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響

“四川人和重慶人真苯，家門口有事情都弄不清是怎麼回事，苯！笨！笨！”
這是山西網友對新華社稿的回應。新華社原稿是這樣的：

新華網成都1月11日電（王東明、盧曦） 針對重慶8日發生巨響一事，成都軍區空軍訓練部門負責人11日在接受新華軍事記者專訪時表示，成空駐重慶飛行部隊8日正常飛行訓練，於8日17時26分全部結束，參訓戰機全部安全著陸，沒有發生任何飛行訓練安全問題。
這位負責人表示，重慶市區8日發生巨響的來源，與部隊飛行安全無關，關於戰機墜毀的說法更是毫無根據。

國民比較樂觀，對三響，有如下理論解釋：
屁論。紛紛自稱放屁三響。
麻論。和了！
飛碟以及外星人論。“外星人到地球！！！！”重慶網友如此說的。不過此論，與我妻近來研究方向頗為接近。
變形金鋼論。重慶網友此解，我實在沒弄懂。
醬油論。“對不起，是我打醬油的時候，不小心把醬油瓶子摔碎了，再次道歉，嚇到大家了！”
地震論。去年，臨近四川的重慶，也受到不少驚嚇。害得家父徹夜為家裏人站崗。
爆炸論。重慶氣井爆炸也有發生過，天然氣大洩漏也發生過。
飛機論。甚至有青島線民認為系“用彈弓擊落”。民航說沒有，軍區也說沒有。明報倒是說有，援引消息人士。不過，前段時間報料宋秀岩主政山西，被澄清。以後明報官網也上不了了。
山西網友這次倒是罵我們四川、重慶了。其實，山西的事兒，他們不知道的多著呢。山西人民就生活在一個巨大的“黑磚窯”裏。
上海人不評論這事。目前他們關注迪士尼。如果他們評論，可能會說：米奇又把貓打骨折了！
按我說，是他娘的偽鈔製造商，把中國佔領了！

易中天解讀“大上海”

何東：這麼多拍上海的電視劇，我想請問你了，沒有一個把舊上海的真實拍出來，全在做這種表面的裝修，北京有，香港人有自己的電影，就是拍不出來上海的這個地域性，包括你書裏寫到的有根據的那些東西，為什麼？據你看。
易中天：不知道，我看的電視不多。但是我們現在很多人喜歡從表面或者是一種成見，用流傳的成見去看問題，不思考，不思考就信以為真了。像上海這樣一個城市，你要解讀它是要花很大功夫的，你想想它從一個小漁村，突然一下子成為一個遠東第一的國際化大都市，它裏面肯定有它的東西。
但是我們現在，不客氣，何東兄，包括像你這樣的，一提起上海人好像就是嬌嬌嗲嗲，就是”燒兩個小菜吃吃“，好像就是這種小裏小氣的、女裏女氣的你們以為就是這樣，它能稱為大上海，它能出黃金榮、杜月笙那樣的人嗎？蔣介石能從那兒起家，他其實裏面有大氣的東西，只不過他的大氣是不張揚的，他的大氣表現在一種相容和包容。

何東：他不可能僅僅是百樂門跳跳舞，杜月笙他們？
易中天：有這些，但是他不僅僅是這些。上海有句話講”要做大“，就是你要做大，它是能做大的，這是它比廣州快的原因。廣州其實是中國最早的對外開放的港口，廣州的外貿的歷史是很長很長的，這個經商傳統是很久很久的。但是《南京條約》五口通商以後，上海上的多快。它裏面有原因的，這些東西被那些表面上的甜、嗲，遮蓋了那種上海真正的本質，很少有人去挖掘和發現。

匪

我們難道不是匪麼
又沒入廟堂
又不願意為奴
於是，我們就成了匪

王元化先生罵文匯報亂改稿

王元化先生《九十年代日記》（上海古籍出版社）記載，1990年9月，他參加雙周理論座談會，並發言。朱鎔基要求《文匯報》整理發表，結果“又刪又改，剩下的原文沒有幾句，變成一篇言不及義的應酬文”，王老“十分氣氛”。當為鏡鑒。

