈耶克注釋也精到，“三步一崗，五步一崗”，“附注之多，簡直逼得人透不過氣來。”。
“我想，在港臺一帶，我即令不是唯一能瞭解他在political theory方面的人，也是極少數的人之一。”
此函透露出殷的佩服與自得之情。之後，殷、林二人對知識份子生態進行了推心置腹地談話。
在歲末的通信中，林回應了殷“對於國內、國外知識份子的概歎”。他引述了自己此前給另外一友人的長信說：“我覺得很寂寞，不但在情感上如此，在思想上更是如此，看看咱們這一代年輕人，再看看老一代，有幾個是頭腦清楚並對聲明具有熱誠的人？……時至今日文明可能隨時毀滅，真正可以珍惜的是個人和個人間真摯情感的交流。……中國畫裏有所謂‘真性行情’，這和英文裏的sincerity相近，這是我最珍惜的，反而言之，沒有真性情的人是我最厭惡的。”
林還引用了另外一封信：“我Jude你應該憑藉良心和知識，對於老先生們的虛妄，予以不客氣的批評，中國一切都積習太深，非用越格手段不能改良，這種作風可能招致多個人的不便，但人生不過百年，個人的不便算得什麼呢？有人說吧人生看穿了容易變成cynical，才能使一個真正的理想主義者，也只有真正的理想主義者才有批評社會的權利。”
林時年29。“這些話，自然是建立在對於生命具有信心的基礎上，我覺得誠懇或欺詐，努力做人或玩世不恭，都和對於生命是否具有信心有很大的關係。聲明的前提必須預設在某一種意義上，至少我們要去尋找，去發掘聲明的意義。”
10月8日，林告訴殷，他可能寫關於西方思想對於中國知識份子影像之類的論文題目。
而且，哈耶克當年秋天也會芝加哥大學講學，漢娜·阿倫特被聘開始授課。
阿倫特“一頭灰白的頭髮，是一位很和諧的老太太，頭一堂課，因為人數太多換了兩次教室。”
而林自己已經和阿倫特單獨講好了到時課程，跟他念亞里斯多德的《妮可瑪欽倫理學》。
殷回復了林的課程，表示自己對馬克斯·韋伯比較感興趣。
根據1965年2月9日的信，林因哈耶克推薦，獲得Earhart Fellowship，並忙於給哈耶克寫報告，連給殷即刻寫信。