《瞭望》雜誌：現在已經進入群體性事件高發期

路透北京1月6日電——《瞭望》雜誌刊登文章稱，2009年可能成群體事件高發年，因就業形勢惡化，容易激發農民工和大學生群體的不滿情緒。
新華社記者黃豁說道：“毫無疑問，現在已經進入了群體性事件的高發期。”
“而且2009年中國社會還可能面臨更多的矛盾衝突，更加考量各級黨委政府的執政能力。”
目前，中國社會穩定面臨的最大風險在於，許多大學生畢業面臨就業困難或收入較低的困境，並且不少出口工廠倒閉，導致大量農民工失去工作。
據黃豁估算，2009大學應屆畢業生加上尚未就業的2008年大學畢業生，總數超過700萬，而即使2009年經濟增長能保持8%的增速，也只能提供約800萬個就業崗位。
黃豁還補充道：“如果2009年大批失業農民工超過半年以上還找不到工作，沒有收入，遊蕩在城市，問題就會很嚴重。”
新華網亦刊登了這篇文章，其中稱，應避免將一些群體性事件“泛政治化”，否則不利於解決問題。
黃豁表示：“如果將之作為反對政府的行為強力彈壓，恰恰會將問題搞得更加複雜，直接的結果是加劇了官民之間的對立。”

訪談錄
黃 豁：新華社重慶分社新聞部主任
郭奔勝：新華社江蘇分社總編室編委
鐘玉明：新華社廣東分社副總編輯

針對2009年社會和諧穩定面臨的新形勢，《瞭望》新聞週刊專門邀請長期在一線採訪群體性事件，素有研究的3位元本刊記者，請他們進行預測，分析形勢。 他們認為，2009年有可能成為群體性事件高發的年份；同時，各地提高敏感、早做準備，創新思維、完善機制，同樣有可能使之成為深化改革、創造社會和諧的新契機。

當前群體性事件是否進入高發期
黃豁：毫無疑問，現在已經進入了群體性事件的高發期，而且2009年中國社會還可能面臨更多的矛盾衝突，更加考量各級黨委政府的執政能力。
當前，最敏感的問題是要努力防止金融海嘯引起的經濟壓力轉化為社會危機，重點在保經濟增長、保障就業、保障民生、保持穩定。
金融危機對我國影響正在加劇，沿海不少中小企業已經停產、倒閉，大量的農民工返鄉，必然增加就業壓力；同時，明年大學應屆畢業生加上今年未就業的大學畢業生，總數超過700萬，而即使我國2009年經濟增長能保持8%的增速，也只能提供約800萬個就業崗位。同時，2008年是中國國有企業政策性破產的最後一年，下崗或失業人員比往年增多不可避免。一旦因就業困難，失業率高企導致個人生存危機，社會矛盾有可能尖銳化。
因此，當前最敏感的問題是“就業”問題，主要是“農民工”和“大學生”兩個群體。對農民工來講，他們已經完全適應了城市化的生活，特別是“80後”的二代農民工，他們的期望值比其父輩高，忍耐力卻比其父輩低，留在城市的願望更加強烈。據重慶在一些勞務輸出大縣的調查表明，有近80%的返鄉農民工表示，不願意留在農村，即使找不到工作也願意呆在城市。
如果2009年大批失業農民工超過半年以上還找不到工作，沒有收入，遊蕩在城市，問題就會很嚴重。
大學生就業則不僅僅關係到就業，而且關係到社會公平。因為教育就是社會底層向“上”流動的主管道。對社會底層人群而言，子女有希望，他們就不會絕望。如果大批普通家庭發現對子女高昂的教育投資換來的是“畢業就失業”的結果，容易影響社會和諧。
2009年的敏感時期，一個是春節過後，農民工大量外出找工作之後的一個月；另外一個就是7月份大學生畢業前後的時期。

當前群體性事件有何新特點
黃豁：當前，體制轉換、結構調整、社會變革，在廣度上已涉及經濟、政治、文化等所有領域，在深度上已觸及人們具體的經濟利益。在這個大背景下來看待當前的群體性事件，絕大多數都是群眾為了維護自身利益，利益個體自發組織起來，通過集體行動，喚起政府的關注，使自身利益能得到政府的確認和保障。
因此，群體性事件的定性還應沿用過去“人民內部矛盾”的思路，切忌胡亂定性和“泛政治化”。對於群體性事件，黨政部門既要重視，也不要談虎色變，覺得是多麼不得了的“政治事件”。如果將之作為反對政府的行為強力彈壓，恰恰會將問題搞得更加複雜，直接的結果是加劇了官民之間的對立。
當前群體性事件的共同特點可以概括為：社會矛盾已形成一定的社會基礎和群眾基礎，一旦有適當的導火索，往往迅速爆發，呈現出衝突升級快，對抗激烈，社會破壞力強，處置難度大等特點。
同時，看似偶然的“火星”的背後，都有一堆必然的“乾柴”，導致小事迅速升級，演變為大規模的激烈衝突。這說明在社會利益格局和利益關係不斷調整的轉型時期，社會危機可能僅因為人們不滿情緒的相互感染而凸顯，甚至一個街頭糾紛也能釀成一場波及全城的集體無理性發洩。
近來的群體性事件還出現了一些新特點。比如廈門“PX”項目風波、重慶及其他城市計程車罷運這些都是“非典型性群體性事件”。與過去大規模群體性事件動輒打砸搶燒，警民衝突激烈的狀況相比，訴求者通過“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爭取利益。這與社會進步有關，但同時也取決於地方政府的寬容度和政治智慧。雙方都意識到，用談判、協商、平和的方式解決問題的成本比暴力要低得多。

如何把握群體性事件的處理分寸
黃豁：前幾年，地方政府對群體性事件普遍表現出“不適應症”，判斷失誤、處置失當的例子比比皆是。但從近期的群體性事件來看，地方政府處置水準比過去有所提高，無論是處置思路、處置方式都有一定變化，體現了一定的“學習能力”。
比如，在資訊公開和引導輿論方面，政府過去都是保持沉默，導致流言、小道消息滿天飛，現在無論是“甕安事件”，還是“雲南孟連事件”，地方黨委政府都較快地發佈了資訊，傳遞了自己的聲音。此外，像對“重慶計程車罷運事件”的處置，為資訊時代地方政府處理重大民生問題和突發事件提供了有益借鑒。
雖然有一定進步，一些地方在處置群體性事件中的失敗教訓還是很多。最突出的教訓就是地方政府部門沒有擺正自己的位置，在市場經濟的利益博弈中嚴守“政府中立”原則，反而把自己和強勢利益集團捆綁在一起，“執政為民”的宗旨被異化為“為老闆服務”和“為資本服務”，在處置群體性事件中動輒用高壓手段對付老百姓。“雲南孟連事件”就是典型。
還有一個教訓就是一定要讓幹部敢於講真話，敢於面對矛盾，這需要建立與之相適應的幹部考評機制。
中央坦承現在是“矛盾凸顯期”，但具體落實到實際工作中，不少地方又苛求基層“不能出事”，不發生群體事件，無大規模上訪，無人進京上訪就叫“穩定”，評價幹部能力和政績也以此為重要指標。所以，基層誰都不敢主動向上暴露問題、講真話，拼命把負面消息壓住，採取各種辦法把上訪的人攔住，事情鬧大了才向上級報告。“穩定”如果變成了一種“社會控制”，在實際操作中就成了“搞定就是穩定，擺平就是水準，無事就是本事，妥協就是和諧”。這必然導致群體性事件“小事拖大，大事拖炸”。
鐘玉明：地方政府要特別注意避免採取“飲鴆止渴處置法”：只要能快速平息，要錢給錢，要人放人；法律條文、法律程式，一概拋到九霄雲外。這樣的結果，使平息群體性事件成了“反法制建設”活教材。
當前，對於處置群體性事件，在一些地方有一個默認的“成功標準”：快速讓群眾散去。至於手段是否合法，對今後社會管理造成什麼影響，甚少探究。
為了快速“止渴”，一些地方處置群體事件不遵循法律程式，以提高時效。在這樣的誘導下，群眾越發“講理”不“講法”——只要我利益受損了，我“有理”了，怎樣鬧都行，政府都要立即滿足。
政府滿足群眾訴求的速度越來越快，公眾心理反而越來越急躁，抱定一種“立等可取”的心態。人們擔心，一旦聚集人群散去，一旦媒體關注點轉移，政府就會撒手不管。乃至像計程車管理體制改革、打擊黑車等涉及巨大人力物力投入的改革，也要求立即見效。一些醫療事故引發群體性事件，案件解決有其客觀制約，有時候一個檢驗就需要半個月時間，但媒體往往會以“事件已經過去四天，案件依然沒有進展”來表示不滿。
為了快速“止渴”，“闊政府”花錢買平安，給“窮政府”和企業提出難題，給其他地方製造了難題。比如東莞樟木頭鎮合俊玩具廠倒閉，老闆逃匿。當地政府立即承諾墊付工人全部工資。工人滿意之余，立即又要求遠大於欠薪的種種補償。樟木頭痛快出錢，媒體大肆報導。此前，合俊玩具廠在廣東山區設立了分廠，此時一同倒閉，東莞“榜樣”擺在工人眼前，山區政府卻不如東莞這樣財雄勢大，愁壞了。
為了快速“止渴”，對群體性事件中使用暴力、觸犯國家相關法律的，有的地方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國務院《信訪條例》失靈。“推選五個代表人”的條款被漠視。一些地方公安部門拘押部分使用暴力的當事人，而群眾立即把“放人”追加為“訴求”，堅持“不放人絕不走”。於是，一些地方公安部門為了避免“不好下臺”，連現場抓捕暴力分子都縮手縮腳。像有關征地糾紛，有些人阻撓施工、打砸設備、攻擊政府工作人員或施工人員，都很少聽說受到法律制裁。