伍。
在這封信裏，哈耶克提到“他和他的夫人”。哈耶克夫婦準備9、10月間訪臺三道四星期。

（待續）

有刺客

這大概是許知遠寫得比較好的一篇文章。原滋原味的中國。或許也是對以往西化非議的潛意識回應和較勁。

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許知遠，2009-03-19，原標題《刺殺者》

壹
就是在這裏吧，吳越問，舍一生拼與艱難締造，孰更易？
一九零五年夏天，蕪湖縣長街二十號的這幢二層小樓必定顯得逼仄狹窄，它裝不下這幾個青年的高漲情緒和激烈言語。他們在商討如何去刺殺即將出洋的五大臣。這五大臣準備前往日本與歐美考察政治體制，以為清王朝可能實行的君主立憲做準備。
這一年，吳越二十七歲，他從讀書的保定趕往家鄉桐城，他的母親生了重病。途徑蕪湖時，他來這裏探望老朋友陳仲甫，後者正在這辦一份《安徽俗話報》，還沒有開始使用日後著名的名字——陳獨秀。桐城隸屬安慶府，而陳仲甫出生在安慶府老城內，兩人算得上同鄉，陳比吳小一歲。三十二歲的湖南人楊篤生和和二十歲江蘇人趙聲也在場，他們也是相約到此的。
他們或在新式學堂相識，或是通過朋友介紹，或是在東京時相遇過。這是那個時代的風尚，青年人四處遊蕩、結交、爭辯、辦報，有時他們還一起做炸彈。楊篤生是一個宣導用炸彈來暗殺的人，之前暗殺者普遍採用手槍，它的威力太小了，暗殺者普遍缺乏訓練，也很少命中目標。吳越第一次看到在山谷裏的炸彈試驗時，大喜過望，仿佛找到了快捷的解決之道。陳仲甫與楊篤生就是在上海一起研製炸彈時相識，當時常來學習的還有一位滿清翰林，他叫蔡元培。
他們生活在一個思想劇烈轉折的年代，少年時都曾研讀四書五經，準備成為儒家學者中的一員。但是一八九五年的中日戰爭，驚醒了中國“四千年未醒之大夢”。他們是同代人中頭腦最敏銳的，或許也是情感上最衝動的一群。舊的思想秩序坍塌了，他們迫不及待地接受新潮流。梁啟超曾是他們集體的導師，用自己匆匆學習的知識，匆匆地告訴他們整個世界的模樣。
但是，急劇變化的時代讓今天的新思想變成了明天的陳舊物。重大的歷史時間走馬燈式的上演，一八九八年的百日維新，一九零零年的義和團運動，一九零三年的拒俄運動，一九零五年的日俄戰爭、廢除科舉……一八九八年時，康有為、梁啟超還是激進派人物，到了一九零一年，則已被斥責為頑固的保皇派，更激進的革命派已經興起。
那真是個興奮、豐富、刺激而有混亂的年代。新學堂、新報館和新書局不斷建立，他們造就了一個中國歷史上未見的公共平臺和學生人群。自由、平等、博愛、民權、進化、權利、競爭、歐化、國粹、尚武、保種、保教、立憲、革命、個人主義、民族主義、國家主義、民生主義、軍國主義、虛無主義……新名詞、新概念，成群結隊、相互矛盾地湧來。它們讓一代青年既亢奮又迷惘，他們的頭腦就像是各種思想的跑馬場。吳越留下的自傳中生動地記錄了這一切。早期，他閱讀梁啟超的《清議報》，所以就天天和別人談論立憲，斥責西太后昏庸，而光緒帝聖明，倘若別人不同意康、梁的主張，他就排斥他們。但是當革命派的聲音流行時，他又閱讀《猛回頭》、《革命軍》、《皇帝魂》，他的思想又為之一變，感慨說梁啟超幾乎誤導他了。
一場重大而激烈的爭論已經開始——面對強權的欺侮，中國能夠依靠由上而下的改革來實現強大，還是必須要通過一場革命、推翻滿族人的統治來實現，這一小部分異族人壓抑了廣大漢人的能量，只要推翻它，中國的種種困境都可能迎刃而解。

贰
小樓裏的這四個青年，傾向于後者。言語的激烈、行動的極端，是那個時代的風尚。這位陳仲甫就曾在兩年前留學日本時剪了清朝學監姚煜的辮子，當時由張繼抱腰，鄒容捧頭，陳來揮剪。捧頭的鄒容已死於上海監獄中，才十八歲。死亡加劇了他的傳奇色彩，他那本激烈的《革命軍》在青年學生中幾乎人手一冊，它鼓舞起英雄式的殉道精神。
這種殉道精神，似乎也是他們應對現實的被迫反應。王朝的體制依舊強大，革命組織弱小、分散、缺乏組織。後者也缺乏足夠基礎，他們只是一群受過新式教育的青年人，和廣闊的社會基層格格不入，也難以取得普通人的理解。在某種程度上，他們像是俄國知識份子的翻版。俄國革命者索菲亞·佩羅夫斯卡的確引起了他們的共鳴。這位著名的無政府主義者，出生于沙皇官僚家庭，卻成為了一名激進學生，組織了恐怖組織，最終在一八八一年刺殺沙皇，失敗後被處死，年僅二十七歲。當她的故事被介紹給中國的學生時，她的冒險和自我犧牲，的確令他們血脈賁張。恐怖與暴力受到日益的推崇，它似乎是應對無邊的腐爛與黑暗的最簡潔、有效的手段。
這些青年不僅受到這些俄國無政府主義者的鼓舞，來自歷史深處的迴響也影響著他們。年少時他們都受著中國古典教育，要進入士林，而士的精神中有一脈正是為了道義而自我犧牲的精神，從東漢太學士的清議到明末的東林黨人，再到幾年前譚嗣同的慷慨赴義，為了某種信念，而抗爭權貴、以身殉道，被世代傳誦與崇敬。
吳越或許是這四個人中最激烈的一位。萬福華在去年刺殺前廣西巡撫王之春、王漢刺殺戶部侍郎鐵良的事蹟就曾深深震撼他。二十一歲的王漢尤其代表那一代人的激烈程度：鐵良的防備嚴密，他無從下手，燃燒的怒火無處發洩，他憤而投井，留下遺書一封。
吳越的試圖刺殺物件不斷改變，慈禧太后、鐵良，都難以得手，而這次五大臣給予他新的希望。況且，他們都在擔心，倘若清王朝真的立憲成功，革命就無望了。此刻的中國，像是一場改良與新政的賽跑。在很多方面它黑暗和潰爛，但另一方面它似乎又在銳意進取，開辦新學堂、鼓勵商業公司、取消科舉制、大練新兵、考察立憲，種種在一八九八年無法實現的革新舉措，一個接一個的發生，加爾文•馬蒂爾，一位長期生活在山東的長老會傳教士，代表了很多旁觀者的看法。“目前的情況與我四十一年半前到來時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他在一九零五年給朋友的一封信中寫道，“那時任何東西是僵死和停滯的，但現在是活躍和變化的……不遠的將來必有偉大的事情發生。”
吳越試圖能中斷這個進程，以促成革命的到來。我無法猜想小樓的景象，據說他問出開頭的那個問題後，其他三人說當然是前者容易，而建設起一個新國家難了。吳越於是說，我來完成容易的，而你們來完成難的。他知道自己必將一死。
九月二十六日，北京正陽門火車站像是舉辦一場盛大的告別宴會。五位考察大臣在親友、大臣、社會各界人士的簇擁下，準備離去，之前他們剛剛集體拜祭祖先。載澤、徐世昌、紹英三位大臣坐于前車廂，而戴鴻慈和端方則坐在後面的車廂裏面。
突然間，一聲巨響，人群一片譁然，前車一個一身皂隸裝扮的瘦弱男子倒地，他的腹部已被炸開，五臟六腑已經流出。沒人知道他是誰，只知道又是一次未遂的暗殺。