如何最大限度減少群體性事件的誘因
黃豁：明確定位政府角色，是預防和應對群體性事件的基礎性條件。權力必須退出市場，防止與民爭利，調整政府與企業、公眾的利益關係，形成基本和諧的“官民關係”。
回應群眾的利益訴求的前提是必須要暢通群眾的訴求管道，群眾訴求實際就是“民意”。民意是執政黨最可寶貴的政治資源，對民意的尊重是現代政治文明的核心。當前應建立健全尊重民意的體制與制度，不斷拓寬民意表達的管道，集中民智、反映民意、推動民主。但是，利用民意來指導決策現在還沒有成為幹部的自覺行為，不少領導幹部還是習慣於“為民做主”而不是“讓民做主”。要讓官員更為主動地回應群眾利益訴求，就必須要解決官員“對上不對下負責”的問題。
郭奔勝：發展黃金期，也是矛盾凸顯期，換句話說，就是“社會燃點”比較高的階段。這個階段，一些幹部患有“燃點”麻木症，對群眾情緒不在意，還經常刺激群眾情緒。
比如南京江甯區房產局局長周久耕，不久前說“地產商誰惡意降價就罰誰”，在會上抽名貴香煙，引發社會熱議。
周久耕沒意識到，他的言行擊中了兩個社會敏感點：一是社會大眾對高房價普遍有不滿情緒，中央這輪房市調整目的之一是要擠掉價格水分，還利於民。而周的言論顯然與群眾願望背道而馳；二是社會對幹部高消費不滿。坐豪車，戴名表，抽貴煙，一旦公眾把這些符號與一些官員的形象掛上了鉤，必然會激起新一輪不滿。
這在浙江溫州、江西新餘等兩起幹部公款出國旅遊事件中也得到同樣體現。