叁
“就是在這裏”，老太太指著這間大韓日化雜貨店說。我在這蕪湖長街走了好一段，問了一家又一家——陳獨秀當年辦書店、鬧革命的長街二十號在哪里？
沿青弋江而建、從魚市口至長江口的這條由紅色麻石和青石板鋪就的小路，曾是蕪湖繁華中心，號稱十裏長街。街兩旁是林立的商鋪，販賣著來自全國各地的貨物。因為被開闢為通商口岸，和長江航運的日益發達，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的蕪湖曾是南方最繁榮和開放的城市之一。西方的商人與傳教士紛至遝來。他們給本地帶來了被入侵的屈辱，但也帶來了種種新事物和新觀念。美孚公司的洋油，勾人魂魄的照相術，懸掛著米字旗的鳴笛汽輪，還有聲稱能拯救靈魂的耶酥，人們習慣在每一個新事物前加上一個“洋”字，“洋油”、“洋火”、“洋布”，還有“洋大人”，它們都代表一個更強大的力量……
長街二十號的店鋪，就是一家“洋書店”，它叫蕪湖科學圖書社。這裏沒有《三字經》、《千字文》、《大學》、《中庸》，有的是《申報》、《新民叢報》、《大公報》、《時報》、《東方雜誌》，書籍則是翻譯小說、人物傳記，很多出自梁啟超的手筆。店鋪裏也沒有財神的龕籠，遇到特別節日不燒金銀紙，甚至也沒有“老太”的牌位，蕪湖人都知道“老太”的威力，她是成精的狐狸，不能得罪。它還在門口安裝大玻璃窗，夜晚時，“洋味道”還會更明顯，電燈的光芒穿過玻璃門，亮堂堂的，而其他店鋪只是昏黃的洋油燈。就連長街上隨處可見的乞丐也能明白這一點，當他們在書店門口討飯時，只要旁人說一生“這是洋書店”，他們頓時就前往別家了。
陳獨秀就是在這家書店裏辦他的 《安徽俗話報》的，那場悲壯、殺氣騰騰的談話也是在這裏進行的。
“洋書店”在九十年代初的城市改造中被拆毀了，那時的陳獨秀似乎仍生活在“託派分子”與“右傾機會主義”的陰影中，他的名聲沒能保存住它。熱情的老太太已經七十歲了，她在隔壁開一家衣物店，她的那個膚色特別白的女兒正熟練地給一個客人裝一包赫色的手套。她家是長街不多的老房子，大概也是建於晚清了。她的父親也是個生意人，在這裏賣工廠所需的銅扣。他見過陳獨秀，也向他的女兒談起過他。“後面有一條窄窄的巷子”，老太太努力恢復起她記憶碎片，“清兵來抓他時，他就從後面跑走。”
她挪動著矮胖胖的身材，帶我們去看她的家，它的結構和陳獨秀的洋書店一模一樣。從外屋到裏面有條狹窄、幽深的過道，沒裝燈，黑黑的，只靠出口的光線來照亮，就仿佛我們一不小心踏入了時光隧道，出了走道，就會遭遇到正在爭論的陳獨秀和吳越。堆滿了成堆的衣服的走道，最終沒變成時光隧道，老太太帶著我們走到裏面，再上樓，側牆上已生滿了青苔。
十裏長街仍舊熱鬧，卻再不是繁榮的中心，它甚至也不能說是十裏了，一幢正在建的高樓生硬地截斷了它，只有上年紀的人才記得。一家接一家商鋪，從床單、暖瓶、年畫、衛生紙、電視機到文具，你能想像的關於生活的一切用品，這裏都有。來這裏逛的只是附近郊縣的批發商了，他們將這裏的貨物再賣給鄉下。每一家店鋪都雜亂、擁擠，路面髒贓的，大家都習慣於在這種無序和簡陋中生活。白牆灰瓦的舊樓已被幾乎拆光了，換上的兩層磚樓——它們既沒有過去，也沒有簇新的將來，只等著被替代。只有看板是鮮豔和明亮的，半裸的白種男人與女人，這些不知從哪里找來的模特，展示不知從中國哪個偏僻工廠生產出來的內衣——它們都有個洋名字。
我們沿青弋江散步，它窄、水流很小，不比它的名字那樣逸興，兩旁高樓拔地而起，都算是江景豪宅了吧。過了中山橋，再有兩百米就是長江了，它平靜的流過，中江塔還殘破地矗立在江邊，不過一個嶄新的透明怪物也矗立它對面，不知為何，我想起了吳敬仲，兩天前我在桐城見到了他，他是吳越的孫子……

（作者的郵件：edmund.z.xu@gmail.com，他最近的一本書是《醒來——從甲午戰爭到鍍金年代》）

豪傑凡民

豪傑凡民之分，只從庇人與庇於人處識取。 ——《李贄文集·別劉肖川書》

不智故不仁，故無勇，而智實為之先。——《複耿侗老書》

中國式廁所与茅所長的帽子

茅（天則研究所）所長於軾先生，小心窮人在你帽子裏撒尿拉屎

最近裝修辦公室。廁所的位置，也在討論之列。我們的辦公室是不是需要量個廁所？因為，辦公室分為兩部分，所以，是不是兩部分要分別有一間廁所。這樣方便方便。
對於中國人而言，方便，可以隨意，也可以精心。山野鄉民，公路邊，就面朝青草盡情釋放。有意思的是，從成都到上海，都有這樣的現象，而且在大街上。而且，人們在上海似乎還更加鎮定自若。
上海地鐵的流動廁所，實在不怎麼樣。
上海火車南站，新建幾年，洗手間，成了吸煙室。滾滾濃煙從洗手間蔓延而出，整個動車組候車室味道濃重。
據說，上海規劃市區在某個期限內要實現多少米內一定要找到廁所。
廁所是城市的大事情。五星級廁所遍地開花，從縣級市到上海，廁所日趨豪華。不管怎麼豪華，不管怎麼香氣撲鼻，我還是覺得香港的廁所，舒適。
地上沒有亂七八糟的腳印，很少遇到壞的水龍頭。
我曾經買過一套有趣的歷史書，什麼洗澡的歷史之類，就缺人考證廁所的演進。而且都是西方的視角。甚至看過一本《屁的歷史》，記錄人類對屁的處理。
網路搜集，某博客說是有一本《廁神：廁所的文明史》，倒是沒有看過。博主說，該書彙集了眾多有"歷史價值"的廁所、便器、茅屋，以及有"代表性"的人類排泄習慣。從中，我們既能看到遠古人類為處理自己的排泄物如何馬虎，又如何費盡周章；宗教禁欲的中世紀，人們在排便和信仰上帝的問題上如何左右為難；啟蒙時代，人的理性思想大大發展，而處理糞便的能力卻依然止步不前，為那個時代"完美的人"的形象留下了"汙點"；維多利亞時代"體面而正經"的便壺映射了那個時代特有的保守的道德觀；近世人們如何處心積慮地發明抽水馬桶，各式各樣的創意設想，讓人忍俊不禁，等等。此外，該書還關注廁所亞文化---那些諱稱、別名、塗鴉。閱畢全書，一條廁所發展的長河在眼前流過，該書一開篇就宣稱，人類文明並非從文字開始，而是從第一個廁所發明開始。博主還注明：》（美）朱莉·霍蘭著，許士鵬譯，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月 。
有時間一定買來研究。
百度還記錄：“上廁所也有很多種叫法，古代叫更衣，後來叫解手，現代叫方便，叫如廁，叫出恭，上洗手間。粗俗的叫大便小便，文雅的叫洗手。西方人把上廁所說成是摘花，日本男人在野外方便叫打獵。”
不過，我還是關心中國式廁所的演進。
“據《周禮》記載，我國早在三千多年以前就在路邊道旁建有廁所。”
《說文字釋》中詮釋“廁”字時說，“廁，言人雜在上，非一也……言至穢之處宜常修治，使潔清也。”
“宋太祖趙匡胤平定四川，將後蜀皇宮裏的器物全運回汴京，發現其中有一個鑲滿瑪瑙翡翠的盆子，愛不釋手，差點兒用來盛酒喝。”可見，中國古代上流，還是注重廁所的。
不過，中國貧民大概就沒有這樣的愜意生活了。
百度知道稱，在16至19世紀的北京，也就是明王朝和清王朝時期，商業一片繁榮的背後，是公共設施的匱乏和管理的無序。偌大一個北京城，公共廁所寥寥可數，以致有“京師無廁”的說法傳世。明代王思任在《文飯小品》中直陳時弊，將京城比喻成一個巨大的廁所。
蔣介石發起的“新生活運動”，也有對吐痰和如廁文明的內容。
不過，到今天，在各類廁所裏，都還可以看到可愛的標語：來也衝衝，去也衝衝。小便入池。等等，林林種種。
在廁所文明的進程裏，有一個故事，大概所有人都知道。據說，劉邦取天下，竟然用文人帽子撒尿。
最近，經濟學家茅于軾先生，也專門提到了廁所的事情。他為防止富人買廉租房出了一計：廉租房不弄廁所。
不知道茅於軾（天則研究所）所長先生，是出於什麼理論。但是，我認為，為文明計，既然是給人住的房子，不管是富人窮人，都還是應該有廁所的。
不然，窮人，就要向你的帽子裏撒尿拉屎了。