如何從根本上減少群體性事件
黃豁：從我採訪過的不少群體性事件來看，不少都是因為對涉及廣大群眾切身利益的重大決策、重大政策、重大專案和重大改革考慮不周或者估計不足而發生的，其中不乏因決策、政策失誤而激起民怨。四川省在2004年發生“漢源事件”後，就探索建立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機制，凡是涉及廣大群眾切身利益、可能因實施產生利益衝突的重大事項，都進行社會穩定風險的評估，凡是得不到絕大多數群眾理解支持的堅決不施行，從源頭上預防和減少了影響穩定的隱患。從運行情況看，取得了一定效果。
郭奔勝：當前，各級幹部四種“矛盾心態”值得深思：一是“拖”，一些矛盾是上任留下來的，到了自己這一任也不想去碰它，反正自己是有任期的，拖過幾年，自己一走了之，一些長達十幾年都沒有解決的矛盾往往屬於“拖下來”這一類。
二是“躲”，一位蘇北一個“上訪大縣”的前縣委書記說，他剛到這個縣任職時遇到200多人的集訪，堵住了縣委大門，一些幹部就讓他從後門溜走，他沒有這麼做，而是去和群眾對話，結果3天內就解決了群眾反映的問題。這位書記坦言，在基層，群眾從前門來，主要領導從後門溜的現象的確存在，躲矛盾、躲群眾、躲難聽話，這種心態在幹部之間相互“感染”著。
三是“捂”，一些涉法涉訴的矛盾，本來只要情況屬實，基層司法機關就應該啟動糾錯機制予以糾正，但一些部門為了怕考核丟分，就硬頂著矛盾不辦，導致一些群眾頻繁上訪，甚至產生了一些過激行為。當下要防止“捂矛盾為了考核好看，捂矛盾為了升遷順利，捂矛盾為了評獎評優”現象，成為對待矛盾的慣例。
四是“推”，一些群眾反映，他們最怕是涉及多個部門的訴求，通常情況是，哪個部門都沾邊，哪個部門都不願意去牽頭解決，導致問題在幾個部門之間推來推去，就是得不到很好的解決，一些問題一推就是幾年，情況變得複雜化。
上述心態不只是個案，在一些部門或一些幹部身上表現較為普遍，目前一些地方推出的“首訪”負責制，或許對消除這些“矛盾心態”有所幫助。

如何建立黨委政府主導的維權機制
黃豁：長期以來，一些地方黨委政府往往將“有組織、有預謀”視為群體事件難以控制的重要原因。但實際上，有組織的維權相對容易控制，事件組織者必須為局面失控造成的後果負責，他們會竭力控制事態惡化，而且願意充當與政府對話的代表。相反，那種完全無組織、突發性的洩憤型群體性事件反而破壞力更強。因此，要建立暢通有效的談判、協商機制，在平等、法制的軌道內解決利益衝突，就要發揮行業協會、工會、社會組織的作用，促使其健康發育，發揮其自律作用，使其成員追求自身利益的行為合法化、有序化、組織化。比如計程車罷運，如果有計程車行業作為勞方代表，與資方進行談判維權，就不至於一上來就是罷運這種最壞的形式。
郭奔勝：在社會利益格局激蕩變化中，維權成為社會各群體的共同話語。一些群體性事件的初期原因往往就是為了維護權益，而維權成本高又成為一些群眾心生怨氣的誘因。
當前，涉及拆遷、征地、分配、企業裁員等領域內的信訪案件居高不下，一個突出的原因是，一些政府部門常常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缺乏公正的裁決機制，結果是事了案不了，一些矛盾錯綜交織，沒完沒了。因此，給“社會燃點”降溫，需要有新思維。
建立獨立的第三方評估機制。在拆遷、企業改制等領域，價格評估是最重要的環節，而目前一些地方雖然實行了第三方價格評估，但其背後始終有政府的影子，因此其評估的結果往往不被拆遷戶和改制企業員工接受，埋下了滋生矛盾的隱患。當務之急是培育真正的第三方仲介機構，以其獨立性、權威性服務於政府與公眾之間的事項。
構建富有彈性的維權機制。當前各種矛盾千差萬別，把所有的矛盾都納入舊體制解決難以實現。應該在開放性的社會條件下，建設以體制內力量為主導，兼顧多元主體的維權新機制。比如外來工權益維護，工會等體制內的組織要承擔主要職責，但僅憑工會力量還不夠，可把“打工者服務部”、“志願者服務部”、“律師服務部”等民間力量通過購買服務的方式吸納到體制內，實現“為我服務”的目的。比如，沿海發達地區的外來工工傷事故很多，工傷群體的救治、生活保障以及精神安撫，可在工會等部門的組織主導下，交給民間力量去做，保障這個群體的權益維護實現最大化。
社會心理疏導從基層抓起。社會心理對立、不安，蘊藏著社會管理風險。針對社會轉型期的心理特徵，黨的基層組織、社區組織、志願者組織都要把心理疏導作為一項重要的工作來抓，大調解、大接訪，從一定程度上就是建立一個情緒釋放的通道，讓有話說的人、有氣的人、有委屈的人，有地方、有機會去表達。矛盾在第一時間、第一環節解決成本最小，這就要求基層幹部用真心對待群眾，用真情撫慰情緒，用真誠面對矛盾，不推諉，不扯皮，不冷漠。