好好工作，相擁入睡

我以為時代雜誌會出怎樣的手筆來拯救世界。
2009年3月23日封面報導《10大IDEA立馬改變世界》，為全球經濟再造下的普通人開了藥方。這些藥分別是：工作才是最有價值的資產。到郊區去。新加爾文主義。大興土木溝通州際。生物銀行“儲存”器官。租個國家。打開非洲生意。“生存店鋪”。環保智慧。心態永遠年輕。
工作才是最有價值的資產。到今天，居然成為了新的觀念。
每天7點鐘，醒來，洗洗，下麵條，換衣服，背包，換鞋，電梯，地鐵。有時候枯燥得我都想大叫“臥槽泥馬”。地鐵裏有百萬個像我這樣的人。在爭吵中，穿越城市地下空間。人們走出地鐵站，奔赴寫字樓。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好奇，他們在地鐵裏都在想什麼。這些日子，我想，有許多人都在思考一件事情：公司會不會把我裁掉。
上班的時間越來越短了。5天工作制，7小時工作制。從歐洲到中國，這成為了潮流。同時，我們的貸款越來越多。買房子貸款，買車子貸款，買筆記本電腦貸款。一個簡單的問題是：這個世界，到底還有誰來認真工作？
各國都發明瞭各式各樣的機器人。資訊化也讓我們的工作更為快捷。我們仿佛都被解放了。不，我們被驅逐了。創造財富的激情沒有了。工作成為了敵人。
突然之間，經濟危機卷走了我們身外之物，我們才發現，自己裸體如此。我們發現，在大學的日子，實在不該荒廢。我們的勞動價值才能真正讓我們感到安全。
我們的心飛過天空，現在，我們雙眼重新看到雙手。人，不過是地球上的一種動物。需要奔跑，需要打鬥，我們才有食物。
這個時候，我突然發現，生活的詩意，又回來了。早餐一定要吃好。還照顧家人吃好。要到辦公室的時候，想想是不是可以幫同事帶點什麼吃的？同事的花草是不是忘記澆水了？互聯網不要用來耗費青春了。還是多陪家人吧。多傾聽家人關於工作的煩惱。在繁雜的工作之後，我們美美的吃一頓，看看電視，看看書，然後相擁入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